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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的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满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它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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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皇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总头子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赖以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经。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分着，畜生和恶鬼都是具体的物件，但是地狱却是个藏纳物件的空间，可见理论不够完备。中国人不可能容忍这样的混乱，于是把鬼装进了地狱。神。人、鬼三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鬼们呆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不仅里面的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构，作恶多端，而且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第一殿秦广王、第二殿楚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五官王、第五殿阎罗王、第六殿卞城王、第七殿泰山王、第八殿都市王、第九殿平等王、第十殿转轮王。每殿阎罗，都下属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它的八殿，都下属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极其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否则再投生，都记得前世之事，刚生下来的小娃娃，一张嘴就对他妈说：“我其实是你爷爷”，天下就乱了。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是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十座，而且每座有十六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儿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个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儿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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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送礼：商机与仕运的协奏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这些年欧风大炽，时髦的人们喜欢过洋节，中国传统的节日，都给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不过年的中国人，还不多见。大日子的春节，不是过一天，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皇帝赐宴，大抵什么也吃不到嘴里，无论官阶大小，都得回家过嘴瘾去。但是，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明清时节，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聪明的商家，都会在这个时候打主意。不过，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无论对传统态度如何，都还是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了工作，顺便送点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