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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马列学院偏重于理论学习，就学术训练而言，对学员确实有很大提高，这一点，从以后学员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证明。但毛泽东的用意并不在此，因为马列学院的目的不是让学员学会理论和有学术训练，而是要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要学员能准确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马列学院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它的指责是：“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调查期间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被指出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有问题，认为还没有达到像后来延安“整风”时所要求的高度。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有许多地方就是冲着马列学院而来的。在本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张闻天。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这样的目的：“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3
后来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它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深入与提高。”4
李维汉也认为，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1941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21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5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3）
应该说，初期延安马列学院更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去甚远，后来它的改组也可以看作是对张闻天办学思想的否定。虽然张闻天当时也接受了批评，但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文化上的隔阂，在思想深处是很难弥合的。张闻天60年代写出“肇庆文稿”，也不是偶然的，与他长于理论思考的气质有关。6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当年出身马列学院的人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他们的情况又复杂一些。当年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马列学院，多年以后的历史证明，它加强理论兴趣培养和学术训练，对学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为他们晚年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知识基础，倒是那些彻底接受了延安整风以后意识形态的人，相对容易在思想上僵化。
1949年以后，胡乔木以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身份，负责*、新华社和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在树立新意识形态权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虽然陆定一是名义上的*部长，但身为副部长的胡乔木却实际负责。“陆定一在*的处境并不是很好的。他是部长，有时又不像是部长。”
80年代，陆定一回忆在*的经历时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过，*要由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7当时胡乔木主张*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8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对萧军进行过严厉批判。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胡乔木整理，一年以后才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个提纲，而胡乔木却能按毛泽东的思路，把讲话整理成文件。从毛泽东几任秘书的遭遇观察，他们的最终命运，与他们在整理讲话或者帮助起草文稿时，是否能准确把握思路很有关系。陈伯达、田家英包括胡乔木本人的经历说明，秘书越左越安全。
胡乔木生前，很少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与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他说：“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9
胡乔木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时说：“至于讲话怎样形成文字的，没有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做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
胡乔木的这个本领，很为他同时代的人所佩服。*说胡乔木：“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10
邓力群说过，胡乔木病危的时候，陈云曾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11邓力群还这样评价胡乔木：“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的第一个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不可多得的机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效法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名师出高徒。胡乔木这个学徒是学得好的，很快就当了主席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主席出个题目，说个意思，乔木同志就能写出一篇社论或评论。主席稍加修改，就送给报纸、通讯社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毛泽东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1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4）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评价，许多重要文献都是经他手完成的，从《解放日报》社论到新华社文稿，再到《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50年代《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胡乔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上，更体现在他的文风中，“新华体”文风盛行，胡乔木是有影响的。
二 《学习》杂志事件
《学习》杂志事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还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一事件涉及了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于光远、胡乔木、艾思奇、王惠德、吴江、许立群等延安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作用。由于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或者说，新意识形态在建立时，他们的思想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他们会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以一种比高层还要左的思想倾向来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进行理论阐释？
《学习》杂志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刊物，虽然与后来的《红旗》杂志、《求是》杂志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负责《学习》杂志的先后是于光远、王惠德、胡绳，虽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陈伯达、胡乔木不同，但因为他们是做具体理论宣传工作的，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成必须通过他们来完成。
所谓《学习》杂志事件，是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高潮时，
《学习》杂志第1至3期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阐述他们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观点。第1期许立群《只有*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一文，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思想。第2期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文，把资产阶级在新*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解释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欺骗手段。第3期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文，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文章，按当时的理论要求，实质上否认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还存在着两面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得出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仍有一定积极性的结论。
50年代初办《学习》杂志时，于光远、王惠德这些延安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尽可能把自己的理解个性化一些的要求，所以他们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计，比高层还要左，这就与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不相合，也与《共同纲领》有冲突，在资本家和*党派中造成了恐慌。高层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指示*加以纠正，*随即召开了文教宣传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会。
1952年3月29日，*部长陆定一根据讨论结果向中央作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等“都是不合理的，不合*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认为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主义的严重错误”。至于犯这些错误的原因，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陆定一的报告还请求中央对他本人和有关领导、编辑等进行纪律处分，并决定《学习》杂志暂时停刊整顿。4月4日，*中央向全国党政军机关批转了*的《检讨》，认为这一检讨“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并决定“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至此，《学习》杂志事件宣告解决。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5）
《学习》杂志事件的发生，与于光远直接有关。于光远晚年回忆《学习》杂志事件时，对于当时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解释。13
于光远早年思想比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还左。当时于光远很年轻，在理论上还没有丧失创新的冲动，对参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还有迫切的要求。像《学习》杂志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在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些人身上。
据于光远回忆，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在中国革命中和在新*主义国家建设中，起一定程度内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主义革命和新*主义建设却不能起丝毫的积极作用”的观点，然后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些文章阐明这个观点，王惠德赞成这个意见，随后他们决定约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三人来写。在约稿时，于光远把这个观点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远自己写的一篇，一共四篇。
《学习》杂志第2期先发表了许立群的文章《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和吴江的文章《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除许立群用了“杨耳”的笔名，其余都署了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许立群的文章，驳斥了否认资产阶级进攻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吴江文章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作分析，认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