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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作得出的科学数据和技术其价值远远超过探险本身，传统上，这种收益被看作是一种红利，诸如从果珍、特氟纶（Teflon）＇2＇中所获得的一直到飞机和心脏起搏器材料的进步。最近以来，其收益已经不限于产品，而延伸到如全球定位系统和通讯卫星等太空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然而，正像前文提到的那样，美国人对太空探索，有时是载人航天探索活动的支持动机是复杂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委托进行的研究都一致支持太空探索，民意测验也显示出公众对太空探索强烈—至少也是中等程度的支持。然而，当民意测验的问卷调查回答者在给“太空”以及其他几项联邦财政优先支持的项目排序时，答案很明显，公众的支持与其说愿意出钱，还不如只是愿意动动嘴。假如美国面临失去太空领导地位的危险，事情会有所不同吗？很多地方性的报纸似乎觉得一场向月球进发的载人航天竞赛正在进行，而美国就要输给欧洲、日本、印度和中国等外国对手了。这些报纸的报道经常在其他国家的载人航天水平方面过甚其词，还贬低美国的能力。不过，其他国家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太空以及载人航天事业的价值，并没有坐等美国人就未来的太空活动创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然后参加进来。美国放弃自己的载人航天领导地位所产生的战略副作用是会波及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美国必须防止自己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旁落，载人航天将会促进包括太空医学、生命支持系统工程等在内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协同发展，否则这些领域有可能遭到忽视。某一特殊项目对经济或者防务的直接收益可能在事先根本无从知晓。全球定位系统就曾经是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政府项目，这一项目告诉我们不应该被自己的想象力所束缚。再怎么研究也不能预先证明载人航天事业在经济上划算。当路易斯和克拉克（Lewis and Clark）＇1＇向美国西部进发之时，他们此行的表面理由是展示美国人的风采，以及寻找母海狸，那个时候海狸皮帽子可火着哩。尽管如此，可不会有什么人认为美国西进运动的最主要经济收益是海狸皮帽子。路易斯和克拉克的故事的教益在于，通常你只有在冒险成为现实后才会知道赚到了什么。通常，太空对于提升科技实力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被低估。别的国家可不是这样的，中国就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希望载人航天能使中国在科技曲线上加速运动。美国若想保持自己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实力，积极进行太空活动势在必行。最后，全世界都明白美国正优先发展军事太空能力，而载人航天活动才代表了未来。太空项目意味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开阔的视野，美国目前在太空领域执牛耳，未来也必须如此。是“阿波罗”计划使我们坐上了这一位置，其模式现在还有很多教益值得学习。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1）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
通俗历史告诉我们，“阿波罗”计划体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态度和肯尼迪政府的幻想精神。一些太空探险的吹鼓手迄今还在热切地琢磨着，只要再有一位美国总统具有类似的想象力和视野，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探险的光辉岁月就会重现。这种想法大概对了一半，关于“阿波罗”计划的通讯史学观点在赞颂航空航天局的精神方面恰如其分，但在揭示其视野时却语焉不详。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1号”的冲击波给美国人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料。在大量对内情毫无所知的媒体分析的推波助澜下，美国人很快就确信假如苏联人能将一个卫星送入轨道，就一定能把许多件核武器都如法炮制。那种认为美国已经在技术上低于苏联因而也就弱于苏联的想法越传越广，这成了研究技术民族主义的早期例证之一。这种观点还产生了全球后果，“人造地球卫星1号”酿成了一场信任危机。在冷战时代，东西方集团之间的纤毫变化都是重要的，这种变化通常只不过是建立在看哪一个集团能研发出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上，除此无他。因此1958年10月美国航空航天局诞生，作为一个民用的、和平性质的机构，和苏联军事化的项目形成了对照。
但是，1958年美国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展了非常积极的太空军事计划。肯尼迪政府认识到了太空成就的象征意义和由此产生的引力，美国可以利用太空赢得尊敬，并抵消“人造地球卫星1号”发射成功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民用太空活动的技术需求还可以明显地有助于军事活动和美国的经济。如果技术冒险能够成功，可能产生巨大的收益。一方面，太空成了冷战的战场，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是前线的士兵，为技术威力产生的尊敬和全球影响力而战；另一方面，由此获得的知识和建造的设备可以催生国内收益，不仅是在象征意义上，在军事竞技场内外也同样如此。
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的第三个年头，1961年5月5日阿伦·谢泼德（Alan Shepherd）成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仅仅20天后，肯尼迪总统在5月25日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希望在10年之内实现将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这是为了挽回因“人造地球卫星1号”而失去的尊敬以及伴随着的领导地位的一个戏剧性姿态。最初而且最重要的，“阿波罗”计划是一项关于战略领导地位的计划。国际上，美国希望将来自别国的尊敬转化为冷战影响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政府在“阿波罗”计划上的投资也收到了其他几项回报。对“阿波罗”计划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育以及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锻造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为了适应崭新的、专业化的航天技能需求，高等院校中专门建立了有关的工程专业。经济上，美国参加太空竞赛的直接及间接回报日见丰厚，“阿波罗”计划的效果尤其明显。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在电影《阿波罗13号》（Apollo 13）扮演的角色有一场戏，一个国会代表团参观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运载火箭总装车间，这类活动曾经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例行任务。陪同人员介绍着计划的哪一部分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以及“阿波罗”计划的经费使用是如何遍及全国的。在政治上，这一信息对于保证经费源源不断是必不可少的。花费公帑可不光是为了将个把人弄到月亮上去，而且还得在这一过程让很多人有工作才行。粗疏地说，就业，特别是选举关键州如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州的就业一直是促使政客决定支持太空计划的关键因素，从“阿波罗”计划到航天飞机，再到国际空间站，概莫能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2）
就其本质而言，“阿波罗”计划是一项政府工程，资助这类活动目的在于支持政府的政策。“阿波罗”计划背后的政策是为了实现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领导战略，不是进行太空探索，更不是为了科幻探险目标，也不是为了开发果珍、特氟纶、维可牢尼龙扣，甚至和研制性能更优秀的导弹都没有关系。“阿波罗”计划为美国创造了软实力。20世纪60年代末缓和时期，竞争告一段落，当时美国的打算是赶上，而不是“敲打”苏联。“阿波罗”计划的政策动机消失了，项目支持和拨款也随之无影无踪，“阿波罗”的最后三次飞行—阿波罗18号、19号、20号被取消。
“阿波罗”计划和以后所有的载人航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没有一个具有战略目标。从航天飞机到永久载人航天站的梦想，再到老布什总统的“太空探索计划”，全都步履蹒跚，苟延残喘，千疮百孔，或者完全失败。“阿波罗”计划的教益是非常简单的—没有战略目标，就没人认为载人航天至关重要，值得为其实施拨付必要的政府资源。
科学之于科学家是有趣的，对于那些见识到并承认科学带来的益处的其他人来说，则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政客和某些公众而言，事情可就不是这样了。上一章提到的那位因为能看到气象频道就对给气象卫星拨款不感兴趣的国会议员就是一个例子。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机器人阅兵的话，谁都不会从马上掉下来。人们对载人航天活动的印象是机器无法比拟的，但载人航天也比不载人航天飞行平均要贵上10倍。因为“有人的”航天器要使用安全系数高得多的系统，而且还需要复杂的生命支持系统。不载人航天飞行能进行更多的科学活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类活动由于缺少必要的公众兴趣，因而其高昂的费用也就很少能得到政治支持。也有例外，199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路者”计划以其几乎实时传回的行星表面图像而着实让美国着迷。哈勃（Hubble）太空望远镜的图像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愿意看到有人在活动。总的说来，当载人航天的经费增加的时候，不载人的航天活动的经费也会增加。
美国航空航天局是一个为了执行战略任务而建立的官僚机构，直到今天它还不得不与自己的官僚本性作斗争。科学家在政治上可不总是聪慧过人，航空航天局的那些科学家起先就曾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太空探险，而航空航天局这个机构其实却是为了对“人造地球卫星1号”做出反击才建立的。美国航空航天局最初获得的预算比它计划要求的还多，这可绝非典型的官僚机构的做法。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的是一项不断加码的太空任务，最初致力于进行不载人的科学试验飞行。后来则改变为在适宜的时候试图进行载人飞行。当航空航天局首任局长基斯·格兰南（T。 Keith Glennan）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航空航天局审慎的太空探险计划时，总统指着椭圆形办公室窗户外边的月亮说：“你知道，基斯，月亮在哪儿已经很长时间了”。总统的意思是科学探索可以等等再说，航空航天局应该致力于重建美国的技术信誉和世界形象。航空航天局管理层及时领悟了这一点，放手工作，最终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航空航天局的雇员们，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他们被赋予的任务而心潮澎湃，他们要从事的正是他们挚爱的事业—迎接一项伟大的科学技术挑战。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忘记了任务背后隐藏的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当痛打俄国人的政策发生改变后，支持“阿波罗”计划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继续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对此，大多数管理层以外的航空航天局雇员要么毫不知情，要么完全懵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3）
当航空航天局的任务不再和某一战略目标相联系之时，它就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那时候航空航天局富于传奇色彩的“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习惯已经养成，但除了从政府以及公众获得近乎无限的经费支持和有利条件以外，这种习惯对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航空航天局既无经验，也无心智和其他有如丧家之犬的官僚机构一起争夺联邦资财的残羹冷炙。“挑战者号”（Chanllenger）和“哥伦比亚号”失事的调查报告都提到了航空航天局那种与“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精神伴生的近乎傲慢的集体自豪感，此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航空航天局不再承担清楚的或者可以支持的任务。未能确定或者调整航空航天局的使命是美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失去领导地位的起点。“阿波罗”计划后，航空航天局要么应该对经费持现实主义态度，并据此清楚地重新制定任务，要么畀以充裕的经费以继续进行太空探索。这本来是其存在的表面理由，而真实理由—敲打俄国人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上面的两件事情，美国一件都没有做。
多年来，人们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未来提出了多个替代建议，包括转型为地球防卫机构，在保卫这个星球免遭小行星撞击或者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太空商业的孵化器，首先进行商业化改造；以及成为太空科学机构，致力于机器人太空探索。停止或者仅进行最低限度的载人航天活动，如果由此对存在于人们感觉中的美国领导作用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上述建议可能都是值得尝试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并没有发生。然而也没有仔细考虑干脆把航空航天局的活动并入国防部范畴，这是因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