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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抉择（图）（1）
1926年，沙飞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同年7月，在父亲的支持下，14岁的司徒传毅然从军，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当报务员，随北伐军南征北战。两年后，他奉调广西梧州云盖山军用长波无线电台，在此一驻就是三年。1932年春，沙飞被时任汕头电台台长的族亲司徒璋邀请到汕头电台担任特级报务员。
此时，他受到自己司徒本家的照顾，收入颇丰、待遇优厚，住在电台的集体宿舍。
他与同事、当地姑娘王辉（原名王秀荔）相识，很快，他们开始了恋爱。富于激情的沙飞告诉王辉：他要做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学家。他声情激越、满怀憧憬，而王辉也为自己敏感热情的爱人倾倒，沙飞是王辉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热恋的时候，沙飞买了一架手携式照相机，他们骑车去公园，以姹紫嫣红的花草、雕梁画栋的亭台为背景拍照。有时候，王辉也把自己的两个妹妹带去。沙飞拍摄的照片，看似随意，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喀嚓”一下，却又十分自然灵动。沙飞经常说：人的自然情态就是一种美，自然得像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美，而矫揉造作只能扼杀美。这是他以后用一生的时间所证明的观点—— 他生来就是一个摄影师。
1933年3月30日，沙飞和王辉在汕头登记结婚了。
这些照片上的江南风景，秀丽迷人。沙飞为了突出景物的整体效果，甚至不惜把人物缩小。这样的新婚照片是甜蜜的，也是回味无穷的。
沙飞和王辉在苏州拍的结婚照中，石桥似长虹卧波，一对夫妻站在桥上。因为逆光，桥身映入水中，使得通透的半圆形拱桥，在潋滟波光中，组成巨型月轮。而沙飞夫妇分别居于桥面护桥栏上，显然有“花好月圆”之意，显得浓情蜜意。这是沙飞现存最早的摄影作品，弥足珍贵。
婚后的沙飞收入高、工作稳定，使得他有时间钻研学习，也更加渴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改变。他结交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一直想当文学家的沙飞，看到族亲司徒慧敏参与拍摄的《渔光曲》、《大路》和《自由神》以后，更加痴迷于影像。
从这时开始，照相机占据了他更多的时间，他迷上了这个神奇的小黑匣子。他摆弄着这个新鲜玩意，把每个月的收入寄给父母以后，剩下不多的钱都用在了摄影上。结婚后的日子慢慢由他带着妻子出去玩，变成他一个人到处奔波，拍摄景物、人像、静物，他的目光也渐渐从妻子孩子身边移开，涉猎丰富的社会生活，他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起初，王辉非常支持他的爱好，她是个开明的妻子，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给他钱买好的摄影器材，经常帮他一起冲洗照片。看到他拍出好的照片，也非常高兴，她是他第一个也是最忠实的观众。
在王辉的支持下，沙飞在本来就狭窄的家里，搞了一间小小的暗房。沙飞拍摄的照片，就可以不用送到照相馆去，而是在自己家里的暗房冲洗、放大、裁剪。王辉见到沙飞经常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还要上班，非常心疼，主动给沙飞当助手。
但让妻子王辉没有意料到的，正是这架照相机改变了沙飞的命运，改变了他们的家庭婚姻，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回忆。也许没有这架照相机，沙飞的家庭会如同无数当时的普通家庭一样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夫妻同甘共苦，不过中国摄影史上也就少了一位卓尔不群、才华横溢的摄影师。
《足迹》是沙飞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海浪为金黄的沙滩画上了首尾相接、浓淡适宜的“斑马线”，表现了坚韧生命的和谐律动。这显示了沙飞在景物拍摄上面的用心细致和隐喻意图。
沙飞早期的作品都是一些人道主义的作品。他加入黑白影社，开始办个人摄影展，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照片提升群众正义感和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相对于一些资深的摄影人员来说，沙飞这时候技术尚且稚嫩，他在慢慢地摸索着，从黑暗里摸索出一些门道，在新闻摄影和技术上打下了一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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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抉择（图）（2）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黑白影社以后，越来越向往上海，这时候的上海是无数进步青年的摇篮，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阵地。上海的魅力与日俱增，沙飞决定要到上海去搞摄影。但是他的决定遭到了妻子王辉的激烈反对。她认为在电台工作稳定，又有不菲的收入，摄影根本就只能作为爱好，难以谋生。更何况沙飞和她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沙飞还有父母弟弟妹妹要照顾，他的父母也极力反对沙飞专门搞摄影。在家里，沙飞顿时四面楚歌。
但沙飞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他要做个最优秀的摄影师，他对自己的未来信心十足。面对他的执拗，一向了解他的妻子也只有让步。
1936年，沙飞从电台请假，离开了汕头。他背着照相机，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从此开始他动荡不安的生活。30年代的上海不光是纸醉金迷、风花雪月，也是经济、文化、金融和贸易的中心。沙飞找到自己的本家司徒博，住在他家里，亲人们为他接风，参加的都是司徒家族的人。大家都很高兴，司徒家族是个人才济济的家族，有搞电影的，有从事教育的、音乐的，还有搞美术和建筑的。沙飞告诉大家他的打算，就是要从事摄影，因为这种手段非常快捷，而且能够忠实地记录时代，经济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为亲人们的成功高兴，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就在这一年，沙飞成功地在广州举办了摄影展。之后，妻子王辉带着儿子找到了滞留在广州不肯回家的沙飞。经多方劝解，沙飞极不情愿地与妻儿回到家里，但是报务员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已经如同一潭死水般凝固可怕，他尝试像以前一样做个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很显然，他已经做不到了。他觉得无法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摄影事业，生活简直毫无意义可言。他需要摄影，需要自由，需要创作的冲动，而这是温馨的家庭再也给不了他的了。他无法继续这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聊空寂的日子，他觉得自己迟早会被逼疯的。于是他再一次想到了逃离，这一次王辉没有妥协，她威胁说如果想要摄影只能离婚。痛苦的沙飞离开了家，离开了汕头，随之离开了故乡。后来，他再也没有回去。
在桂林再次举办摄影展之前，他收到了妻子王辉提出的若不回汕头便与之离婚的回信。沙飞绝望至极，洒泪写下“誓不屈服 牺牲到底”八个大字后，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在爱人与摄影之间，家庭与事业之间，沙飞最终选择了其终生不悔的摄影事业。
part 3为鲁迅拍照（图）（1）
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的沙飞，因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的来往，认识了上海的左翼木刻家。因为木刻，沙飞也因此与鲁迅先生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鲁迅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奠基者。很多受过他教诲的现代著名的版画家都认为：“鲁迅像中国新兴木刻的母亲一样，他的养育之恩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鲁迅与木刻的关系始于1929年。这一年鲁迅相继编辑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和《艺苑朝华》，此后又编辑出版了《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等画册，为普及西方版画艺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杭州“国立艺术院”开除的进步学生、“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成员江丰在看了《木刻士敏土之图》后，顿开眼界，得到启发，认为真正找到了革命艺术的描写内容和表现形式学习范本。从此就下决心放弃油画改作木刻。
从1930年至1933年，鲁迅亲自租借场地举办了三次外国原刻木刻展览会。1934年，鲁迅和宋庆龄一起挑选了55幅中国木刻和绘画交法国一杂志的女记者琦达？谭丽德带去法国展览，这个名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后来又移至巴黎和莫斯科展出，宣传了中国新兴的木刻艺术。而由于这个展览在国外得到好评，也对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版画的立足作用良多。此后，1935年，由平津木刻研究会发起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木刻联展，其中相当数量的展品是由鲁迅推荐的。1936年，由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组织了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展，10月巡展到上海时，鲁迅抱病参观，11天后鲁迅在上海逝世。
1936年10月8日，正是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见到了他敬仰的鲁迅先生。
那天，鲁迅先生正在病中，但是心情不错，兴致很高。谈到翻印画册，鲁迅就现出稀有的快乐，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这笑来自他“老做赔本买卖”，印制了好几种版画集通通送了人；说起因为办木刻画展和当局斗争，他大笑起来，笑声爽朗。
沙飞在一旁按动相机的快门。据木刻家陈烟桥回忆，当时沙飞按动快门的响声使鲁迅投来警戒的一瞥，同时流露出怀疑的表情，话语也止住了。见这贸然行动者是沙飞，鲁迅的警觉释然，还关心地问沙飞：“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并说：“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
于是，鲁迅与青年木刻家谈话的情景被沙飞拍了下来。紧接着沙飞又从各个角度拍了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都淋漓尽致地用摄影手法表现了出来。鲁迅先生的微笑、大笑都被沙飞的镜头传神地捕捉了下来。其中有一张就是被沙飞命名为《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这幅照片成为后来众多的画家、木刻家创造鲁迅题材的作品时最重要的蓝本之一。周海婴家里墙上正中，悬挂着他父亲的巨幅照片，便是沙飞拍摄的这一幅。这也是唯一一幅面带微笑的鲁迅照片，神态非常自然，和蔼可亲。
沙飞为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上拍的照片，刻画出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孙郁在《沙飞和他的摄影》中说：“《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的组照，我尤为喜欢，我觉得先生一生最传神的照片，便属这些。沙飞从多个侧面，对先生与青年的关系进行扫描，鲁迅亲切、庄重而又崇高的仪态，在沙飞那里被永恒地记录下来。”
沙飞手持照相机，稍稍后退了几步，鲁迅先生微微仰着头，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举在胸前，右手支在左胳膊肘上，神态极为自然、欢愉。黄新波微微躬着身子，非常专注地聆听鲁迅说话；曹白双手抱拳，两个拇指按在嘴唇上，他完全听得入迷了；白危右手支颐倾听；陈烟桥背对着镜头，留下浓重的背影，与鲁迅身着的酱紫色长衫造成了画面黑白调子的参差错落，将受光部分衬托得更加透亮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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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为鲁迅拍照（图）（2）
沙飞走近几步，又以微俯的姿态，平拍下了《鲁迅先生与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亲切交谈》的镜头。其间国际友人魏璐诗女士来到，沙飞拍下了《鲁迅先生在木刻展览会上会见魏璐诗女士》。
鲁迅流连在木刻展览会上，流连在青年木刻家中间，足足有三个钟头，其实以他当时的身体条件来说，是不太可能坚持的，然而他坚持了下来。
后来，沙飞把自己冲洗放大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并在其中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张照片背面写的是：“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张写的是：“（鲁迅先生）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54号沙飞收。”如今读来春温秋肃，让人感慨。
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的职业基础。同时，这也是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的一组照片。
1936年10月19日，沙飞还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照片的兴奋之中。一大早，沙飞听到了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噩耗：“鲁迅先生病逝了！”当时，他惊呆了，前几日还神采奕奕、教诲谆谆的长者居然如此就仙去了？他难以接受。他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
沙飞来到了鲁迅先生的卧室，先生的遗体静静地躺在他生前睡眠的铁栏杆木板床上，身上盖了一条浅粉色的棉质夹被。紧靠床头的窗前，便是先生长年累月、夜以继日伏案劳作的书桌；书桌上还散乱地杂放着一些书籍和先生用毛笔写的手稿。
沙飞给先生深深地鞠躬。 沙飞一边抽泣，一边取出相机，先将镜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