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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而又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张竞生选择了前者。毋庸讳言，孙中山是张竞生的引路人，是先生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先生鼓励他走上了留洋之路，先生对他恩重如山。他当然是爱先生的，但君子爱人以德，他深信先生始终是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皈依的。当初，他在先生的领导下参与南北议和，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逊位，他将虚位以待，让袁世凯当总统，那时他们一班人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但先生不为所动，一诺千金，不负国民，以成共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如今，十年过去了，民国已不复当年的民国，而是满目疮痍，江河日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革命本色（5）
在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山先生进言，以息战事，以利民生。于是，他决定联络有识之士，一起劝告孙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并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以还政于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在法国留学时亦师亦友的李石曾，李石曾十分赞成，但感到单靠他们两人仍是势单力薄，必须找一个更有号召力的人来登高一呼，造成声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校长蔡元培。事实上，5 月13 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六名教授、学者已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李石曾、张竞生又有此动议，正好与他们的主张遥相呼应。三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张竞生着手草拟电文，蔡元培、李石曾则在当天的聚会或宴会中广为联络，动员大家列名联署。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蔡元培、李石曾、张竞生的联名通电，不过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无论是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还是孙中山依赖的南方各省军阀，都不可能用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结束南北之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而最终受害的都是人民。因此，他们既反对北方各派军阀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战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双方妥协让步，来解决南北之间的争端。这就是蔡元培、张竞生等书生之见的可敬之处，也正是其幼稚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惯于穷兵黩武的军阀，要求他们主动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历史又一次证明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和不屈不挠。尽管连遭失败，他仍屡仆屡起；尽管横遭物议，他仍泰然处之。
就在张竞生起草、蔡元培领衔致孙中山的专电发出半个月后，广东政局发生激变，陈炯明公然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危害孙中山。
孙中山在卫兵的护卫下避过叛军的枪林弹雨，逃离广州，安抵上海。
此次事变，举国为之震惊，政局之复杂，绝非书斋里的教授们可以预料。事隔多年之后，汪精卫旧事重提，尖锐地指出：“当5 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借辞发难，有6 月10 日炮击观音山之变。”把陈炯明作乱归因于这封电报，显然是过甚其辞，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都感到在政治上碰了壁，张竞生内心更感到惴惴不安，他为先前的幼稚而惭愧，也为先生的安危而牵挂。恰好此时李大钊赴上海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谈论两党合作之事。张竞生得知李大钊将往上海，特地请他转达对孙中山的歉意和问候。
在上海，孙中山多次会见李大钊，也单独会见陈独秀，对怎样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以及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孙中山诚挚地希望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革命。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返回北京后，张竞生专程到文华胡同24 号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探访李大钊。在客厅兼书房的西厢房里，李大钊客气而亲切地接待了张竞生。李大钊兴奋地向张竞生谈论此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的情形。上一年底，李大钊曾陪同受列宁派遣到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第一次会晤了孙中山，这番再次相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体贴地说，孙中山先生对蔡元培、张竞生等要求他下野的电报并不介意，相反，经此事变，他对中国社会各界有了更深的体察。在与李大钊推心置腹的倾谈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仅仅依靠少数地方军阀是行不通的，必须向苏联学习，与共产党联合，走民众的道路。
孙中山成了李大钊和张竞生谈论的中心，两人越谈越投契，不觉已到午饭的时间。李大钊邀请张竞生在李家便饭，张竞生也不客气，爽快地答应了。李大钊便引着张竞生来到中间的餐室，刚刚落座，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大姐就捧出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北京普通馒头，两人意犹未尽，边吃边谈。赵纫兰大姐又陆续上了两个素菜和一碗蛋花汤。饭菜虽然简单，但谈话的内容却愈发丰富了。这时，桌上的饭菜似乎成了他们谈话的道具，李大钊一边掰着手中的馒头往嘴里送，一边恳切地邀请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认为，在非宗教同盟运动与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张竞生的成熟表现及其与自己的默契配合，实际上已经发挥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再说，张竞生是老同盟会会员，虽未转型为国民党员，却也是理所当然属于国民党阵线的，目前，已有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到国民党，国共合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十分愿意介绍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共赴战场。
张竞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虽也有所担当，但却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发展。因此，尽管心里感激李大钊的信任，表面却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他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眼睛一亮，满怀期待地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张竞生：“第一，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要叫‘中国苏维埃’，如果定名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李大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去年正式建党时，就已明确定名叫‘中国共产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的初始阶段，并且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连张竞生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不太了解内情。
张竞生继续说：“第二，在新疆创立根据地，进可逐鹿中原，败可退守苏联，这样党可处于进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党员到军队中任职，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发动兵变，掌握政权。”
李大钊对张竞生富于远见的建议深表赞许，表示要与党的领袖和苏联代表商量反映张竞生的意见。李大钊始终感到张竞生人才难得，因此没有放弃对张竞生的争取。
席上，没有大餐，没有饮酒，但两位知心的同事兼战友却感到滋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时，赵纫兰大姐斟上了两杯淡茶，李大钊和张竞生以茶代酒，郑重其事地碰了杯后，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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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生水起（1）
在北大教授中，除了李大钊，张竞生认识较早、交往较多的要数胡适。他们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学系，年龄也相差无几，因此，彼此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当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适博士无疑是风头最劲的一位。他年纪最轻，二十六岁就被聘为教授，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北大“老兔、中兔、小兔”之雅称（蔡1867 年生、陈1879 年生、胡1891 年生，都属兔）；名气最大，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高揭白话文的旗帜，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并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术新锐，他一手写白话文，与林纾等复古派叫阵，一手写系列考据文章，向国学权威王国维挑战，更以一部被蔡元培称誉为“截断众流”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毋庸讳言，胡适也是麻烦最多，他先是与刘师培、黄侃等展开了“白话与文言”之争，后又与李大钊、陈独秀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很多瞧不起他或者看不惯他的，认为他是徒有虚名的文士，热衷利禄的政客。国学大师、史学系教授陈汉章有一次上课时，举着胡适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颇为不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到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则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并且断言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就会写不下去，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下卷始终没能出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被讥笑为“上卷博士”。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夜之间暴得大名，风云际会，长袖善舞，不免使人眼花缭乱，也很让一些老冬烘产生了那么一点酸葡萄心理，连梁启超这个“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的政坛学界风云人物也不惜自低身价，打上门去，对胡适的新著评头品足一番。
1922 年3 月4 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演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扩大影响，梁启超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
北大哲学系很有几位名教授，而且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
据说在北大红楼的三楼四楼，胡适和梁漱溟便打过哲学对台，西装革履的胡适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在三楼上“印度哲学”，场面煞是好看。胡博士讥笑梁先生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先生则说胡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孔圣人批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此次演讲，梁启超御驾亲征，自是不同凡响。演讲当天，北大三院大礼堂挤满了听讲或者看热闹的学生。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这次演讲的目的、内容和对胡适著作的总体评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入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接着第三节、第四节，梁启超便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展开了具体的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胡先生在书中说，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
二、风生水起（2）
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声情并茂、旁征博引的演讲风格深深吸引着学生们。由于准备充分，材料繁富，第一天没讲完，第二天在原场地继续演讲。梁启超头天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并没有到场，而是忙自己的事情，上午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谈该校国文部的改良问题，下午与鲁迅、周作人谈翻译问题，因为他认为，梁启超这样子“打”到门前来，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他没有必要去自讨无趣。
第二天，胡适原来也不打算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事张竞生教授劝他不妨到会场听听，一是表示你胡适有从善如流的雅量，二是看看梁启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