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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
记者：怎样评价凤凰和李敖的关系？
王纪言：李敖先生有他独来独往的性格特征，由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述方式，他在凤凰开办《李敖有话说》很受欢迎。凤凰用品牌力量和人文魅力吸引了李敖先生，直到《神州文化之旅》带着李敖回家乡，在这个过程中，跟李敖一步一步地沟通商量，如何让他这位远来的高僧大德在内地大学的不同舞台上把经念好，这是一个挺大的学问。凤凰和李敖之间是一种心灵的互动，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
记者：《神州文化之旅》期间您和李敖先生是如何配合的？
王纪言：这个期间我配合长乐总裁，策划李敖先生大陆行的每一次亮相，是高智商的顶级劳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劳动不断被高质量的、大规模的、高密度的曝光所检验，并且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得具有文化、社会、历史含金量，在这样的状态下出彩儿，我感觉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李敖很配合凤凰吗？
王纪言：李敖先生跟很多媒体都有合作，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凤凰卫视邀请李敖50年后重返大陆，先不说他有没有这想法，首先表明他是喜欢和信任凤凰的。做媒体，先做人，这是凤凰之道。我们现在说十年磨一剑，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功夫。
凤凰十年应该是我生命历程中感觉最满足的十年
记者：好多凤凰人说，这十年对他们来说是最难忘的十年。对您来说，十年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纪言：我不知道我后半生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人生的主要脉络呢，是做电视，所以我觉得凤凰十年是我最满足的十年。这个满足主要是，原来我培养学生，当我看着学生生龙活虎的状态，我很满足的，很欣喜的，不论学生们现在的头发是不是日渐比我稀疏，肚子是不是日渐比我大，但仍然是学生，仍然是那样一种情感，经常有电话过来，排着队等着和我们吃饭，现在该吃谁，得赶紧吃，因为排队吃的这个事太多，学生都在不同的岗位建立了业绩，他们成了这个制作人，成了那个主任，那么我们和这个制作人要吃一下，和那个主任要吃一下，这样很满足。现在我自己来做电视，不跟原来一样，现在这个满足是媒体搏击的满足，是与历史同步的满足，是带领着亿万观众去感应世界的一种满足。
第二个我觉得凤凰十年对于我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十年。过去呢，我是教育学者，是在一个教育岗位上，观察媒介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于是我在中国电视界成为一个主要的发言者，包括评奖、研讨和策划，在各类场合，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领导朋友说：“你们做学者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确实做学者的不知做电视实际工作的艰苦，我可以指出节目有三个不足、五个需要改进、八个方面可以再研究，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因为我们是学者，所以我们指点。我到凤凰卫视一段时间后，还是这位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朋友说：“王纪言不大说话了，为什么不大说话了，他腰疼了。”媒体界最难的不是策划，而是操作，操作层更难，自己办电视就知道了甘苦、艰辛、不容易、具有挑战性，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特别是当我成为一线主要操作人的时候，我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问题，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趋向，非常加小心地防范各种陷阱，非常警觉地避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灾难，然后使项目获得成功，所以非常富有挑战性。而这种挑战性呢，使你不堪重负，因为电视这个行业，我老说这句话，电视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昨天再大的辉煌到今天早晨都已经过去了，观众绝不会因为你昨天晚上的那一个辉煌来原谅你今天早晨的一个失误，所以你马上需要非常冷静地来面对今天，这就是和电影和其他行当不一样的地方，电影呢，辉煌的昨天能长时间地供你回味，留恋，畅想，研究，反复咀嚼，因为大家知道，电影是作品，全世界都承认。没有人说，去年我们做的《非常凤凰在北大》是一个经典作品，因为今年的十周年的晚会已经迫在眉睫，令我大伤脑筋，因为又要等待人们品头论足，所有的电视工作者，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对问题，这样电视人就穿上了跳个不停的红舞鞋，我为什么不断地激励一些年轻的传媒学弟学妹们要投身电视媒体，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穿着红舞鞋已经跳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希望有更好的舞者出场。凤凰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舞台上跳，这个舞又是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舞蹈，你还要在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它跳好，所以就更难。我已经不大愿意再说了，因为我的“腰疼”毛病的确是存在的。
王纪言（10）
也有遗憾：一部未竟的凤凰影片
记者：在凤凰，您有过令您感到遗憾的事吗？
王纪言：有啊，最新的一件事就让我感觉非常遗憾，我和老板早就谋划想凤凰十周年的时候拍一个电影。实际上我们去年在做完凤凰九周年台庆的时候已经想了这件事情，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跟大学子们，包括我们纪念八周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做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夜，发现我们跟海外的华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亲情关系、友情关系和文化关系。于是呢，我去年就在北大做完九周年台庆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想做一个电影，在今年3·31放映，这部电影就想让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成为主要的演员，那时候正在上演十八罗汉，就是美国的一个大片，大腕们集中起来演出，偷盗拉斯维加斯的珠宝，实际上大家闹一个乐呵，这种事情是利用观众熟悉的明星形象集体出场，达到一个对大众的娱乐。我本来想请凤凰的老朋友成龙、刘德华、张艺谋、冯小刚等人都在影片中客串一个角色，和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一起出演，剧本也写好了，我就想在十年台庆的时候在现场放映，大家一起回味凤凰人的十年。但由于时间紧迫，电影无法诞生，以后如果再拍呢，就没有了“十年”这个最好的契机，真是遗憾啊，但遗憾又是人生的最常态的东西，没有遗憾的人生也不尽完美，就让这部“凤凰电影”与许多已经上映的凤凰节目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放映吧。
“院长”眼中的“老板”
记者：您和老板从相识到创业已经共处了十多年，您眼中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纪言：首先我觉得老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魅力”这两个字很值得研究，他有一种感染力或者吸引力，或者是凝聚力，或者是向心力，那么老板就是这样的人。魅力是由综合素质构成的，比如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跟他谈天论地，愿意跟他逛高级酒店的顶楼和最杂乱的电脑市场，他可以在半岛酒店沉静地坐一个时辰，也可以在混乱的电脑市场里走来走去，告诉你最新问世的电脑和手机在哪个柜台，他这个人活得很开心很丰富。第二，老板这个人很有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日常我们接触有些人，比如你不愿意多跟他说话，因为说说就不投机了，你不愿意多跟他玩，玩玩就玩不到一起，你不愿意跟他同行，行行你就发现别扭。但有另外一些人，你眼睛一闭上，这个人就能生龙活虎地出来了，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他总是懂得照顾到他人，总是会带着大家去分享什么，你总是发现他高也成低也就。他曾经说：“真正的贵族，我们这些人是造就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往上追溯，不出三代都是农民。”但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进步和发展着，我们要追求高端的生活，我们周围已经出现高端的人群，这是中国走向进步开放的一种开明的生活状态，我们需要学习和追求。比如老板这次政协开会，我问他政协提案写的什么，他说提案已经发出去，一个提案是关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外事交往活动中的着装问题，第二个提案是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用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新闻预警和新闻通告。就这两条。老板的这个意识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长久的思考，他有丰富的中国基层生活经历，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形态，我们不论出多远的差，无论在哪儿，他都愿意在“鸡毛小店”吃饭，比如走到河北他就到小吃店吃焖饼。我说的他这个人很有趣，就是通过和他这个人交往，我们发现他非常坦然、非常敞开地让我们融入他的生活里，所以你跟他干事很有趣，这个老板不像老板，这是我的感觉，生活中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记者：那么您眼里的工作中的“老板”呢？
王纪言：当然我们要谈凤凰，从工作角度来讲，他这个人有远见，我认为这是他作为凤凰老板、做凤凰领头人的一个核心价值，凤凰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他的远见卓识，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在完全还没有凤凰这个实体确切模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受他的感召来跟他一起干，或者跟他一起来创业，不能不说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魅力，还有他的远见卓识使然。另外我对老板的一个感觉是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状态。凤凰在发展、成长的每一步里面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近期的目标，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间都有反差，都极不协调，都有一个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的成长业绩与别人对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呼应不太合拍，或者是不太搭调的这样一种状态，遇到困难时有一个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用朴素的话说是“不可为而为之”，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前行，作为老板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就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最后一道防线，老板要说不做，老板要说退下来就兵败如山倒了，在疾风知劲草的时候，他就是一棵挺立的大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伊拉克战争白热化时，我们看见西方工作者还在巴格达工作，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里，华人的观众们也期待着有中国记者的声音，我向老板报告要不要派人进去，闾丘已经在边界那儿等候指令了，我现在可以说，是他做决定之后我才发出指令让闾丘进去，因为进去意味着他要担负对重大决定所要承担的所有后果。凤凰十年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惊涛骇浪，老板始终是目光炯炯的掌舵人。凤凰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重大行为的最后决策人一定是他，最后的主心骨一定是他，最后为大家做担保的，为大家下决心的一定是他。海若的故事是不屈不挠的典型例子。万里之外的伦敦，在一个外科医院的病房里，遭遇车祸的海若被外国医学专家宣布为不可救治，甚至是脑死亡，我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那是在我们不熟悉的地方；二是事件很严峻；三是正在接管治疗海若的是英国医生。但老板的意志力是他的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地向我们期待的方向、向我们所能创造的奇迹方向努力，我们最终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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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言（11）
记者：凤凰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您认为老板依靠什么样的理念管理他们？
王纪言：先从管理层说起，凤凰人事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十年凤凰的管理层一个人也没变动，而我身边其他做媒体的高层，不能说变化像走马灯，都变化很大，当然“人挪活”，不断地变化未必不好，但在凤凰，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凤凰高层之间也有争论，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是各抒己见，我跟老板、崔总之间，过去都来自同一个系统，思维及行为方式都比较接近，但还有别人呢，凤凰高层之中包括香港的高层主管，还有来自海外的高层主管，在这种架构之下老板的包容很重要，他作为班长让每个人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责任点和价值点，使大家心情舒畅，从而让大家接受他的感召和他的思维，齐心协力做好每件事情。凤凰是在香港原来的卫视中文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始就有香港本地人和台湾人，我们在办欧洲台的时候，欧洲台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接受一些旅居在欧洲的华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加入凤凰，老板这个人是一个可以团结五湖四海弹出和声的人，凤凰能够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圈有影响力的媒体，和老板极大的包容心和宽容力有很大关联。
记者：老板遇到犯了错误的员工，他批评人的时候很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