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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还是运东西，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个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恨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乘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一个王朝的末世，官员无论大小，似乎都意味着贪官污吏，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不一样。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原来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废物。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或者是，皇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租税？害的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满清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刁民，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不是清末就没有土匪，没有私盐贩子，没有抗粮抗税，没有所谓的“刁民”，但很明显，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份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乘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一无所有的他们，丢了脑袋，也无所谓。只是跟着起哄的人，之所以能有胆量跟着，多半是因为旧皇帝没有了，新的真龙天子还没有见的缘故。
袁世凯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舆论都抨击说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梦。其实，作为清末以来公认的最能干头脑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凯，就算我们能证实他确实有这种偏好的话，其政治抉择，不大可能全然出于自家的偏好。显然，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和他的谋士们，显然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皇帝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权威魅影。当时所谓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舆论喧嚣，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更适合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们所说的中国人，不仅有蠢蠢欲动的“刁民”，还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仅有那些袁世凯鞭长未及的西南军阀，还有他自家派出去驱逐了国民党势力，从而占据一方的北洋宿将。
袁世凯的悲剧，从技术角度，可以说他在所谓筹备帝制的阶段，完全丧失了对外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围的马屁精们操控“民意”的本领，以致于被这种虚假的民意蒙在鼓里。从策略角度，则是忽略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自从严复把进化论、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号信仰。读书人在啃侉饼，看天演论的同时，不仅把名字改成了“适之”和“竞存”，而且还因此自我洗了脑。进化论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当时叫少年）胜过老年，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康有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宪、*共和递进。最关键的是，所谓的进步，一律是直线前进式的，有进无退。中国既然已经变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实际效果如果，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逆世界历史的潮流而动，当然也就等于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么进化论，什么达尔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什么叫专制，如果再出一个皇帝，或者旧皇帝再坐龙庭，也无可无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追究他们脑袋后面有没有辫子。但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识的中上层，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军头们。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据一方的特权，反抗中央，意味着反叛，但是，如果赶巧中央自己把总统换成皇帝，则给了他们一个反对开历史倒车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揭橥这个大旗，至少在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或者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等于是给了反对者一个合法反对自己的借口。
进化论和帝王权威PK的结果很滑稽，一个具体的强人倒下了，背着千古的骂名。
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
自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都说自家是以孝治国，皇帝个个是大孝之人。尽管实际上父子争位，兄弟相残的事，皇宫里面就没断了有，但孝治的招幌，自打挂上去，一直都没摘下来过。当然，以孝治国，也有一点小麻烦，都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但如果做臣子的，自家的老爹跟皇上成了对头，该帮哪边呢？更普遍的麻烦是，如果孝子为了履行孝道，为亲报仇杀了人怎么办？国家总不能没有法律，而且法律的执行者只能是政府，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该允许个人自己执法。显然，所谓的为亲复仇而杀人就是自己执法，如果人人如此办理，那么还要法律，还要政府干甚？
所以，各个朝代，在为亲复仇、即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一阵儿不加追究，甚至表彰手刃仇家的孝子，一阵儿又强调政府执法，惩罚杀人者，不管他是不是孝子。说实在的，一般来讲，虽然传统国家提倡孝道，虽不尽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毕竟没有当家执政的人，乐意底下的百姓有了怨屈和纷争，不求官府，一律自行了断的，即使出于孝道，也是个祸根，口子一开，说不定哪天就被某野心家利用，成为祸乱之源。但有意思的是，凡是这种为亲复仇的好汉，几乎无一例外会获得民间舆论的力挺，载入民间口碑是肯定的，多半还会载入地方志，长久地为人称诵。
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完全不在乎民意的，大概没有。即便皇帝时代，民为邦本的教条，也是颠扑不破而且政治正确的大道理。鉴于为亲复仇的呼声如此之高，因此皇帝们都很为难，很难有个准主意，到底是该奖励还是要惩治。拖到了明清之际，只好打个对折，含糊一下，一面网开一面，重罪轻判，一面表彰那些讨饭孝亲和割了自家屁股上的肉给爹娘治病的温和型的孝子，给他们立牌坊，以便把人们的孝行，往这正面引导。可是如果碰上些二杆子，该动刀动棒，还是挡不住。
清末新政开始的司法改革，改到民国，全盘引入西方法律制度，血亲复仇这种事，无论打什么旗号，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被允许了，但是，说也奇怪，偏就是这段时间，硬是出了若干大案子，几个大人物，都是死在血亲复仇的枪下。
第一个死的是徐树铮。此公系段祺瑞的第一号亲信，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别于做过总统的徐世昌。小徐在民国史上，是个特别能折腾事的人物，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虽然自家感觉是诸葛亮，其实更像苏秦张仪之流，因此结怨甚多，最大的仇家，是冯玉祥。这是因为在直皖战前，小徐杀了冯的恩公而且有点瓜蔓亲的北洋宿将陆建章。风水轮流转，终于到了冯玉祥可以左右政局的时代，一天，小徐坐的火车在廊坊被截住，坐头等车厢里徐树铮，被冯玉祥的士兵拖出来，二话没说，就吃了枪子，然后冯玉祥请来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他对外宣称，是他为报父仇杀了徐树铮。
徐树铮模式开始被复制，第一个拷贝应在下野的军阀孙传芳头上。孙传芳曾经是后期直系的大人物，国民革命军北伐，要对付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其中交战最多，也打最凶的，就数孙传芳。1928年，孙传芳失败下野，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吃斋唸佛，突然佛堂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孙传芳的脑后开枪了一枪。原来，孙传芳也曾经跟张宗昌打过仗，俘虏了张的部下旅长施从滨，并且杀了这个老而无用的老军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没有怎么弄过枪的弱女子，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杀掉一员沙场宿将，在刺杀史上，不能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第二个拷贝是张宗昌。此公也犯过孙传芳的毛病，在军阀混战中，杀过俘虏，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军长郑金声。后来，张宗昌兵败下野，山东这块旧日的地盘，已经归了冯玉祥的旧部韩复榘。但是，偏偏张宗昌不识趣，非要回山东来溜达溜达。这一次，张宗昌连火车都没有爬上去，就被打成了筛子。不用说，肯定又用得着孝子了，这回的孝子是郑金声的侄子，据说已经过继给郑金声的郑继成。
三个孝子（女）的事迹，在当时都被广泛传颂，还出了小册子，经过文人记者的渲染，孝子们无不含恨忍辱，卧薪尝胆，个个有豫让、专诸之风，整个过程传得神乎其神，各自枪法也神乎其技。当然，更重要的是，三位孝子最终都没有被法律惩治，只要施剑翘被象征性地关进了监狱，不旋踵即被因大孝之行特赦，从此各自顶着孝子的光环，过着幸福而且风光的生活。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在当政者和媒体的合谋中，被借机制造出来，被不明里就的百姓传颂。
当然，三位孝子（女），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道具。真的杀人者，另有其人。小徐死在冯玉祥手里，张宗昌死的韩复榘手里，而孙传芳的死，幕后人物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最的可能是当时已经当了家的国民党系统得某些权要。他们的死，也基本上不是复仇的牺牲，而是*的需要。冯玉祥联合奉系推倒直系，推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当然不能允许小徐出来，让这个空头的执政真的活跃起来。而韩复榘好不容易才得了山东的地盘，当然不能容许它的旧主人东山再起，哪怕一丁点迹象也容不得。至于孙传芳，过去的威风实在太大，给所有跟他交过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大计考虑，当然最好是斩草除根，不能让他死灰复燃。
民国是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