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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青春之歌》的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亲自审稿，很快拍板决定出版。
——《青春之歌》是老战友秦兆阳介绍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与冯雪峰一点关系没有。那时冯雪峰早已挨整，怎么可能审定此书？冯雪峰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作者是想用冯雪峰来拔高母亲。
这篇文章还无中生有地说，1959年《青春之歌》一书引起争论之后，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关怀下，茅盾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才把这场争论平息下去。
——事实是那场争论，周总理并没有介入。
……
连俄文译本介绍杨沫的那样微小的不实，母亲都无法容忍，对这么严重不实的过分吹捧，母亲岂能无动于衷？
1991年，已经77岁的母亲给刊载该文的山东某杂志写信，指出该文的错误，请对方将自己的信公开刊登。但该杂志不登，母亲只好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写信，依旧无人理睬……该文作者得知后，给母亲写信，解释其动机是好的，是歌颂母亲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艺界朋友很多，奉劝母亲要三思而行，颇有威胁之意。在罗秘书摩拳擦掌，积极劝说下，母亲开始诉诸法律。
对方极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颂你杨沫的，说总理关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说布什访问中国特别约见你；说冯雪峰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杨沫优秀，突出你杨沫受重视，即使有些过头，也都是说你好，怎么构成对你杨沫的名誉侵权呢？你还要打官司，索赔名誉损失费，你杨沫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母亲回答说，1959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讨论，总理从来没有过问；布什总统1989年访华也从来没有接见过我；冯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默认了这篇文章，明知不对也不更正，了解内情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那我不成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了吗？
谁都喜欢荣誉，母亲也不例外。文责自负，她已经77岁了，完全可以装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这都是别人瞎吹的，跟自己无关。但母亲担心面对这么过分的吹捧，一声不吭，岂不是默认？岂不是纵容虚假吹捧？午夜时分，扪心自问，能坦然无愧吗？将来还如何面对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面对单位领导？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总理关注是非常荣幸的，能被老布什总统邀请并接见也是极难得的。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为抬高自己身价，甚至会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来炫耀，拿来过瘾。
可对母亲来说，让别人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编瞎话吹捧，如同受了侮辱。
后来，对方四处散布说，杨沫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无非是想敲人家几个钱。母亲回答说：我提出赔偿精神损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捧阿谀说一声“不！”并不是图那几个钱。所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不要，全捐出去。
最后她赢了，如约地把对方赔的钱凑够2000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对方感叹道：今后写文章确实应该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则，碰见了杨沫这样的人，反受惩罚。
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1）
1990年底的某天，一位清瘦的老同志来到301医院病房看望母亲。她手捧一束鲜花，使病房充满温馨芳香。这就是母亲慕名已久的王观澜同志的夫人徐明清大姐。
王观澜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与王明政见不同，受到打击。回国后，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指派王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该报同时也是新闻社。因此王观澜也是我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社长。
那段时间，王观澜住在毛主席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当时毛主席也被排斥，两人都对王明左倾路线不满，很有共同语言，结为患难之交。
后来王观澜受王明一伙人打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直到1934年才恢复了党籍。
长征期间，王观澜染上痢疾，极度虚弱，提着裤子行军。在最为困难时刻，碰上了毛主席。毛送给了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鼓励他跟上队伍。以后，王观澜常说，我的脚和主席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路特别轻快。
到延安后，王观澜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王明、康生又诬陷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但毛主席明确表示：王观澜同志经过了我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这才过了关。
1937年底王观澜与徐明清结婚时，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都到场祝贺。次年11月20日，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王观澜夫妇也应邀参加了婚宴。
1941年王观澜十二指肠溃疡严重，神经紊乱，彻夜难眠。毛主席在傅连暲的陪同下步行五六里山路来中央医院看望，还送给了王观澜同志一只热水袋，不久，又派警卫员送来了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做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主席想到王观澜肠胃不好，又把自己烤食物用的铁夹子送给他。
王观澜长期受王明打压，心情不舒畅。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特地号召到会的同志们都去医院看看观澜，并提醒大家不要同时去，以免把观澜同志搞累了。
王观澜资格这么老，毛主席对他又这么关心，可解放后职务却始终没有提升。什么原因呢？
据说他一贯右倾。
长征时，他曾负责审查过肃反对象，有些等待杀头的人，经他审理后，都给释放了。
1957年反右时，王观澜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是邓子恢，王观澜分工负责反右。当时很多单位不管有没有，都宁多勿少，按百分比揪右派。如农业部就揪出了140多个右派，观澜同志却坚持实事求是，结果全农村工作部只定了一个“右派”，相当扎眼，从此被上面认为严重右倾。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农民大批死亡，观澜同志心如刀割，曾向爱人徐明清说，想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徐明清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于是，王观澜就在1961年1月25日以爱人的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抒发了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信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饿死人）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四个多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广西二三千，是指饿死人数。他一针见血指出当时饿死问题的严重和浮夸、欺骗的根源。“改为毛讷”这句话，是暗示主席要采纳不同意见。王观澜写好信后把孩子们叫来，说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是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做好准备，也许我要回家去种地，但不要害怕。
提心吊胆几天后，毛主席来电话说信收到了，没有批评，这才放下了心。
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严厉批判了邓子恢搞包产到户的错误，很多老干部都纷纷在大会上发言，揭批邓子恢。但王观澜却始终保持沉默。他认为邓老的意见就是毛主席最早的意见，只不过老人家自己后来变了。王观澜的这一态度，让毛主席很失望，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了他：有人解放后，整天吃饭、拉屎、睡大觉，就是不干工作……
面对越来越左的政策，王观澜夫妇非常痛苦。他们本可以紧跟主席，良知却让他们跟不上了，落后了，与主席距离远了。他们对党内很多受批判的同志充满同情，他们虽然能通天，却不趋附极左政策。
徐明清是个重亲情，不重做官的人。早在延安时，有些女同志为了革命工作，不大讲亲情。如关××同志的爱人，让她照顾丈夫，她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后来关××同志早早病死。而徐明清当时是陕甘宁边区的妇联主任，当党组织上让她照顾王观澜时，她二话没说，马上就交了官，回家伺候丈夫。
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2）
毛主席写给王观澜那一段对待疾病的题词，解放后公开发表，一时间家喻户晓。王观澜也全国闻名。这段话，鼓舞了无数疾病缠身的人，其中也包括母亲。
可惜的是母亲没有机会见到王观澜，他1982年就去世了，却在301医院意外地见到了他的夫人──徐明清大姐。母亲非常高兴，与大姐亲切地聊了起来。
明清大姐不由自主讲起了自己的坎坷遭遇。
徐明清1926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员，那时名叫徐一冰。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晨更工学团”，21岁的徐明清负责起“晨更”的校务兼党的地下领导。她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党在白区的一个秘密据点。
1933年夏，从青岛抵达上海的江青，经田汉先生的弟弟田源介绍，来到位于上海市郊的“晨更工学团”工作。那时江青已加入了共青团，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她在徐明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如同明清一生中结识过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江青那时的工作表现还不错，不像后来那么坏。
可是人世苍茫，谁曾料到，徐明清的暮年，却由此获罪。
1937年7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负责党的妇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欢迎。不过她还是谨慎地询问了江青的详细情况，得知她没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就让她去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决定。
其后，邓颖超同志得知此情况，专门找江青进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电影和戏剧的照片集，确实比较进步。后经博古同志批准，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去了延安。
文革中，徐明清因为历史上曾经被捕，在1972年和1975年两次被原农林部核心党组定为叛徒，并开除党籍。对此处理，徐明清多次向上级表示不能接受，但单位却认为她不老实，反而对她进行残酷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江青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影响力，对自己被捕的情况了解，就给江青写信，请她出面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前后共写了3封，均是类似内容，但都没有回音。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徐明清也欢欣鼓舞，然而祸从天降。中央专案组的人查阅档案，发现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来往，就通过公安部找到徐明清，让她揭发江青。那时，一个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天天乘灰色的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一上午，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但徐明清一点也不了解江青这方面的问题，无法做出这样的揭发。她觉得对任何人包括坏人都要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造谣夸大。
于是公安部门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包庇江青”的罪名把她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由于在西安任妇女工委书记时，把江青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时，曾给组织上写过证明江青思想比较进步的材料；文革中又给江青写了3封信。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10号文件点名批判她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一段话，完全不是事实。历史上，江青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坏，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娶她为妻。徐明清1937年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与其他同志的证明材料都相吻合。当时的中组部也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胡耀邦同志在给最高检察院讲话中说：“四人帮”被粉碎两年了，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人，并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