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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的生活，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家庭收入少得可怜。当时，大哥、大姐、三哥在部队参军，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只有每月三、五元（按现在的人民币值计，下同）的零用费。二哥正在读公费大学。家中还有七口人，年老的外婆，腿有残疾，干不了活；父亲久病，丧失了劳动力；小姑姑神经错乱；弟弟才三岁。家中的农活，全靠母亲、读中学的二姐和读小学的我来承担。哥哥、姐姐将部队发给用来买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的零用钱尽量节省下来，寄回家，共计八、九元钱，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日常开销中，除去每年必须缴的学费外，这些钱仅够买点油、盐和部分口粮，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在煮饭时掺一些干蚕豆、红薯干或芋头来充饥。
当时，我们居住的茅草屋，破旧不堪，泥土墙上的茅草顶棚，年久失修，房子又在赵家岭的山顶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拦，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简直是大祸临头。尤其是在夜间，狂风一吹，屋顶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风刮跑，倾刻间，雷电交加，呼啸的大风伴随着倾盆大雨，从屋顶直往里灌，我们害怕得要命，躲来躲去，惊恐万分，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时的父母亲，却出奇地镇静，他们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默默地坐着，一直守候到天亮。后来，我上初中时，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描写的情景与我家的遭遇很相似，一家老弱病残，面对灾难，无助又无奈的悲凉，几乎是我们家那时的真实写照。
在赵家岭生活时，父亲因为夜间咳嗽、气喘，怕影响我们，自己单独住一间最差的房间。这间房，狭窄矮小，没有窗户，又黑又潮，室内充满霉臭味。
一天早晨，我发现父亲的脖子上，有一道红红的伤痕，似乎被什么东西划过，便疑惑不解地问父亲：“这地方是怎么搞的？” 父亲摸摸脖子，平静地说：“昨天晚上，睡觉时被蝎子螫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看着父亲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时很不理解，没想到软弱的父亲会有如此的胆量。
我心目中的父亲，什么都好，惟有软弱的秉性，我很不以为然，父亲凡事都逆来顺受，从来也不抗争。
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多年前，父亲担任湘谭县政府负责抄抄写写工作的录事，一个月的工资有二十几块光洋（银元）。一段时间后，上司看他工作认真，被推荐到石潭乡当粮站主任，负责保存和上缴全乡的公粮。父亲仁义，完全信赖下属，放手让他们工作。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被人乘机捣鬼，下面的工作人员认为父亲软弱可欺，乘机盗窃征来的公粮，然后，将秕谷掺入公粮中充数。此事被人告发，累及尚不知情的父亲，罪名不小，说父亲贪赃枉法，弄虚作假，将上缴的公粮以次充好，眼看就要吃官司，懦弱的父亲无法承受这突然而至的打击，却又无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走投无路，服毒自尽以求解脱。幸亏母亲及时发现并全力抢救，才留下一条性命。后来，母亲又到处奔波，终于找到证人，证明了父亲只是管理失察，并非自己所为，方才逃过此劫。 。 想看书来
四
父亲的晚年，生活困苦，病痛折磨，加上政治气侯的严峻，精神上的压抑，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高兴的。惟有两次喜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家里收到了大哥转业后补发的工资，母亲极力主张父亲去武汉看看儿女，因为当时大哥、二哥、大姐都在武汉。几天后，母亲照顾着虚弱的父亲上路了。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父母亲从武汉回来了。
父亲对这次难得的旅行感到格外的高兴，到家几天里兴奋不已，津津乐道，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起来。他说，在我大哥的陪伴下，他和母亲一起徒步上洪山，费了好大的劲，登上了宝塔的最高一层，极目远望，俯看武昌全城，人来人往像蚂蚁一样，很有些‘君临天下’之感。还讲到，在寺庙里，他们吃了一顿和尚做的斋饭，一些素菜做成了鸡、鸭、鱼、肉的模样，像极了，味道也很不错。父亲还颇有感触地跟我们讲起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说，湖北人肩挑手抬时，即使并不很重，也会“嗨哟、嗨约”地大声呼喊起来。而湖南人则不同，挑起担子时，哪怕肩上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也决不吭一声。看来，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倔强，更能吃苦……最使父亲高兴的是，他小时侯曾经随祖父到过武昌，那时，他在洪山奥略楼吕祖祠看见过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雕像，还有一块传说中留下吕洞宾睡觉时印记的大石板。这一次去，居然又见到了，依然还是原先的模样，真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啊！父亲讲着、讲着，他的神情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光景。
另外一次，让父亲高兴的是一九五五年春节。这个春节，使父亲脸上的喜悦持续了好多天。春节前几天，大哥、二哥、三哥、大姐都从外地回来了，加上我们的外婆、小姑姑、父母亲，还有我们三个小的，全家十一口人，团聚在一起，这可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团圆。一九四九年以前，弟弟不满三岁，哥哥、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念书，即便是寒、暑假回家，也是你来我往，很少有全家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大团圆，这也是父亲在世时，惟一的一次。
一年后，父亲不幸去世。一九六九年，母亲相继逝世。此后，我们兄弟姐妹工作在外，人各一方，就再也没有团聚过。直到一九九三年十月，我们兄弟姐妹一行七人，又一次相聚在湘潭，一起来到颜子塘父母亲坟前祭拜，这又是一次难忘的大团圆，父母亲若九泉有知，该是多么的高兴！
五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性格内向，平时不苟言笑，往往使人觉得清高，甚至有些严厉。其实，父亲的内心很善良，待人很诚恳。
解放前，在烟塘住家时，当地有一种民间福利事业，叫做“送瘫子”。村民将无依无靠、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用一个特制的带雨蓬的木轿，形状像两头齐平的木船，残疾人平时以此为家，吃住都在轿子里。为了照顾这样的残疾人，村民轮流将他抬到家境较好的人家门口，让这家供他吃喝几天，然后，再抬送到另一家去。每次遇到“送瘫子”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好言好语相待，三顿饭，都是父亲将一只装满饭菜的大碗和一双筷子，亲自送到残疾人的手上，还叮嘱他：“慢慢吃，不够再添。”旧社会，穷人多，有时候，外面要饭的乞丐上门，我家喂的黄狗见了生人就汪汪地叫，父亲总是赶紧走出去，先把狗邀开，一边对乞丐说：“不用怕，这只狗不咬人，你等等。” 然后，返回屋，添上一大碗饭菜，递到乞丐的手上；若家中尚未做饭时，就舀一碗米给他。父亲对待所有的穷人一贯都是如此。
父亲平时沉黙寡言，似乎不善言谈，其实并非历来如此。
十多年前，我回湖南探亲，见到了一位远房叔叔，他年轻时曾经邀父亲一起去日本留学。据他讲，父亲在中学住宿读书时，性格比较活跃，常与同寝室的学友聊天、讲故事，说些幽默的小笑话。父亲年青时的这种开朗性格，与后来我所感受到的沉闷性格，实在相距甚远。我想，可能是父亲以后遇到的波折太多，不顺心的日子太久，精神长期郁闷的结果。不过，父亲的幽默感，却仍保留着。
湖南的夏天，常常有这种情况，太阳底下飘几点雨，当地人戏称为“牛脊雨”，意思是指下雨的范围极为窄小，以致可以用牛的脊背来分界，一边有雨，一边无雨。盛夏的夜晚，我们在天井中乘凉，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说，有一年夏天，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一位身穿长衫，手摇折扇，悠然自得的老先生。忽然，大太阳底下，下起一阵片雨，稀稀落落的雨点，飘飘洒洒地浇湿了老先生的衣裳，他一边走，一边抚摸自己的长衫，他发觉长衫的前面被雨淋湿了，后面的部分却是干干的，于是乎，大发感慨：“这种鬼天气，说着说着就下起牛脊雨来了，真是一点也不假，怪不得我的长衫一边湿，一边干啊！”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也笑了。
六
父亲读过私塾，上过中学，写得一手好楷书，字形中规中矩，娟秀而典雅，只是少了些遒劲和力度，真是字如其人呐！他这样的学历，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知识份子了。解放后，因家庭成份和身体患病，不能参加什么工作，赋闲在家。虽然，平日里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但穿出来，仍然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斯斯文文的，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书卷气。
在湘潭市三义井住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围着一些人。一个满头长发，蓬头垢面，衣衫褴缕的男子站在人群中间，摇头晃脑地唱着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好像是在唱“武家坡”，男子双手还不停地击打着拍节，作为伴奏，虽然不像戏台上的老生喝得那么好，可听起来倒也字正腔圆，很有些韵味。时隔不久，我又看见了这个人，他站在我家门口，正彬彬有礼地与父亲闲聊得起劲。过后，我困惑不解地问父亲：“他是什么人，全身邋里邋遢的，还不分场合地唱京戏，是精神不正常还是要饭的？”父亲伤感地回答：“他姓江，别人叫他“江疯子”，其实并不疯，思维也很清晰，你可能不清楚，他还是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哩！搞不清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工作可做，如今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没有法子，只好唱几句京戏，靠别人施舍几个钱来混日子，真是可惜，也很可怜！” 父亲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乞丐般的男子，周围的人都瞧不起的人，父亲却不嫌弃他，居然还会和他客客气气地攀谈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惟一的解释，大概都是读书人，有共同语言的缘故吧。
父亲年青时和我们年青时一样，心比天高，充满着幻想，很想闯闯世界，干一番事业。高中毕业后，原准备与我的远房叔叔一起，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但遭到了祖父的坚决反对。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大发脾气，拿起菜刀，站在天井中，警告父亲：“谁要是敢出远门，就砍断谁的腿！” 向来孝顺，凡事逆来顺受的父亲，不想让祖父生气，只好放弃自已的打算，屈从他的意旨，眼睁睁地看着我那远房叔叔畴躇满志地去了日本。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只好化作泡影，以失败告终。在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下，碍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为了照顾父母，以免他们牵挂，父亲再也不敢提什么出远门的事了。终而致使父亲的理想和抱负无法施展，以后也无法实现。
祖母在世时，四世同堂，各房都未分家，受祖母的安排，一大家子的钱粮账目都由我父亲掌管。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差事。我们的大伯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富家公子哥儿，游手好闲，打牌赌钱、养鸟斗蟋蟀无所不会，有时赌钱输光了，就跑来找我父亲拿钱，而且为数不小，甚至还连骂带训，弄得父亲左右为难，常常只得忍气吞声，甚至曾经为此急得吐血。
这些事情，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父亲重孝悌，从未在我们面前谈过上一辈和同辈人的不是，也从不在别人面前议论他们的是非，天大的事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虽然，上一辈对父亲是这样专横不讲理，但父亲对我们却是另一种态度——明智而开放。他和母亲一道，积极鼓励和支持我们到外地读书和参军，到外面去闯自己的事业，从来不认为儿女是属于自己的，必须留在身边为自己效力，使个人的生活过得稍微舒适、轻松一点，日后也好为自已养老送终。父亲的这种为子女打算，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父母亲心甘情愿地忍受贫穷和困苦所换来的。在当时生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有这种“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再苦也不能误了孩子前途”的思想，真是很不容易的。 。 想看书来
七
一九五三年，我们家搬迁到湘潭市三义井，全家的生活虽然比在湘潭县赵家岭时有点改善，但仍然非常艰辛。那时在家的有七口人，二姐在中学读住读，我读小学，弟弟刚上学。家里的收入全靠大哥、三哥寄回家的三十多元钱维持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元钱。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多钱一斤，在家六口人吃饭买米需要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