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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少有人反对太空资源的军事需求，太空军事化，指的是军事部门承认太空资源的价值并运用这一资源，这在很久以前便产生了，甚至早于人类开始太空旅行之前。太空军事化使得美国得以获得显著的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在未来必须得到捍卫，问题只是如何捍卫这些利益。此前一直公开宣称并非美国兴趣所在的太空武器现在似乎成为布什为了实现捍卫美国太空利益以及其他任务的可选手段之一。在对太空武器化的利弊讨论中，应该牢记的一个要点是那些主张太空武器化实际上将削弱而不是增强美国的安全的人士，并非必然反对太空的军事用途。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之间的界限有时有意无意地处于模糊状态。《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一篇社论在谴责那些对太空武器化的潜在趋向的质疑之声时，使用了太空“军事化”的标题。在这件事儿上糊弄人是无济于事的，应该在证据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清晰的辩论，搞清楚对于美国的最佳利益而言，应该采取怎样的短期和长期行动。
对撞的雄心（2）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美国可能需要太空武器以保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但我个人现在还不相信有这个必要。2003年，荣誉退休的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re）主席迈克尔·克里彭（Michael Krepon）为一场关于追求太空武器化的辩论提出了多个议题，辩论原本预计会很激烈，然而最终并没有举行。真正发生了的却是美国沿着近期实现太空武器化的道路缓慢而持续的前行。
武器化的进程是通过一套非常精心设计的方案进行的，这套方案旨在向公众和立法者提供信息的同时又使他们不去注意这些信息—这一目标其实并不难实现。决定已经作出，指令也已写就、文件已经出版、技术也得到了研发，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国会、媒体和公众的全程注视下进行的，但却似乎没人对此感兴趣。偶尔有媒体对此有所关注，也很少能吸引到读者，武器化的鼓吹者还回应道，这是散布恐慌，或者说“毫无理由地刺激恐慌”。在这个问题上观点迥异，武器化的反对者认为媒体的关注散漫不堪，鼓吹者则宣称媒体是在“歇斯底里地瞎嚷嚷”。两极分化的公众观点集中在“9·11”之后的政治环境上，充满恐惧之情，将世界简单地分成非此即彼的、非我即敌的、非勇士即懦夫的、非爱国者即民主党人的＇1＇，以及非恐惧之路即信心之路的。无可否认，更细致入微的方式虽然更加困难，但最终对美国却是有利的。
不只是媒体，有关太空政策的决策制定出来以前，就连在政府内部进行的分析和辩论也少得可怜。意识形态以及所谓武器化反正“无可避免”的调门儿压过了严谨的分析。兰德公司（RAND）分析员卡尔·穆勒（Karl Mueller）称，所谓“无可避免”的假设是“基于鸡零狗碎的证据和逻辑，推论是如此流俗，以至于只适合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而不能作为国家决策的基础”。事实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实事求是现在可不合时宜。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主席艾德·克兰尼（Ed Crane）写到，布什总统没能对美国社会保险部门实施私有化的原因在于布什过于关注“偿付能力、转移成本、没有资本的信用以及偿还率等实际问题”。他建议白宫将社会保险部门私有化变成一项“情感事业”，这一做法能够使辩论偏离对数字和事实的苛刻审视。太空政策方面也很流行同样的战术。
美国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会拒绝事实和科学？很明显，程度很大。但是，感性与激情本来就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讲求实际而且明智的实用主义也是，这才能将梦想变成现实。也许武器化的鼓吹者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在这个国家开始从事太空武器化之前，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且，在美国走得更远之前，他们现在就必须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有选择的，而且应该选择最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方案。
似乎国会、媒体和公众就是不愿意知晓美国在空间政策上正在转入新方向，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反恐战争、伊拉克、社会福利、健康食物以及其他一大堆强烈的公众关切方面已经疲于应对了。那场反恐战争在2006年被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定性为一场“长期战争”。此外，消费主义也难辞其咎—人们太胖，太兴高采烈，以至于没空去关心这些问题。太空武器是如此遥远，如此专业，如此难以设想，还是不去理会为好。也可能电影使得公众认为太空武器不过是小事一桩。无论如何，那些渴望太空武器化的人绝不仅仅是乐于见到公众继续置身事外，使鼓吹武器化的论调逃避审查，用军事行话来说，就是“在雷达下边飞行”。2005年5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说，太空武器化激起了媒体短暂的兴趣，不久以后，我受邀参加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的两档节目，就此话题进行辩论。据两个栏目的制作人说，他们谁都没能邀请到军方代表来电台澄清或者支持空军的立场。沉默固然是金，公众的兴趣亦如浮云。然而，只是引起公众注意的潜在可能便足以使白宫在新太空政策的内容上三缄其口，不再公然表示支持武器化，开始闪烁其词。
但是，对此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主张，太空武器至少在近期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我认为，美国政策和为落实这些政策而进行的项目投资的最终目标是，确定并实现美国真正的最佳利益。捍卫美国太空资源的其他方案根本没被思考过，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去保卫美国的太空资源，公开辩论和公众讨论都是关键。正如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历史只留下一个清晰的教益的话，那便是广泛而自由的辩论是保卫美国人民的繁荣、前途、自由和安全的最佳方式”。如果支持某一论点的论据是坚实的，辩论就一定受到欢迎。通常只有那些最具意识形态和宗派色彩的论调才回避辩论，对异于己见的行动方案连想都不愿意想。美国应该表现得比这个更好些。此外，辩论也不应仅仅集中在太空的军事方面，也应该包括其他方面，如载人航天事业的未来。
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必须发挥全球战略领导作用，感谢上帝，美国采取行动的资格出类拔萃。美国不仅具备号令全球的军事实力，而且这种实力已经得到了验证。正如前总统里根所说的那样，美国是其他国家希望仿效的“山巅闪光之城”＇1＇。美国人登上月球是因为他们做得到，美国人敢为天下先。但是，现在美国却打算放弃里根总统勾画的领袖形象，包括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领袖形象。显然，如此行事是要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为代价的。
现在是美国全面检视她的太空未来的时候了，不能将问题缩窄到载人航天项目和军事航天项目上。建立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对于其他的事情具有直接而至关重要的影响，太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如此重要，不能听之任之、漠不关心或者让少数人决定其命运，现在就应该开始辩论。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1）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
在国际舞台上，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国家渴望冲突时，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当国家出于恐惧而采取行动时，其行动通常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不幸的是，根据杰维斯和其他人所描述的安全困境的所在以及怎样发生的条件，当前的太空形势已经达到了危急程度。相应地，国际太空参与者的行动，特别但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的行动，用安全困境分析的眼光衡量，便更容易理解了。
在杰维斯的研究中，国际互动模型仿照了卢梭的“猎鹿博弈模式”和经典的囚徒困境。在猎鹿模式中，有关参与方如果能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便都能获益，因此应该动员他们向这一目标努力，而不是允许他们犯错，去追寻不怎么合意的目标，从而使有些参与者完全不能获益。然而在太空活动方面国际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目标是值得怀疑的。“9·11”事件”后，五角大楼认定美国处于一种安全上的不确定状态，其安全有赖于她的能力和适应力。这种说法现在已无处不在。太空则是这场存亡之战中美国战斗力的首要来源。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太空是一种战略资源。但是，这种简略说法非常含糊。太空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战略资源，然而其含义却完全不同。在战略层面，太空资源是在军控核查和早期预警当中起作用。太空使远距离连接和搜集情报、改善教育、扩展医疗资源、增加就业、环境监控以及其他事项成为可能。这种能力对所有国家显然都具有战略价值。然而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战略”这个词越来越经常地等同于“军事”，太空资源则越发经常地被用于战术层面。
鉴于对如何界定所有国家的最佳利益并无单一而简易的解决办法，囚徒困境可能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模式。在囚徒困境模式下，不和其他人合作，既有进攻性的动机，也有防御性的理由。美国目前在军事太空能力方面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保持这一地位至关重要，这一点在现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美国政府认为军控合作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其可能会限制美国在锻造或者使用太空军事能力方面的灵活度。此外，由于太空技术的双重用途特性所带来的特殊挑战，特别是诸如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卫星成像技术所具有的军事和民事通讯价值，美国更有理由拒绝与任何她认为是潜在威胁的国家开展合作。如果一个国家倾向于将另一个国家视作对手或者潜在对手，这种心态便会影响到对对方意图的判断。因此，中国的太空计划便成了美国特别感兴趣和关心的事情。
在安全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方面，一个主要的变量是保护国家—在太空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保护国家的资源—的武器或者政策是否应该是完全防御性的。在太空资源问题上，形势加倍复杂，因为资源是不是一种武器非常难以界定。很大一部分太空资源被认为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既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功能。摄像卫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图像是用于确定武器打击的目标还是用来监控农田决定了这个卫星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技术上的模糊对定义双重用途技术以及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技术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响。大多数世人认为通信卫星是一种传播信息、推广教育和促进民主的工具，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却将之视为“敏感技术”，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军事价值。结果是，这种技术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归为一类。一旦所有的军民两用技术都被分门别类—假如做得到的话，那么就必须将某种军用技术是更接近于进攻性的还是更具防御意义的考虑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2）
以另外一枚飞行中的导弹为目标的导弹（导弹防御）也可以用来瞄准轨道卫星。实际上，后者在技术上还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卫星是环绕着已知的轨道飞行的或者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并且是一个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体，发现这样的目标要比发现一个移动目标容易。从技术角度来说，将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为一套进攻性的反卫星武器（ASAT）并不困难。杰维斯曾专门谈到了反弹道导弹技术：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差别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如果所有国家相对于军备竞赛而言，更支持维持现状，显然，达成的军控协定便会是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协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协定非常罕见—《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s）以及对《反导条约》（ABM treaty）的敌视可以被视作样本，这表明要么国家并不总是愿意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要么在区分进攻或者防御武器方面非常困难。”
意在禁止进攻性技术的《反导条约》揭示了技术的模糊特性。
甚至当技术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诸如意图和动机之类的事情也必须得到考量。太空探索从来不是太空事业唯一的事情，甚至连首要的都不是。其他的目标总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通常便牵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