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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刘邦才能用度外之人，刘恒没有这种能力。西汉王朝政府建立还不到40年，政治活力便已僵化，以后就更难突破。
偷窃祭庙玉环
有人偷了刘邦祭庙（高庙）门上的玉环，被捕。刘恒震怒，交司法部（廷尉）审理，张释之按照“偷盗皇帝祭庙律”论罪，应当法场斩首。刘恒大发脾气，说：“这家伙胆大包天，竟然敢偷先帝（刘邦）祭庙的东西，我交给司法部，就是要诛杀他的家族，你却拿法律顶我，不是我敬祖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官帽，叩头请罪，说：“法律这样规定，我就这样判决。对于犯罪，应该看轻重大小，作为惩罚的根据。如果因为偷祭庙的一个玉环就诛杀他的全族。万一没有知识的愚民，挖了长陵（刘邦坟墓）上一抷土，陛下将用什么更重的刑罚惩处？”刘恒报告薄太后，批准原判决。
中国帝王是世界上礼仪最多、日常生活花样最复杂的一种动物。非洲有些君主，可能比中国帝王更残忍，但是却没有中国帝王那么多禁忌，使人民动辄得咎。这种制度由嬴政先生创立，以后层面日益升高，到了明王朝，遂累积成为一项毒瘤，使中国人民受到致命的伤害。刘恒先生在帝王群中，算得上是一个明白人，可是在用别人的血来展示他的尊严和孝思时，却跟其他帝王一样的心狠手辣。祭庙上一个玉环算屁，甚至刘邦的坟墓又算屁，动了一下竟企图杀人全族。
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只有君权。后来帝王灭绝，而文化延伸，就成了只有官权。我们迄今面对的，仍是这种困局。
大儒和奴才
刘恒召见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守）季布，打算任命他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有人打小报告，说他虽然有担当，却喜爱饮酒，难以接近。刘恒犹豫不决，季布留在宾馆一个月，刘恒竟打消原意。季布向刘恒抗议说：“我本没有功劳，幸蒙宠爱，使我当河东郡长。陛下无缘无故，把我叫到京师（首都长安），一定有人言过其实地向陛下推荐我。我既然应命前来，陛下没有什么吩咐，又打发我回去，一定有人在陛下面前说了谗言。陛下因一个人的称誉召唤我，又因一个人的诋毁而改变主意。恐怕天下有见解的人，会看出陛下的见识深浅。”刘恒沉默不语，内心惭愧，停了好一会，才说：“河东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郡所以特别要你来了解郡情。”
王夫之曰：“由于一个人的称誉而征召季布，由于另一个人的诋毁而遣返季布，天下人自然看出刘恒的深浅。不过，那有什么关系？领袖权威在握，岂在乎天下不知道深浅，才能维持？季布愤怒于他的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使他喜好饮酒而难以接近的缺点，完全暴露。刘恒的过失，在于轻率地征召季布，不在于轻率地遣返季布。对高级官员谨慎任命，而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听到报告，延迟了一个月，终于查明对季布的指控并不是诬陷，沉默很久之后，才说：‘河东是我重要的一郡，所以特别要你来了解郡情。’正是培养部属的羞耻之心，并不是内心惭愧。如果是惭愧的话，应该是惭愧轻率地征召季布，自恨没有知人之明。”
王夫之认为，季布愤怒于他的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季布愤怒于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他之有足够的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所谓“逞一时之快”，是王夫之千年后的判断，不知有什么根据？“领袖”是何等的厉害角色，胆敢顶撞，轻者丢官，重者丧命。而季布却无畏地提出抗议，这种胆量，足以把奴才活活吓死，正是最高监察长应具有的高贵素质。依王夫之之意，大概要季布像狗一样驯服。主人吆喝一声即来，再吆喝一声即去。委屈不敢申诉，困惑不敢请求解释。任凭有权大爷摆布，除了叩头外，不出一声，才算合格。在“大儒”这种践踏自己人格的教育下，官场中到处都是软体动物。类似季布有个性的质问，遂成为绝响。
周勃之狱
绛侯周勃失宠，回到他的封国（绛县【山西省侯马市东】），每逢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守）、民兵司令（尉）下乡巡视各县，抵达绛县时，他都惊慌失措，恐怕负有特别使命，对他行刑，所以经常身披盔甲，在家人全副武装保护下，才敢出来接见。不久，有人检举周勃谋反，刘恒下诏交司法部（廷尉）调查。司法部立即逮捕周勃，审讯逼供。周勃紧张恐惧，对被指控的各项罪行，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分辩答对。审讯官员开始对这位失势的宰相诟骂凌辱。周勃家人向审讯官员贿赂黄金2万两，审讯官员才答应指示生路。审讯时，在记录口供用的木简的背后，书写：“由公主作证”（请公主出面证明冤枉）。昌平公主（名不详）是刘恒的女儿，嫁给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谋反，刘恒朝见时，薄太后用头巾摔刘恒说：“周勃除掉吕家班，身怀皇帝玉玺印信，控制北军（野战军）重兵，不在那时候谋反。而今住在一个小小县城，却去谋反，天下岂有这种怪事？”正好，刘恒看到司法部呈上来的周勃的口供，抱歉说：“我没有肯定他谋反呀，已经调查清楚，就要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周勃出狱后，对人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那么大的权威？”
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叫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2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了（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砖头，也救不了他的命。周勃死里逃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这种个案在历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盖世奇功——没有他的拥护，刘恒仍在他的代国喝米汤。但到了最后，却被吓得几乎神经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装，能挡住什么？只要一纸逮捕令，还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惊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发生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使他感觉到大祸将至。把一个元勋逼成这个样子，刘恒固然苛刻，但也是专制政治使然。一个人的安全，不系于自己的无罪，而系于所谓“领袖”的高兴或不高兴。
周勃最后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这么大的威风？”人，一旦陷入狱吏之手，犹如老鼠陷入响尾蛇的毒牙，除非“二万两黄金”，就难逃劫数。没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劫数。身受其害的人，呐喊嘶叫，又得不到响应，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治安策》
梁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亲王师傅（太傅）贾谊（贾谊原当长沙王师傅，不久调任梁王师傅），上奏章给刘恒（著名的《治安策》），刘恒采纳贾谊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培养臣僚节操。以后，西汉王朝高级官员们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断，而不接受刑事审讯。
贾谊向刘恒上《治安策》时，才二十几岁，不过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已，竟写出这篇见解深刻的政治评论，诚是一位奇才。《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分，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西汉王朝初叶的封国过于强大，贾谊早就发现是灾祸之源，不但指出它的危险，更提出具体、也是唯一可行的建议。——在稍后，西汉政府便完全依照贾谊的建议实行：把亲王的儿子群全部分封，用他自己的骨肉削弱他自己的国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欢天喜地。贾谊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刘邦，而是刘恒，不能立即采纳，徒使天下千万人民，在七国之乱中（参考前154年），为这个君王的苟且因循，流血丧生。
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地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贾谊攻击公孙鞅（商鞅）的手段，是传统的“一手遮天”模式，信口雌黄。公孙鞅的罪恶在于他轻侮人权和建立绝对专制。除了这一点（这一点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其他建树，可与日月辉映。贾谊形容他：“遗弃仁义，排除恩德，实行了两年，秦王国的风俗，开始败坏。”大笔一挥，历史竟翻了一个倒栽葱。事实上，公孙鞅变法两年，秦王国向文明世界作了大大的跃升，风俗日益美好。姑且举一个例子：秦王国那个落后地区的人民，父母妻子儿女，都是挤在一个大炕之上睡觉（炕，土制的床，床中有坑道，可用火烧热，冬天跟电毯一样），公孙鞅严令他们分居。媳妇公公并肩而坐，贾谊已大跳其脚，而媳妇公公睡在一个床上，难道反而成了“仁义”？公孙鞅下令禁止，难道就是“背弃仁义”？就是风俗败坏？
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或在牢房之内，所受到的屈辱，特别重视。但却提议：士可杀不可辱。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反而必须马上自杀。咦，人，固不可辱，更不可杀。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全是无耻之徒，窃窃自喜他已跻身于统治阶级，使人失望。在此之后，凡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往往痛加抨击。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
司法如此黑暗，人权受到如此可怕的蹂躏。上自皇帝，下到贾谊，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谴责和改革的话，反而出主意使冤狱更深。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跟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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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
纪元前173年，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五任文帝）刘恒（本年30岁）下令：侯爵的娘亲（列侯太夫人）、侯爵的妻子（夫人）、亲王的儿子们，以及部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不准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征收税捐。
刘恒这项命令，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即令生在被歌颂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侯爵的娘、侯爵的妻、亲王的儿子，以及政府高官，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可以随意逮捕平民，玩玩猫捉耗子游戏。要你的女儿你拒绝，逮捕你。要你的房屋田地你拒绝，逮捕你。我出门时你走避不及，逮捕你。忽然看你不顺眼，逮捕你。而他们又可以征收捐税，穷人的血汗钱，穷人的卖儿卖女钱，只不过供他们吃一杯酒。如果你抵抗，如果你真的缴纳不起，那就又回到固定位置——逮捕你、凌辱你、拷打你，最后，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回家门。
刘恒这项命令有没有执行，是另外一个课题。而就在这项命令中，并没有禁止侯爷本人和王爷本人对人民逮捕和征税，老娘老婆只要透过儿子或丈夫的手，照样横扫全国。
龙
黄龙在成纪（甘肃省静宁县西南）出现。刘恒征召公孙臣，命他当研究官（博士），公孙臣跟其他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土神是西汉王朝的保护神（土德），草拟改革历法，及改革法定衣服颜色草案。宰相张苍自此逐渐失势。
水德土德，五行运转，本是连篇鬼话。问题是，鬼话只要有人相信，就是人话，相信的人如果手中掌握权柄，鬼话就更升了一级，成了真理，势不可当。
在成纪出现的那条黄龙，意义重大。“龙”这玩艺，跟“外星人”一样，都是想像出来的动物，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