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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老板遇到犯了错误的员工，他批评人的时候很严厉吗？
王纪言：他批评人还是很严厉的，但是他不迁怒于人，这是两回事。动不动就换人，这不是一个成熟老板的工作方式。我们员工说老板有时“刀子嘴”，但从来都“菩萨心”。比如公司一个司机犯了很大的纪律错误被解聘，但是当另外有地方准备聘任这位司机的时候，别人来查，老板还是很有力度地帮助他找到了出路。这很难得，有人情味，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宝贵的。当然我认为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说到他的情况，老板这个人有人情味，他爱员工并以员工自得，他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说他有民族的使命感和事业的责任感，原因之一是他对生活充满了喜爱和好奇心，所有新鲜的资讯、新鲜的动向，他都往往“春江水暖鸭先知”，并以先知为荣以大家分享为乐，而且他的好奇心是永不休止的，他用很多时间去研究新东西，充满了高度的好奇和精力。另外的原因是他对生活和身边的朋友充满了善意的关怀，热心为朋友办事，排忧解难，分享一下别人的愉快，或者是分析一下别人“倒霉”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总之，老板对生活的高度热爱和对事业的执著源自他的人生理念，那就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用这个理念和理想带领着和他同行的凤凰人一起奋力创造，才成就了今日凤凰的“不拘一格”和“不同凡响”。
陈鲁豫（1）
陈鲁豫 凤凰卫视主持人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陈鲁豫
凤凰卫视主持人
口述时间：2004年8月16日
口述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记者：你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很多了，咱们就从你怎么来凤凰的开始讲起吧。
陈鲁豫：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的《艺苑风景线》做主持了。等到我应该毕业的时候，当时央视正在改革，刚毕业的大学生进电视台很难有正式编制，于是我就有了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在《艺苑风景线》做主持，要么另谋出路。其实当时留在央视成为正式员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如果你觉得我好，你肯定会主动来找我，你没来找我，我主动去找你，这实在是和我的性格差得有点远。所以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有的去了《中国日报》，有的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化部等国家机构，我就还是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记者：你刚毕业就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一个综艺节目，拥有稳定的观众群，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你为什么当初会决定离开？有没有后悔过？
陈鲁豫：其实后悔不后悔真的很难说，现在叫我再作一次选择，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毕竟现在成熟了会考虑更多，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作过的决定绝对不会后悔。当时的情况是：工作环境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心里面知道如果总这样做这个节目，我可能就完了。当时有一点很明确，我已经把做主持当作很认真的工作来对待了，我意识到自己还能做一些东西，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太过于简单了。我成长太快了，开始我是一张白纸，这也是个新的节目，我会觉得很新鲜，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开始，磨合一段时间，突然一下子就超越这个舞台所能提供给我的空间了。节目本身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这个舞台变小了。节目不能和我一块成长。我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当时只知道自己不想做这个事，但是却不知道想做什么，当时电视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选择，现在可以换栏目换电视台，那时不是这样，何况那时候我还处于被选择的阶段。我从小就很喜欢英语，大学又学的英语，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和很多英语系的学生一样考了托福、GRE。
大概是1994年年底，我去了西雅图，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地文化，接触了一些电视同行，看他们的电视节目，我那时候还专门去参观了几家电视台，看他们的节目是怎么样运作的，也看了他们新闻节目的运作方式，还有一个谈话节目的运作过程。当时的一切在我眼中都很新鲜，也充满了诱惑力，我发现原来我是特别喜欢做电视的，但是我也明白我不可能留在美国做电视，第一，电视永远是有意识形态的，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教育，要从意识形态上改变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太痛苦了；第二，如果你想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工作，比如CNN、ABC、NBC、CBS，你必须从最基层的电视台做起，像我在中国一开始就在国家级的媒体工作，我的起点很高，不太可能去从美国的基层做起。
我在西雅图待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了北京。我发现自己不能没有事做，我特别想做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确地知道要怎么做，就这么一直到1996年来凤凰卫视。
凤凰让人有家的感觉
陈鲁豫：当时是院长（王纪言）打电话让我来凤凰的，那时候凤凰刚刚成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地谈是在凤凰会馆，院长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凤凰卫视的情况，说他们已经签了许戈辉和窦文涛，正在办赴港的手续。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和凤凰真的是很有缘分，院长找到我的时候，我刚回国不久，如果那天他没有找到我的话，办赴港手续的时间也就过了，可能我就和凤凰擦肩而过了。很快我就和凤凰签了，也没什么复杂的，老师叫你签一个东西你能不签？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太想做电视了！签约之后我还和许戈辉在凤凰会馆旁边的一个小餐厅吃饭，商量到底要不要去凤凰，凤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突然决定去香港工作，一方面怕自己不适应，另一方面也担心在香港做电视的氛围。现在看来，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是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人在作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并不会想很多，如果真是想得很多各方面都考虑到的话，往往你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记者：凤凰给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
陈鲁豫：我当时是作为凤凰卫视的首批员工到香港的，在去之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但是真的到了香港进入凤凰以后，我才意识到这里真的是一个可以发挥才干的天地，凤凰给我的就是家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凤凰的人数比较少，不像在一个很大的机构，一个机构有几千人，你很难做到跟每个人都很亲昵，凤凰的人数不是很多，大家都很亲切，让人有家的感觉。
我记得首播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紧张得要死，镜头后面，老板、院长他们手里也捏出了一把汗
记者：你在凤凰最开始是做《音乐无限》，是一档娱乐节目。
陈鲁豫（2）
陈鲁豫：对，因为那时候凤凰的定位是“城市青年台”，我们那时候强调的是娱乐性、服务性和资讯性，再加上我过去又是做综艺节目的，所以公司的这个安排在当时是很理所当然的，其实说实话，如果我对音乐有兴趣的话，也仅在于听，让我每天来向观众介绍什么歌又排在第几位实在是不太符合我的兴趣，所以渐渐地也就感到厌倦了，当时是1997年，凤凰卫视已经在开始酝酿一次重大的变革了，那一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访美等，凤凰开始把目光转向新闻，在突出娱乐、资讯功能的同时强调“不断增强的新闻性”，在凤凰台庆两周年之际，凤凰卫视中文台进行了重大改版，其中一个改版就是要推出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凤凰早班车》，公司决定让我来主持，院长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开始我是很犹豫的，觉得这个时段很不好，而且每天还必须四五点就起床，但是回头一想，既然我不想做娱乐，也没别的选择，我就做这个吧。
当时我就跟公司提了两点要求：一、我不念稿，二、把报纸融进去。但是究竟节目怎么做、要做成什么形态大家都不知道。1998年的凤凰，资源奇缺，从节目策划到正式播出留给我的时间很少，而且具体操作这档清晨新闻节目的人也就两三个。我记得首播的时候，那是在两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4月1号早上七点，我全身都是汗，紧张得要死，镜头后面老板、院长他们手里也捏出了一把汗，因为之前的几次彩排效果不好，所以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但是还好，首播的效果很好，我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没有让大家失望。
记者：虽然整整一周的彩排都不太理想，但你始终是很自信的。
陈鲁豫：我确实很自信，这种自信，首先是基于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都不一样，我从小就记忆力好，从文字语言转化成口头语言的能力也特别强；其次，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彩排的人，彩排不成功，我也不着急，彩排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彩排和直播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只是电视制作各环节之间的磨合。彩排的时候我不可能像直播时那么紧张，但真正到了直播，早晨准备的时间非常少，就是从五点一刻到六点一刻，我必须也是自然而然地要从报纸上找出要点来记，写在我自己的纸上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点两点三点。我的习惯是这样：在做节目之前先准备一打A4复印纸，这样在读报纸的时候，如果读到一条需要我说出来的新闻，我就会用笔把内容简单地记录下来。比如，看到奥斯卡影帝的陨落这条消息，我就会随手记下格利高里·派克的名字，然后是一串数字：6、12、84、2，这组数字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对我来说，它包含所有需要的信息：奥斯卡影帝格利高里·派克于2003年6月12日去世，终年84岁，他一共获得过两次奥斯卡奖。
我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说新闻”
记者：“说新闻”的风格是如何策划、确定下来的？
陈鲁豫：在《凤凰早班车》第一次直播之前，我连节目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更何况“说新闻”的风格了。“说新闻”是被客观条件逼出来的，当时做《凤凰早班车》的人特别少，就我、导演、主编、编译，导演负责播出方面，编译还要兼顾其他工作，真正做节目的其实就两个半人。没人帮我写稿，只能自己看，自己提炼。每天那么多报纸，而我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好在我对新闻很敏感，很容易提炼新闻的几个要素，变成我的语言。
记者：有人评价你说“陈鲁豫在早班车中就好像一个出色的编辑，她将报纸内容转化为个人的叙述”，你是如何把报纸上生硬的内容转化为你个人的叙述的？
陈鲁豫：其实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而是后来一些专家学者给我总结的。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则新闻是讲西安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墓，报纸上写得特别绕，大概是讲“在陕西省，离西安市××公里远的一个××县的××村的一个××地方挖掘出了一个墓。”而我在节目中是这样说的：“在西安市附近有一个××县，有一个××村，在××地方，发现了××东西。”其实我只是借用了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我是在简化我的工作，因为是直播，我没有稿子，只有这么说我才不会说错。简单说就是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适合直播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找到的，特别自然的，但恰好又是符合电视特性的。
记者：后来又陆续有几个人做过《凤凰早班车》，内地的一些电视台也有了类似的节目，但是从观众和学者的反应来看，大家都觉得他们都没有你的感觉到位，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鲁豫：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做的吧。第一个做要担风险，但是只要你做的东西大体上是让人满意的，别人就会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标准。具体做节目时，我是希望我能带着别人跑，不喜欢跟着别人，总喜欢做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最好是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可能“说新闻”这个方式就是适合我的。
记者：从《凤凰早班车》开播到2000年，你每周五天都要直播，每天都得四点起床，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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