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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对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丰富的十年
记者：您的员工都说您是一个感性的老板，您掉眼泪最多的是哪一次？
刘长乐：比较深刻的、最多的一次还是2001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的那次，那不能说哭，是百感交集，你们也知道我们凤凰卫视那次莫斯科直播是多么不易，眼泪中有悲壮，有委屈，有欣慰，更有自豪。
记者：凤凰这十年，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刘长乐：这十年对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丰富的十年，就是生活最丰富，也许是最有成就感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很多故事，很多感慨，这十年。
记者：您的理想是在中国的新闻舞台上种上参天大树，十年树木，凤凰这棵“新闻树”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刘长乐：我觉得还是能经得住风雨的，现在应该还是在迅速成长期，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本文由作者与人大新闻学院及凤凰卫视记者共同采写）
王纪言（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王纪言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 中文台台长
口述时间：2006年3月2日 3月12日
口述地点：凤凰影视（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凤凰会馆
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
记者：众所周知，凤凰卫视所有的人都称呼您“院长”，这个称呼因何而来？
王纪言：来凤凰卫视之前，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当过十年的电视系主任和六年的副院长，“院长”的称呼由此而来。说起“广院”，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为“中国广播电视人的黄埔军校”，在这里我曾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所以，对“院长”的称谓我挺喜欢，它既是二十多年学院经历的代名词，又有点“师长学长”的意味，就是解释起来要多用点口舌。
记者：您哪一年考入的广院？
王纪言：1974年。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广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我的人生在那个充满了动荡和变数的年代因为一次不自觉的选择发生了改变，就是我报考了当时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那时您的身份是什么呢？
王纪言：我家乡是在内蒙古，当时我在农村当了四年农民以后，就到呼和浩特一个报社当记者，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我们不论受过多大的痛苦和磨难，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未来的向往和信心，这是“老三届”的那代人非常宝贵的品格。在报社我是招聘进去的记者，主要跑农业新闻，当时在内蒙古当农业记者，到农村采访是很艰苦的，而那时候农业的情况和农村的状态也比较混乱。天气变化无常，风沙很大，我记得我们常常顶着大风骑着自行车采访，如果到较远的地方要先坐长途车到县城，然后再租自行车下乡，有一次采访一个场院的老人，我就睡在他的炕上，炕上没有被子，我就穿着老人丢给我的皮裤，吃的饭是拿羊油熬的糊糊。田头炕沿上的采访虽然艰苦，但我的基本的记者采访本领和基本的新闻职业训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者：什么时候萌生了报考广院的念头？
王纪言：报考广院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和当时的政策和体制有关系。那时候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要到当地招生，这种招生体制是把某一个专业分给某一个单位，我所在的报社分的是播音专业，由于我在报社的工作比较出色，发了大量农村的稿子，大家推荐我去，我最想考的是和新闻报道有关的专业。但是只有播音专业可以报考，怎么办呢，我决定也要去试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就是唱一首歌、朗诵一首诗、念一段新闻稿，好在当时的老播音员挺负责任的，认为我虽然声音很大，但是z、c、s和zh、ch、sh分不清，另外呢还有口音，所以他们没有同意录取我。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那么在后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招生委员会突然发现，像播音这种有较强专业特色的人，应该在一个范围内选，而不要只在一个单位选，于是就把这个名额拿出来了，放到全市的范围里选，重新给报社调换了一个电视摄影专业名额，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学电视的人。
人生的有些事情，有时是很偶然的，但是马克思曾说过：当你走向社会之前，实际上你的生活轨道，已经大约被确认了。偶然中其实蕴含有必然，结合我的这个人生转折点也可以说明其辩证道理：我几年间一直在新闻方向上努力做事，又经过一段社会锻炼，青年时期的职业经历与国家高考招生这个机会相遇并结合，这就是我进入广播学院学电视的一个偶然之中的必然。
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传媒业和电视业在高等教育中并不是那么火爆和时尚，考生主动在第一志愿里报传媒，特别是广播学院这样的学校不多，后来毕业的师弟、师妹里可能像我当年不自觉与电视结缘的人有一大批。
记者：当时广院毕业以后就留校直接当老师了吗？
王纪言：毕业之后，当时我也想到新闻机关去工作，比如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我还是想到第一线去，我认为在第一线可以接触火热的生活，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招生是定向的，我来自内蒙古属定向招生，特别是内蒙古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向中央电视台也推荐了我，他们也愿意要，但是分配的人事部门不同意，就说我这样的学生，应该回到边疆去，回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留下当老师。这样我就被留在学校了。
在传媒业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的精通者。这是广院的传统
王纪言：筹办凤凰卫视的时候，和长乐总裁一起用了较长的时间，跟国际上很专业的新闻集团的主管们进行研究、探讨，并规划未来的合作模式，当时新闻集团总裁叫戴格里，他就向老板询问：“谁是办电视的？”老板就跟他说：“是这位王纪言先生，他是大学教授。”戴格里是默多克的小同乡，从在家乡办小报开始，当过报童、印刷工，他的新闻才能是从层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后来他退休离开了新闻集团总裁的位置，在送别他的酒会上，戴格里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实际上是最看不上在传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别是聘用教授管理传媒业。”他认为教授是不能做电视的，教授可以做学问，不能做电视，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当长乐总裁向他介绍我是一个教授的时候，他心里就打鼓，他认为事情可能要糟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在学业方面有专攻的教授们是不操作像传媒业这样事务的。不过当年准备当电视学老师的我，却经过了较多兼具专业和实务相结合的系统锻炼，这是广播学院形成的一种传统，就是在电视上从事教学的和在传媒业进行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者，是一个传媒业的精通者。
王纪言（2）
我当时留在学校里，没有立即投入教学，而是参加了一些电视实践，比如中日首次合拍的《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后来若干年间，从拍新闻到拍纪录片，到做特别节目，我在教师的岗位上始终没有离开一线实践，在精力体力最棒的时候，在电视前沿“过了把瘾，练了把活，认了把人”，好处颇多。就说认人这一条，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当初参加中日合拍电视实践的一批人，后来成为电视大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一些著名的传媒人，或者传媒业者，这样我就和第一线的资深传媒业者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对教学很有帮助。广院“教学相长”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学界和业界的优势我们都能兼而有之，并能互相补充，这对我的电视生涯起了相当重要的更新和提升作用。
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记者：您在广院任教有多长时间？
王纪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这段岁月，我很自豪，因为我20年的教学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电视人的成长保持了同步。这个时间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发展最蓬勃的一段时期，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代催生了人才。在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中国人对电视的情感和对电视的热情，在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当时我担任广播电视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次艺术委会的主任到上面开会，回来以后他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就说了十个字，前五个是“电视很重要”，后五个是“重要是电视”，他说整个会议全部话题都在电视上，当时“电视”成为强势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凡影响力，电视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象和话题，可以很快变成街谈巷议，引导着人们去解放思想，“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十个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广院40年校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庆大典。如果从1974年进入广播学院算起我在那里有20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教授，当过十年的系主任，也当过六年的副院长。所以我的脑子里总是想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想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事情。当然在学校我挺喜欢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从事传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满足，因为可以跟学生取得的社会成就紧密相联，所以在广播学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一线很紧密，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点什么，有没有新的事可做？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新情况出现，就是中国广播艺术总团缺团长，后来广播电视部在找干部的时候，我是其中人选之一；教育电视台缺台长，寻找干部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说特别恰当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于是国家教委有人来找我，广电部也有人来找我。我在广院的时候，曾经和广播艺术总团、CCTV合作过一个节目叫《艺苑风景线》，现在还有呢，那时候第一个主持人就是陈鲁豫，这个节目就是我那时候开办的。后来凤凰卫视庆祝建台五周年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我们请了广播艺术总团的民乐团现场演奏凤凰旋律，广播艺术团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他们还很亲近地称呼我为“老团长”，因为当时我已经被广电部任命了，只是没有去上任。我现在都不好推测，假如当初到了艺术团，我的活儿会练得怎样。
我认为在凤凰创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志同道合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您和刘长乐首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王纪言：刘长乐是广播学院的老毕业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广院刚过了40年校庆，他回广播学院来看他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曹璐教授，并顺便到学校校园看看。那时我在广播学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在做学院跟电视台及其它组织的合作事宜，广播学院已经建了很多的演播馆，具备了一定的制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户沿着广播学院一条相同的线路参观这些设施，向对方宣讲学院的软硬件优势成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爱我家》这部经典情景喜剧为什么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为《我爱我家》是在广院的演播馆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对广院很实惠，学生既可以在这里当观众，又看到了中国第一个情景戏的制作。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