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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清释放之后，经中组部批准，1980年3月10日她原在单位农业部为其平反，摘掉了“叛徒”帽子。但她与江青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完全澄清。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认定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要给徐明清彻底平反。
1982年1月，王观澜同志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望半昏迷状态的观澜同志，并对徐明清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与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谁曾想到，这事并没有过去，有人还在书中恶意丑化徐明清。
早在1980年12月，一位女士以笔名写的《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书中把徐明清说成是江青的死党。1987年作者以大同小异的内容又在香港出版了《江青秘传》。1988年7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女皇梦——江青外传》，这一次作者署了真名。紧接着，1988年10月，该作者所著的同样内容的《无冕女皇》又被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是个人人皆知的神秘人物，且又当过电影明星，因此有关她的纪实文学，出版后自然成为畅销书。所以该书作者才能反复出版关于江青的这部书稿。但此后她出的书中仍把徐明清写成了二号反面人物。继续说是徐明清把江青介绍到延安，为江青写假证明，帮她混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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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3）
由于1977年中央10号文件的错误，该作者第一次所写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当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已发出了“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的红头文件后，这位作者却接连出了3本有关江青的纪实文学，换汤不换药，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与江青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容并无改变。依然还用两人“亲如姐妹，一丘之貉”这样的语言，甚至还对徐明清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不单个子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
这些书继续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其有关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远扬。
因为该书作者是位老同志的夫人，她所著的书自然有权威性，影响极大，结果严重丑化了徐明清同志的公众形象。尽管该作者在延安时也认识王观澜夫妇，私人之间并无矛盾。
其实，该作者当年跟江青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还经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发型，能说她是江青的死党吗？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无法忍受这种诬陷。自1981年3月她读到《江青野史》中有关她的描写后，便开始了先向组织，后向法院进行的申诉。70岁的她用颤抖的手，悲愤地写道：
1980年12月×××用笔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书，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帮”倒台后对我迫害的材料，不顾事实真相，捏造情节，在该书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对我侮辱诽谤。经我向中央申诉后，×所在单位党组织曾对她批评教育；……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伍修权同志当面对她严肃批评……但她始终没有公开声明，更正、承认错误，因而使许多不知史实的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继续扩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书，该书以《江青野史》同样的内容情节照登，只是以带括弧引号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继续捏造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节茶话会上，薄一波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托，向老同志问候时，特别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却置之不理，当1988年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时，徐明清的恶名仍留在书中，徐明清没有办法，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认为党员的问题应由党组织解决，迟迟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的司法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可是对一位受到如此污蔑和伤害的老革命，我们的法院却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进行保护呢？
与明清分手后，一连几天，母亲脑中总是徘徊着这件事。不仅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足而沉痛。她忧伤、感慨、甚至愤懑。难道高干夫人就可以肆意污损别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吗？
母亲利用住院期间，详细看了明清送来的材料。阅毕，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名誉屡屡受到诬蔑的明清大姐实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的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却无视这个现实，不把错写的部分删去或改正，只把名字稍加变动，继续再三出版。
鉴于该作者一连出了4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一连4次把徐明清当成反面人物写进书里，肆意往一位老同志头上泼脏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有关部门确实处理过，如中组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这些党内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赔礼道歉。法院仅仅向明清口头上宣读了一下被告检查信的大致内容：
一、以责任心出发接受（意见）。
二、过去没有恩怨，现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写）。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办，无抵触，请徐原谅。
而该作者的4本书在此检查之后，仍继续在海内外发行。这样的内部检查，怎么能够为徐明清恢复名誉呢？徐明清理所当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她在诉状中说：“我要求通过法律使×××侵害我名誉权的问题得以解决，判令×××发表公开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她没有提出精神赔偿问题，她打这官司不图一分钱，只是要对方认个错。
结果，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母亲很是不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不审理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呢？难道法院只管非党群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吗？过去不是也有很多党员之间打过民事官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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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4）
我们的老党员徐明清同志的名誉权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呢？
想到这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法院是否因为对方是高干夫人才不予受理？人们极易这样想，也不能不这样想。
换了普通人出书，这么恣意糟蹋别人的名誉，法院能不受理吗？为何对高干夫人就不敢触动？古人都知道“法不阿贵”，“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啊！
徐明清1911年出生，现已80岁还得打这场官司。让她痛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国内很多报刊竟然都不予刊登，无非是对方的特殊身份。
母亲得悉了徐明清的处境后，决心写文章替她喊一嗓子。她与徐明清原本不认识，仅仅两家的孩子是同学。但当明清大姐向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愤然。她想即使毛主席的夫人，犯了错，都要处理，你怎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诬蔑人？
母亲全力以赴，奋笔疾书，于1991年初写了一篇《我为明清辩清白》一文。
母亲说，不平则鸣，自己已耄耋老矣，也该无所畏惧了。
果不其然，北京的各家刊物都不予登母亲的这篇文章。母亲只好托朋友吴康民在香港发，开始竟也碰了钉子，但经过母亲的多方联系，最终还是在《繁荣文摘》上发了。可国内却迟迟发不出来。
为能发表它，母亲没少费力气。内地各大城市的刊物都对该文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登。一时间，大名鼎鼎的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敢发表它的地方。她那时已经79岁了，白发苍苍，还要费口舌，四处找关系求人。
文稿漂泊了2年之久，到1993年5月才终于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杂志《特区法制》上发表。为了徐明清的这个案子，姐姐徐然也与母亲并肩作战，撰写文章，四处奔走。
其实，很多老同志都对那位高干夫人写的书有看法。帅孟奇就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怎么写起江青来了？
刘英也有同感。曾多次对徐明清说：×××那几本书在海内外造成了坏影响，应当写点文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这不仅是为了你的清白，更是为历史的真面目。刘英还为徐明清的回忆录题了词。萧克同志则抱病为回忆录题写了书名《明清岁月》。
甚至连那位高干夫人的亲姐姐，另一位老同志的夫人，也对自己的妹妹有看法，因为她写的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
人们都是热爱正义的。
……
写到此，我不禁感叹：老战士徐明清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她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人人痛恨的江青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格。
而母亲则鲜明地站在年老病弱，多年受压的明清大姐一边。为老大姐写文章洗刷清白，她干得漂亮，干得正义。
母亲少年时，曾苦学武术，幻想当侠客四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六七十年过去，她这一本性仍旧未改，继为刘亚光鸣不平尽管站不住脚后，又为明清大姐拔刀相助。
这个时候，距离她的生命终点还有两年零7个月。
。。
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1）
王汉秋是河北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一位农民。
他的父亲靠卖麻绳，挣了一些钱，置了些地。父亲死后，他继承了这些地，也就成了一个小地主。可他花钱大手大脚，从不把心思放在发家致富上。用媳妇的话讲，他一当家后，日子就没的过了。
他好交朋友，仗义疏财。看见村里有人没粮食吃，就主动把自己粮食送去。他对长工宽厚仁义，曾把一支鸟枪送给长工。长工的孙子到现在还喃喃不休地说这件事。
他是独子，念过私塾，看了不少书，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
1939年10月，霸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了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从各区、村选拔一批优秀分子进行培训。王汉秋及女儿王以云都参加了，并认识了当时的霸县县长马建民。从此以后，王汉秋父女俩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的家成了堡垒户。马建民杨沫夫妇来东河岗村时，经常住在他家。
王汉秋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当上了小学老师，教儿童团的孩子们抗日道理。那时，离村2里地的昝岗就驻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干这个工作要冒很大危险。
后来王汉秋成为了八路军联络员，经常为我党干部传送情报。他多次掏空窝瓜，将文件藏在里面，把情报送到宫岗。他还给路过此地的干部们画地图，标明敌人岗楼的位置，介绍同志们如何通过敌人的封锁圈。
除了掩护我父母外，雄县的张田县长和陈瑞科长以及区妇救会主任李子奇等等也都经常在他家居住，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43年王汉秋看见本村农民生活困苦，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土地无偿贡献出来，交村公所统一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当个别人对他这么做的动机有所怀疑时，他一时愤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剁下两节儿，写了血书“致函马建民”，面送给父亲。慷慨陈词，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决心。
他是在自家用小片镐砍下的手指头。当他送到父亲住处时，母亲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么一封血淋淋的信和血淋淋的手指头，内心为之一震。
父亲把这封血书和手指头保存了好几年，舍不得扔。曾多次对人说：我一看这个就很难受，王汉秋是个抗日爱国的好典型，真心跟共产党走的开明人士。
1945年抗战胜利，父母赶赴新的工作岗位，这以后即与王汉秋失去了联系。
1984年已离休的父亲准备写回忆录，就给雄县昝岗公社写了一封信，打听王汉秋的情况，没有回音。父亲不甘心，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