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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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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鹤麟:写作规律上的分寸拿捏,比如我在福建电视台的时候做的一条新闻标题取的是“福州喜降花粉雨”,现在在凤凰卫视,这个喜字是不能用的。我们这里规定,不许使用形容词,也不能用成语。不用形容词,是因为形容词有感情色彩。不用成语,除了成语有感情色彩,还有就是许多人错用成语,根本把意思弄错了,瞎用,所以干脆就不用了。
  我们老板有一句话,在中国做传媒,不是技术,是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不是1+1=2这么简单,完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些东西你讲都讲不明白,只有做起来才明白。在比较敏感的方面,我的方法是定下一个死线,不可触碰,不可越过这条线,在这条线之内,大家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凤凰初创的时候,在内地还不是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采访往往要通过熟人,要托关系。有一年,福建莆田的梅州妈祖庙搞了一个活动,台湾人来了很多,我们就从北京派记者去了福建。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合法的采访权,我就托福建台的老同事说和你一起去,我这位老同事说:“哥们,你别给我闯祸。”我说:”闯了祸,你顶多写一个检讨,我们呢,饭碗没了,你说是你在乎还是我在乎?“当然是我在乎,我们凤凰是不愿去闯祸的。
  凤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媒体,覆盖面非常广,全球的很多华人在看,除了中国大陆,还有香港,还有台湾,甚至还有新加坡,全球很多地方是用华语作为传播工具的,所以不可以使用“我国”和“外国”这样的词,只是说“中国”,比如“中国外长”就不要说“我国外长”,你也不要讲外国,美国就是美国,英国就是英国,这样就不会使人发生混淆。这方面我自己经历过,2003年闹SARS,我上网看到一条新闻说“我国卫生部长某某”我一看怎么不是张文康呢,这是哪国啊?后来一查是新加坡的华文媒体。所以“外国”讲“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媒体上,在地球村的环境下,已经是非常不合时宜了。当然人家的同期声是可以的。还有我专门发过一个文,告诉所有的编译记者和记者站,一般情况下,绑架人、制造恐怖事件的人在正常的报道中,不能使用“恐怖分子”,只能使用“武装分子”。只有案件已经很清楚了才能用“恐怖分子”,比如说伦敦“7·7”爆炸案,伊拉克、阿富汗,甚至于别斯兰人质事件的那些人是恐怖分子。在很多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都尽量不使用“恐怖分子”,我们说他们是“武装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武装组织看来,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反过来,我们为什么要站在反西方的武装力量如巴勒斯坦呢、阿富汗的立场上?我们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武装分子”,因为你确实是武装起来的,这样比较安全。
  凤凰还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实际上,台湾问题,凤凰现在是定下了一些规矩。一般新闻报道,第一,我们不要称呼###为总统,称台湾领导人,上字幕的时候就是三个字“###”。还有,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叫他们军事部门首长和外事部门首长。其他呢,都维持。但要是做评论、言论节目,那是可以的。言论节目可以根据评论员个人的喜好来决定怎么称呼###。如果要是我呢,我就说台湾的所谓的总统。这是做言论,不是做报道。
  在新闻报道里面我们尽量客观,比如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称呼台北队为中华台北队,内地很多观众抗议说为什么叫他们中华台北队,他们是中国台北队呀,因为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的报道都叫他们是中国台北队。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在1989年4月份,何振梁在萨马兰奇的斡旋之下就台湾的代表队怎么挂名在香港签约,英语的挂名很简单,就是现在都在用的“CHINESE TAIPEI”,可是中文有问题,北京坚持要叫中国台北,台湾坚持要叫中华台北,最后北京让步,签下来的协议就是中华台北。在那以后这个问题不明显,因为奥运会在悉尼举行也好,在雅典举行也好,他们不用写中文的,而两岸媒体报道的时候各来一套,大陆方面就叫中国台北,台湾方面也不叫中华台北,他们自己称中华队,把台北两字给删了。好,这个时候凤凰卫视就出来了,我们是拿着当时签的文件解释,最忠实地坚持了两岸的协议,可是那么多人抗议,我们没有办法。总之我们在比较尴尬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了说得过去,就是我们有道理。
    不能说是娱乐化,是活泼化
  记者:你怎么看香港、台湾、内地三地新闻的风格?
  程鹤麟:香港的新闻写法是最中规中矩的,香港的很多同事受香港的教育出来,比如对一些娱乐化的新闻,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编辑部在香港,他们不是最后一个审稿的,而是第一个审稿的,他们在审到娱乐化的稿子的时候,就把稿子退回去了。
  

程鹤麟(3)
我看到台湾东森台,他们也不是整个的路子很八卦,他们的风格严格讲应该是生动一点,活泼一点,它也是在美术上面多做名堂,有的写词也不一样,写得一惊一乍。很多这样的新闻是一种辅助,好像只是花絮一样,让你看了哈哈一笑,当然它也有正规的新闻。凤凰台湾那边的稿子是最活泼的。
  内地,不说内地的同事,说整个内地的媒体,网络和报纸很好,电视媒体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得越来越好。我这次在新西兰和那里的华人有一场对话,有一个40左右的人说,我们喜欢凤凰卫视,你们敢说真话。我说你喜欢凤凰卫视我很高兴,但是你说内地的电视台不敢说真话,我不同意。因为我亲眼看到内地电视台的一些新闻很真实很及时的。我作为在资讯台工作的一个人有时候感觉心惊肉跳,觉得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压力,因为他们办得越来越好。
  记者:那你怎么看新闻的娱乐化?
  程鹤麟:新闻的娱乐化在凤凰难以推动。现在凤凰有两个栏目,一个是《新闻功夫茶》,还有一个就是《直播大中华》。不能说是娱乐化,是活泼化吧。
  胡一虎的那个《凤凰全球连线》,每天下午5点钟开编前会,我天天在会上说,写稿要写得好玩一点儿;一虎你要幽默一点儿,你的串词、切入点都要活泼一点儿,有趣一点儿。有的时候我还帮着他们出主意。第二天总结前一天的节目时,我的评价往往是两个,一个是昨天晚上做得很好;一个是昨天晚上做得不好,太沉闷了。还有我对他们说选题一定要有趣,这个有趣就是选题能够引起编辑部的其他同事的兴趣,请到的客人、嘉宾会奔走相告,然后第二天还会来借带子看。我们老板也强调,多上一点儿社会新闻,要弄得好玩一点儿。有一段时间《凤凰全球连线》就走香艳火辣的路线,木子美、人工美女啊,后来被老板叫停了,说不能这样了,要有一点时事和政治。现在《凤凰全球连线》已经慢慢找到感觉了。
  有的新闻是好玩的,有的新闻不好玩,我们也必须去说。天灾和人祸,我们要体现一种关怀,刘老板一直说是悲天悯人的心态,善良和同情,这种关怀不是用形容词,而是很执著地去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的关怀。我们要求新闻记者不能在新闻片里加上他们自己的感受。这种新闻就要求是硬梆梆的,这是没法开玩笑的。言论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那是评论员做的。
    凤凰评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记者:那你对凤凰的评论怎么看呢?
  程鹤麟:凤凰的评论它也是有底线、有禁区的。
  比如说我们规定不要在北京正式公布之前就去说谁要调任某个部长,谁要调任某个省长,这就是底线。还有一些题目、事情,如果事先打招呼不要评论,就不要评论了;如果同意了,就可以撒开来讲。我们也不是说没边了,乱谱了,因为我们每个评论员也对自己负责,对雇主负责。我们的评论员也都四五十的人,也不会闹不明白这些事。
  记者:凤凰希望通过资讯树立公众的、大中华的形象,那凤凰想通过它的评论说明什么呢?
  程鹤麟:我觉得凤凰的评论现在还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状态,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想赞就赞,想骂就骂。目前呢,应该说阮次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阮次山做到这一点,有和李敖很相似的地方,他永远不骂共产党;作为美国人,他一天到晚骂美国总统,更不用说###了。
  记者:那凤凰选这些人有什么标准、限制吗?
  程鹤麟:那当然了,凤凰不会选很右的人。首先把人选对了,然后就大胆用他。古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时不能过多地怪罪评论员。有一次何亮亮把北大评论得一塌糊涂,最后写检讨的是我,当然也不是说我自己,是检讨我们凤凰卫视。
  记者:这种事后检讨也是凤凰的特色吗?
  程鹤麟:我们一般事前判断。
  记者:但是凤凰现在一直在创造一种观点,就是一定要有华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面对大事的时候。
  程鹤麟:凤凰评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底线之内让评论员由着性子说,这个我觉得只要评论员选对了也就没事情了。比如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我不喜欢宋楚瑜,我就在《总编辑时间》里说宋楚瑜的朋友李敖说看电影是脑袋享受屁股难受,洗桑拿是屁股享受脑袋受罪,听演讲是脑袋屁股都受罪的事,我说李敖的朋友宋楚瑜今天就在清华大学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我把他的演讲批评了一下。
    我爱女主播
  记者:您写过《我爱女主播》,您怎么看待凤凰的主持人群体?
  程鹤麟:每个主持人和我们的编辑、记者、灯光师傅一样,人人都怕被凤凰炒掉。
  吴小莉,看我那个书,你就知道吴小莉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每天都要备稿的人,所以她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她要是做连续10个小时的直播,她会做得很好,但她会在直播之前频频上厕所,可能几分钟去一趟。
  周瑛琦,太可爱了。现在看来她真是什么都能做。娱乐的、新闻的、评论的,还有连《有报天天读》读报都读得很好,她有她的特点,可以适应很多节目,这个人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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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4)
陈晓楠呢,是一个很用功但是有点固执的人。这个我当着她的面都讲,然后她就说我怎么固执了我怎么固执了。怎么固执啦?我说这就是你的固执。
  曾静漪呢,因为她是记者出身,她的新闻感觉挺好的。
  我在凤凰的感觉就像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一个人耍太极
  记者:最后我们回到你个人身上,说说你自己的经历。
  程鹤麟:我在内地的福建电视台工作过八年。我当年在福建台工作的时候,属于相当没出息的记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闻,就一个《新闻联播》,各省级电视台纷纷往那边送稿,有的人是天天有他的名字,可是我就不会,我那个时候要是发一个新闻到中央电视台去基本上是被枪毙掉的。只有一次下了一场雨,先在电视台的大院里面满地都是黄沫沫,后来连树上也全是黄沫沫,这是什么东西呀?不知道,不管了先拍,我们以为是下酸雨了,就去问环保局,环保局的人大笑,说酸雨是有害环境的,我们今天下的这场雨是花粉雨,是有利环境的,是福州的绿化已经好到一场大雨把花粉刮得满天飞。我当时给福建台做了这么一条新闻,后来有人觉得挺有意思的传到《新闻联播》,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播了,把我吓了一跳。业务上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这是不能成事儿的。所以我在福建台八年,我是靠自己办栏目才能够生存。
  当然我说的要写很多套话多半都是指要宣传的那类新闻。比如说灾难报道,最后都要说哪一个领导高度重视。一到灾难,高度重视这四个字就必不可免。然后就是已经到场去组织抢救,诸如此类。在凤凰肯定不会说高度重视这几个字,死了几十个人,你还不重视啊?这是废话。凤凰也不会刻意避开灾难本身去讲救援,会讲来了多少兵,来了多少救援物资。
  我就是永远进入不了主流。说这个我不是贬低那些进入主流的人,我也不是说当年电视台的新闻都是空的大的。我就是不对路。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这八年的新闻职业生涯?
  程鹤麟:我在福建台工作的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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