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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父母赶赴新的工作岗位，这以后即与王汉秋失去了联系。
1984年已离休的父亲准备写回忆录，就给雄县昝岗公社写了一封信，打听王汉秋的情况，没有回音。父亲不甘心，又写了一封，还是没有回音。父亲感到蹊跷，虽然已过去39年，王汉秋本人可能不在世，但他的孩子还应该在呀！父亲又写了第三封信。
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 村级干部负责同志：
你们好！
我叫马建民，又叫程业，抗战时期在你们那里工作过。先作政权工作，后来负责分区抗联工作，除经常和你们村干部联系外，也经常和王汉秋同志联系。我们当时吸收王汉秋同志参加反攻建国同盟会。他表现不错。记得他有儿有女，可是忘记了他们的姓名。现在组织上号召写回忆录，我想打听一下，他儿女的姓名和地址，麻烦你们来信告诉一下。我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目前已离休，估计王汉秋同志可能不在了，只好打听打听他儿女。
附上邮票八分，请费心回信吧。
祝你们安好。
我住北京柳荫街29号
马建民
1985．
这第三封信寄到了大队，有人偷偷转给了王以云。她立即带着女儿前往北京，向父亲详细叙述了这些年的遭遇：
我爹1960年死在监狱里啦！
虽然他抗战胜利前就把土地全献了出来，可1947年土改时还斗争他，说他是地主。他想不通，对干部们说，我不能算地主。你们这样对待我，不符合共产党的政策。
村干部硬说他贡献土地是“畏罪交公”。
他不服气，据理力争，村干部嫌他不老实，给他吊在树上打。村里就两户地主，但土改时主要打我爹，因为他嘴硬，不承认自己是地主。天天斗，不让洗脸，寒碜他，还拿砖头砸，给他腿上的迎面骨砸了个窟窿。不止打他，还打我娘，说她是地主婆。见她是小脚，就叫她踩小砖。
后来，国民党打过来了，我爹也没因为挨斗，受了委屈，就投靠国民党。他的腿给打坏，拄着棍子跑了，他从没有给国民党办过事，没有反攻倒算过。
我爹想不通，自己早把土地交了出去，为何还定成地主？他不断向干部们反映，结果说他顽抗，一次一次把他往区公所送，送一回，打一路，可区里每次都给退了回来。直到1951年镇反那次，送走后再没回来，这次给判了，被雄县法院判处死刑。听瞅见过他的人讲，在县看守所里整天给他戴着三大件：脚镣、手铐、铁砣子。
后来保定地区给改判成死缓，送到石家庄第二监狱服刑。
1958年大跃进时，我爹他们到徐水大炼钢铁，累坏了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最后给家里的明信片上说，我现在连10斤重的东西都提不起来，病得很重，你们来看看我吧。可当时家里很穷，哪有路费去看他，连五分钱都没有呀！
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2）
我爹是1960年生生给饿死的，才54岁。他个子大，吃得多。死前对人说：给我埋在老家。听到信儿后，我老伴找了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回步行600多里从石家庄把尸体拉了回来。结果村干部说我老伴没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把他的大队会计给撤了。
因为爹坐大狱，我3个孩子不让上初中，大队不给盖章；上学、当民兵都不行。其实我老伴是贫农，我大哥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1943年被敌人打了黑枪。我家应该算烈属，却给定成了地主。1943年时，也就是土改前4年，我们一家3口人就剩下6亩地，是全村大多数农民的水平，这怎能算地主呢？
村干部却说他是为了逃避斗争，提前分散了土地。
……
父亲听罢感叹道：抗日战争时，我和王汉秋经常接触。他是真心抗日，真心拥护共产党的啊！父亲亲自为王以云起草了给河北省委的申诉信底稿。
此时，王汉秋的老伴已去世，上告的重担就落在了女儿王以云身上。
1985年4月30日，王以云正式向河北省委提出申诉，从此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河北省委：
我叫王以云，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大队人，现年62岁，是王汉秋的独生女儿。我父亲王汉秋生于1906年，地主成分，有地110亩。他当家后，经过两年时间，只剩下55亩地。小时上过私塾，在雄县高小毕业，后即在家务农，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组织。“七七”事变后不久，在抗日县政府领导下，在本村教小学，（19）40年日本在我村附近的咎岗村安上据点后，我父亲开始做八路军的联络员。我家逐渐成为抗日工作人员的堡垒户。如（区）妇联的李子奇，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离休干部马建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等同志，经常住在我家。
（19）42年我父亲积极缴纳公粮，并献出一部分土地，1943年我父亲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切断一个手指，写一份誓死抗战到底的血书，交给我十分区抗联组织（这件事马建民和杨沫同志完全了解）。我父亲并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反攻建国同盟会，做了不少工作。1945年我父亲把剩余的土地完全献给国家，并将地契全部交给村干部。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昝岗后，因他积极献出土地，怕被国民党抓捕，拄着拐棍逃跑。总之，我父亲一生没有做过反革命事情，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积极拥护共产党，积极为共产党工作，不当汉奸，不进行反攻倒算。
可是在1947年平分土地时，村中却多次批斗他，最后一次竟将他的腿打伤。我的全家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到1951年，个别村干部又抹杀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颠倒黑白，制造假材料，将我父亲逮捕入狱。到1960年元月，我父亲体弱不支，含冤死在石家庄第二监狱。
为这事，我曾找过乡政府、县（委）农村工作部，要求复查，要求平反，但一直没有音信，没有结果。为落实党的平反政策，明辨是非，申张正义，恳请省委对我父亲这一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河北省雄县咎岗乡东河冈村
王以云
1985年4月30日
同年8月，父亲马建民病逝，雄县领导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当面向母亲表示王汉秋的问题已平反。
但当王以云到县法院询问时，却说还没有平，材料已报到省里，等省里决定。
一直拖到1989年春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正式决定下来了：此案不能平反，维持原判。家属得知后，大吃一惊，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王以云只好来北京向母亲求助。
已经75岁高龄的母亲立即提笔给河北省高级法院写了一封信，为冤死狱中的农民王汉秋说话。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有一件事想向你们反映一下。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我爱人马建民曾在雄县工作。当时，我们曾多次住在昝岗乡东河岗的王汉秋家，他虽是地主成分，但积极参加抗日，并主动交出土地。据我们了解，王汉秋一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日的群众，为革命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没有投敌叛变行为。但是在1947年土改时，他却受到了错误的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60年含冤死在狱中。
多年来，王汉秋的妻子、女儿迫切期望给他平反，我们也曾写过证明材料。据说县里曾在1985年进行过调查核实，于同年8月底在马建民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曾当面告诉我说，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家属。但她们等了一年多，也没有见到平反的正式通知。后来多次去县法院询问，县法院同志说，案子的材料已报到省里，要听候省里处理。
到去年夏天已近3年了，仍无消息，家属很着急，又多次找我谈这事。我们建议她去省里询问。结果省里又推到县里。县法院一度说材料报到地区中级法院了，我们托人询问地区中级法院，却未能查到。
今年春天以来，家属又多次去县法院，后县法院终于答复，省里的处理结果已经送到县法院。决定是：维持原判，不能平反。
25。为雄县农民王汉秋鸣冤（3）
家属甚为震惊，我们也十分失望。
我实在不明白省里为什么不准平反？根据何在？而且为什么拖了4年之久才答复？据家属说，她们看到在维持原判的决定后面附有颠倒是非的材料。家属甚为愤怒，怀疑是个别村干部与县法院个别人在捣鬼。
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不解。
现在家属依然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包袱，十分苦恼，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省高院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关照一下此事，予以公正处理。如万一确实不能平反，也希望能拿出让我们和家属心服口服的证据来。
我坚信此案应予平反，并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尽早听到平反昭雪的消息。
此致
敬礼！
杨沫
1989年9月31日
接着，母亲又在11月6日提笔给雄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去信，说明王汉秋的冤案情况：
雄县昝岗乡东河岗村的王雁来（又名王汉秋）是位爱国的上层士绅。抗日战争中，我和我爱人马建民及其他抗日干部曾多次住在他的家中，他虽是地主成分，但抗日积极，拥护共产党，并先后献出自己的全部土地。当有人怀疑他是否真抗日时，他为表###迹，曾砍断小指，送给马建民，当时我也在场，深为感动。从切身体会中，深知他确实是位爱国人士。但在土改时，却遭到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19）60年含冤病死在狱中。
她的女儿王以云1985年找到我们。我们深知王汉秋的为人，曾为他证明，并给你县写信请求予以平反。1985年秋，马建民逝世，在向遗体告别时，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同志曾当面向我说，王的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深感贵县认真落实纠正冤假错案的负责精神。可是后来王的女儿多次找到我们，说她父亲的案子并未平反，并说县法院把王的案子报到省法院。我有些惊呆，一个村民的平反案，县里完全可以决定，为什么要上报省里？
这件事，请雄县领导费心查处，亟盼早日落实党的政策，为无辜的群众平反，以实践郭维城、梅庆元同志的诺言。假如雄县法院无法解决王汉秋的冤案，必须经省法院才能解决，那么当年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我们曾多次受到王汉秋全家的掩护和舍命相助，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有义务、有责任为王的冤案争取昭雪平反。
是否需要到省里去反映？盼指教！
母亲为这位抗日战争中掩护过自己的老乡所蒙受到的冤屈，而难过，而悲哀。她有点火了，感到有人在敷衍她，糊弄她。
果然过了一年还是没有音信。看来，母亲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人家并不认。中国讲究行政单位的级别，作家再有名也没用。
时间一年年过去，此案毫无进展。
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要想翻这个案实在困难重重。因为这起案子从1947年算起，已经过去40多年。即便是错案，按有关规定，凡涉及到镇反和土改运动中的案子，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何况原村干部极力反对，强调要保护土改和镇反的革命成果。
因此，王汉秋的冤魂只好在“反动地主”的阴影下面继续哀号游荡。
其实，十分区的很多老领导并没有忘记了这位农民。早在1987年原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在《严冬过后是春天》一文中就写道：
为了团结开明士绅和农村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分区抗联的领导下，建立了反攻建国同盟会，简称反建会。……小河岗村地主王汉秋入会后，断指写血书，表示抗日决心（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53页）。
同年原十分区地委副书记杨英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一文中也提及王汉秋断指的事（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第177页）。
更早的时候，1985年出版的《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第45页也清清楚楚说：
1943年10月，马建民任十分区抗联主任，恢复各县抗联会，加强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六联区小河岗王雁来（王汉秋）断指写血书致函马建民，表明反对妥协投降，坚决抗战到底。
可法院方面不了解这些，也不认这些。他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轻易更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尤其是涉及到镇反和土改的案子，更非儿戏，母亲的一封信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尽管把自己手指头切下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