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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我离开中国6年了，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会尽快地申请护照，在两个星期以内就返回我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母亲的身边。
好，这封信就先写到这儿，脑子很乱。今晚上，我会给你打个电话。
……
想念你的儿子 小波
下午4点
晚上我与母亲通电话时，她的声音温和平静，还安慰我说：现在情况还好，还稳定，你别急，把该办的事都办好了再回来。
不久，81岁的母亲得知我回国的手续有困难，用她哆哆嗦嗦的手，给中央领导乔石同志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风烛残年得了绝症，来日无多，希望能批准让美国的儿子回国，最后见上一面。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乔石立刻就批了，于是我回中国一路绿灯。
那天，当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位处长来到病房，向她当面宣读了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病榻中的母亲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11月16日，她曾托人给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送去一信说：“目前精神很好，食欲有所增加，白血球恢复正常状态，近两周都在8000以上，心脏病、糖尿病都得到了控制，没有兴风作浪，看来近期不会远行了。”
一直到11月底病重之前，母亲都从从容容，安安静静，状态很好。
大家也都满怀希望叶君健的奇迹在母亲身上重现。
哥哥和妻妹都告诉我，母亲现在情况稳定，眼下没有什么危险。你先办你的事。如果有情况，会随时通知你。因此，我就订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去波士顿为母亲买了提高免疫力的药品，托人捎给母亲。几天后，仍没收到电脑。打电话问说是库房没货，得再等两天……
徐然的女儿蕾蕾获悉姥姥患重病，从美国专程来看望。她对姥姥的感情很深。几乎天天都来病房与姥姥说话。不幸的是那天她感冒了，却忘记了姥姥身体虚弱，依然前去看望姥姥。于是母亲被传染，开始咳嗽发烧。
鲁迅曾说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自己人，死于最爱自己人的失误。蕾蕾不是有意的，她真的很爱姥姥，但又是蕾蕾传染了姥姥，害了姥姥。蕾蕾回到美国后，又把她爱人传染了，这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过，大哭一场。
当然北大医院的探视管理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事后我和李叔叔议论，若换了301医院，母亲就可能不会被传染，那里探视制度严格，或许完全是另一个结果。
11月20日，母亲发高烧至40度，同时出现肺炎。3天后烧退下去，人却萎靡无力。母亲自感凶多吉少。一天深夜3点多钟，李叔叔扶她去完了厕所，她让李叔叔披上衣服，坐在她床前。她握着李叔叔的手说：看来那一天不久就到了，我一断气一切都完结，再过几天就变成了一小撮骨灰。老李，这几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很美好，我心满意足，就是时间太短了，哪怕再多给我一两年就更好了……
把李叔叔说得喉咙干热，鼻子发酸。
“老李，不让你想我，不可能，但要是整天想得悲悲切切，那你可也快了。一定要换个想法，想咱们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高兴的日子。唉，过去的那一切多美呀！可惜这个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别说了！”李叔叔实在忍不住，低声啜泣，泪如泉涌。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难过，看你哭得这么难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记住我的话，以后少难过，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记住了吗？听话。”她紧握着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静，静得可怕。
李叔叔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要有信心。你这一辈子经过了多少危险，抢救过多少次，每次不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的。”
老两口默默握着手，过了不知多久，母亲说：“睡去吧，今天还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来国际长途，说母亲情况恶化，总昏迷，说呓语，不能下地，让我赶快回国。我当即打电话退了笔记本电脑，并订好29日的飞机票。
11月28日凌晨3时接哥哥电话说，北大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难，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导尿管。等晚上我再给哥哥打电话时，他说母亲有所好转，已能对护士说：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看我……但还很危险。
11月29日晚上，我离开了居住6年的美国罗得岛，飞往纽约，之后再换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北京。在飞机上坐了14个小时，在上海又停了几个钟头，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里默默祷告，希望母亲能挺住，活着与我相见。
27。去世前后（3）
12月1日上午飞机终于抵达北京。我从机场出来，办理有关手续，耗去几个小时。之后直接来到医院，此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一片空茫。全家十来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们都围在她的病床边。
这天下午4时以前，母亲还能说话。上午浩然来看她时，她说了很多话，她向浩然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干，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将来身体好了，再考虑工作。这两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难之交，自知是最后一面，彼此含泪告别。下午3点中国作协一把手翟泰丰前来看她，母亲又说了很多话。她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即将远行，话格外多。再次向翟泰丰表示要把稿费和版权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午4点以后，她渐渐的不能说话。
当我走到母亲病床旁时，姐姐徐然告诉她：妈，小波儿回来了。
母亲没任何反映。她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怨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为了等那个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永远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机会。也埋怨自己太轻信了母亲、哥哥及妻妹的话，过分乐观。
徐然告诉我，就在上午，她还念叨白杨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
握着母亲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三姨白杨因脑血栓半身瘫痪，没有探望姐姐，特让儿子晓松带来她的问候并给了一万元钱。
那一夜，母亲真是痛苦。高烧把母亲烧得双颊潮红，不住呻吟。她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哪里难受，望着母亲那么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亲拉黑色的大便，尿红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给她戴着氧气罩，还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摇头，妄图脱掉氧气罩。嘴里嗫嚅着什么，后来我才猜到是说“没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气管。听说她清醒的时候，曾向领导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乐死，我憋得慌，给我些安眠药吧，我太痛苦了。共产党员也可以安乐死”。
母亲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看护为省事，总把母亲的两个胳膊用绷带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乱动，使针头脱落。我不忍心总这么捆母亲，常把绷带解开，让她的手臂自由一会儿。
有时候，她难受得喊“妈呀！妈妈呀！”昔日雍容娴雅的母亲，此刻痛苦成这样，不止一次让我泪流满面。那撕心揪肝的惨痛呻吟，就像指甲盖擦水泥地发出的声音。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躲到走廊里，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偶尔时刻，母亲苏醒过来后，问：“我还活着吗？”
我们说：“妈妈，你还活着。妈妈，你会好的。”
“我还活着，这不是梦呀？”
我们说：不是，这是真的。妈，你现在的烧退了，正在好转。
她半醒半昏地说：“我做梦了，我梦见了宇宙，还梦见了很多人。”
她说话的音调变了，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点大舌头，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们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复健康，出院与他们团圆。”
李叔叔从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泪汪汪，呆若木鸡。母亲临终前抽搐时，情景很可怕。人们劝他回避一下，以免心脏犯病。他却毫无畏惧，长时间地紧握着母亲的手，还俯下身把头贴着母亲的脸，希图减轻一下母亲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零3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哥儿俩陪着她咽完了最后一口气。哥哥连续数星期吃住在医院，晚上就在沙发上打个瞌睡，面色憔悴。我也夜夜陪着母亲。徐然说我才回来几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红，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亲静静躺着，好像睡着了，那么安静，她的大双眼皮越发美丽。我亲手为她擦拭了身体，穿好衣服，又亲手给她搬到小铁床上，护送她到太平间。又亲手将她搬到锈迹斑斑的铁抽屉上，用纸包好。在送进冰柜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额，又吻了她的双颊和嘴唇。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尸体。
11天后，我跟几个殡葬工人一起把抽屉中的母亲抬放到床上，费了好大力气为她换好衣服，抬上灵车，守在她身旁，抵达八宝山。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也不嫌母亲成了僵尸。
12月22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来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显示着各界民众对母亲的爱戴和怀念。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为中国创作了一部革命经典小说。
原冀中地区老领导吕正操夫妇送来了花圈，秘书特地说明吕老因在上海不能参加遗体告别。老首长、老领导旷伏兆夫妇、刘秉彦夫妇、胡开明夫妇、张致祥夫妇、于明涛夫妇等也献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巴金等献的花圈摆放在母亲的遗像旁。
尉健行、张致祥、伍绍祖、张健民、翟泰丰、李之琏、李宝光、杜导正夫妇、韩作黎、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邓子恢的夫人陈兰、邓拓的夫人丁一岚等以及浩然、管桦、柳溪等等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27。去世前后（4）
来的人里有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残疾人，有失声恸哭的中年妇女，还有土头土脑的外地人。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沉痛地说：“杨沫的书影响太大了！要不，我这么大岁数，是不会来这儿的。”
告别仪式完毕，照完相后，我又吻了几下母亲的脸，把脸贴在她冰冷的面额上，再与母亲身上的肉最后接触几下。
和哥哥办好手续后，经批准，我们陪她进入到那个空荡荡的火化车间。当年送别父亲时，我们俩就来过一次。这里除了一个工人，没有任何家属。大厅又高又大，里面排列着十来个放着尸体的狭小铁床。害怕母亲一个人孤独，我们哥儿俩耐心陪伴着她。一个钟头零10分钟之后，她从烈火中出来。我俩又一捧一捧地把滚烫的骨块放进两个红绸口袋里。我脑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较大的捏碎，像抚摸着母亲肉体。最后又用扫帚把铁床上的残渣扫干净，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宠儿，她比较喜欢两个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爱，我们似乎更心疼母亲，一粒骨渣渣也舍不得丢。
因母亲级别不够，骨灰盒不能与父亲同放在一起，只能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院里。骨灰大部分我们带回了家。
28。母亲与我（1）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