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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这本书当作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
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也有怕死的一面。她对死极端敏感，因而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 张家口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着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致犯了一场心脏病。
连根据地的一些地主也那么忘我、爱国！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他别有用心时，他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了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小地主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可歌可泣呀……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残酷、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边的同志三天两头牺牲，母亲却说：“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 （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是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才有机会与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亲切聊天，并一同在小饭桌上吃饭；才有机会在大苇塘里，过着“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机会与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随便开玩笑，被他称为“洋（杨）马同志”。
她曾冒着危险去一个大地主家进行说服反正，却无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节领略过躲藏在青纱帐里的酷热和憋闷。农村里一贫如洗的老大娘曾给过她大枣，让她充饥；在日本鬼子进村的危急时刻，一个被称为“傻蛋”的老实农民，把她给带出了村……
多少难忘的经历啊！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因为那些有名的战斗，如齐会之战、掌史之战等，她一个都没参加。她是一个女同志，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写的东西就是些伤员、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无奇的琐事。
她自然不满意，心中的激情发泄不出去，难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写出八年抗战来，于是她孜孜不倦地写，一生就写抗日战争这一段，别的不写（应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们下乡插队八年，并没有生死危险和那么些激烈斗争，大都平平淡淡，想写的欲念都那么强，母亲经历了战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内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现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如：《忆“哥哥”许晴》、《一只小怀表》、《再上雨花台》、《烈士与爱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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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写《青春之歌》前夕（1）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地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的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骨瘦如柴的母亲濒临死亡。
组织上提出让她回北平治病，她却舍不得战友，舍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儿，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实在无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很压抑。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有些土里土气。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结果到妇联后，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1949年5月2日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地情绪不高。
母亲对这样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喝斥，让母亲难以忘怀。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定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喝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日记中所记载的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
8。写《青春之歌》前夕（2）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在敌人面前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母亲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着军棉帽的单人照片都是他拍摄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个月后的8月8日他在大同被敌人活活刺死，年仅24岁。
他给母亲拍下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几张相片。
母亲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1951年6月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这是孤注一掷的想法，当然不对。可是这种养病的生活，实在烦人。
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母亲，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想先大胆写吧，等身体好了或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再写，是没日子的。
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酝酿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9月25日那天，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自从一开始写，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她终于修改完了全书的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唤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1941年左右，母亲所处的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总打摆子（疟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后热，缩在老乡炕上难受得低声呻吟。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