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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问题一大堆，他还对母亲过分地吹捧，更助长了母亲判断上的失误。
没有这个秘书的时候，母亲创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丽。她凭着自己的朴素艺术本能，凭着曾经生活在她身边众多的死去的战友身影，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味儿十足的知识女性当作全书主角，还大胆描写了她的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后，在有了那么一个专职秘书协助她创作《东方欲晓》时，受格调不高的人影响，作品却失去了最初那种朝气的、真实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变得世俗、虚假、循规蹈矩、紧跟形势，了无新意。
所以，我认为母亲创作上的失败，多少也跟她选错了助手有关。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个伶俐过头，爱说瞎话，品行有问题的秘书沆瀣一气，灵魂不会净化。我曾想过，如果母亲的秘书是一位特别崇敬彭德怀、张志新的人，刚正不阿，母亲与这样的助手耳鬓厮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所写的《东方欲晓》绝不会惨败。
庆幸的是母亲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并尽力修补。
在小说《英华之歌》里，母亲有了进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肃托反特。这是在根据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属个别，影响巨大，一些相当优秀的干部，被当作托派、特务无端杀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被当作托派处决，这是一位1934年的老党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同志蒙冤45年后，于1985年被平反昭雪。还有母亲的老战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张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鲜同志，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过，却被当成“特务”秘密处决了（1983年被平反）。赵亚平因掌管冀中半边天而被贺龙戏称为“赵司令”，也受到株连而被降职。
过去从没有人写。母亲把这个血的教训，写在了自己的书里，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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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创作上的教训（3）
但人是矛盾的。母亲能公开承认“自己狂妄自大”，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东方欲晓》失败”，能公开承认“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又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
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
日记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
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
母亲对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母亲说过的话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都说过。保留着它就是保留着历史。然而母亲却统统给删去了。可能她感到这些随风倒的政治表态不那么好看，有些难为情。
书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记》，就应该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袒露出来，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书，自白了些什么呢？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亲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那这部书将是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有这样写。她的日记里凡有损她形象的东西，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部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是：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开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去。
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
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该书也删去了一些尖锐话语。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组织上把我和王莹叫回了北京，参加反右派斗争，只参加了两次丁玲、陈企霞和一次吴祖光的会。……虽然仅仅的几次会，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为什么发展到反党的地步？只有一个原因，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可是个人主义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时一种虚无的阴暗心理，一种若隐若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个人奋斗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而我的温情和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常想起××在写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现过歌颂党，爱党的吗？可是她灵魂中却有一个比党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名利和私欲。她爱陈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个共产党员，她就会不爱陈而弃绝他那种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却爱他，同他一起做着丑事。这正所谓物以类聚吧！
20。创作上的教训（4）
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除。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尽管她在该书序言里说：她崇敬卢梭，要向卢梭学习，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自己。可事实上却把一些自认为比较丑的，随大流的内容全部删去。她这么傻干，令人惋惜。殊不知，恰恰弄巧成拙，反而更丑了。
母亲好面子，爱美，注重外表。她梳妆打扮，穿漂亮衣服都没错，都可以，但给自己的日记这么“梳妆打扮”，就不合适了。
日记就是日记，必须真实，容不得粉饰和虚构，更容不得事后补写。而母亲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有三个缺陷：
1。 文过饰非。
把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受害者的鞭挞、揭露大部删去，这不真实，不实事求是。
2。 补写太多。
当时没有写就没有写。你不能过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记，就随意补充。把事实上原来没写的日记创作出来，即使说明是事后补写，也不好。因为事后补写，却标明是当初的日期，等于虚构，毁损了日记的原汁原味。
3。 自白太少。
所谓自白应该是把坏思想或常人最不愿意说的思想暴露出来。比如对个人名利地位的考虑，随风倒的软弱，男女之情的欲念，母亲不是没有，日记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大部予以删除。
所以在我看来，《自白——我的日记》这部作品也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它反映出了一段历史，但链条的强度是由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事实不准，有深度的自白稀少，文不对题，这部作品还能说成功吗？
我想，这部书如果不删削那么多，少搞美化，多保留些原始面貌，其价值和效果会更好。为真实再现母亲当时的思想，我在本书中不得不引用母亲的原始日记，而不是这部经过加工了的日记作品。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部虚假不实，大体上还是真实的，还有一定价值。比如透露了《青春之歌》出版时的重重困难；多处提到了关露、王莹的情况等。这部书还挽救了一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原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社长黄雁星1944年2月一度被俘，后党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因母亲在这部书中提到了他的事，讲了一段为他辩解的话，促使这位同志的历史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只可惜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这部书“梳妆打扮”的痕迹过重。
母亲这么做自然与社会风气不好有关。文过饰非，随意修改历史的现象由来已久。母亲所干的这些举动，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干过。删改过去的书信、日记、作品，把自己过去干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涂抹掉，以维护自己形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说：
我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总想保持一个外表的虚名、好看，……我恨自己的软弱、虚伪。
确实如此。
太喜欢美，太过修饰，反而不美了。
这是母亲的悲哀，也是母亲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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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儿女情很淡（1）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