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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沪滨的繁华遍地之外，万千国人在铁与血、生和死之间抗争着、挣扎着。然而，对这一切，她都并不关心，甚至压根不曾措意。
那些年，有一部小说叫《*》。故事是：一位女子，出任爱国杀手，色诱汉奸高官。自己人一面利用她，一面视她为不洁。而高官则与之纠结不已。在最关键的时刻，她选择了高官。那些年，还有过一部书叫《山河岁月》，作者曾是一位汉奸高官。纸醉金迷的上海，胭脂遍地的江南；是太盛产故事了，一切纠结终将结束。
终有一日，《*》的作者告给《山河岁月》的作者：“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今生今世，他们不再相见。
某年某月某日，一篇文章面世了：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三十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这是篇上好的文字。它的作者是一位老者，他叫柯灵。
1984年的《读书》和《收获》同时发表了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从此，这个小女子在大陆消失三十余年之后终于浮出水面。一个作家，在自己淡出江湖几十年之后，能有这种辉煌，是一种福气；而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见证这种辉煌，更是一种喜气。在上世纪的中国，能够享受、而且配得上享受这份荣耀的人，真的不多。她配。
她也配得上有这样的朋友。她把太多的情给了那个柔若无骨的男子，所以她对旁人的情已不多。情不多，朋友自然不多。柯灵是一个。那一年，他正在主编《万象》。那是个商业性杂志，如果没有力作的支持，是容易垮掉的。于是他苦苦寻求作家支持。苦苦渴求之中，那篇《沉香屑——第一炉香》进入了他的视野。可是他并不识作者。发表此文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是他的老友，但问起这事来总归不便。大概是七月的时候，她却意外地出现了。丝碎花旗袍，高高的个子，出现在《万象》主编的面前。她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小说，内附插图。“会面和谈话很短，但很愉快……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差不多是这时候，她已经一跃登顶，红遍沪上，粲然无限。这个小女子，已经以锐不可当之势独步文坛。然而须知沦陷区的沪上文坛也是鱼龙混杂，清浊莫辨。这小女子对政治又实在是外行。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刊也为她卖力地鼓掌。柯灵对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同在沪上的郑振铎、夏丏尊、王统照等宿将亦托柯灵建议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若有文章，可交开明书店保存，付给稿费，等海晏河清之日再行刊发。以她的才华，绝对不愁不见知于世。柯灵找到了她。她不以为然，“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在回信中，她说，她要“趁热打铁”。于是便有了《传奇》。《传奇》是她第一本书。这部《传奇》四天内就被抢购一空，其畅销程度震惊文坛，这乃是传奇。她本身亦是传奇。从此，这个传奇也不再出现于《万象》。
张爱玲：倾城之恋（4）
她只是她自己。她自顾自地走着她的路，做她想做的，写她想写的。然而，二人情谊未绝。后来《倾城之恋》要改编成舞台剧本，她仍征询他的意见。他不客气，直言不讳。她亦不在意。剧本上演时，奔走的还是他。她和剧团主持人周剑云的会面，也是他安排的。整个舞台的演员阵容，盛极一时。事后，他收到了她的礼物：一段宝蓝绸袍料。
后来，他两度入狱，都活着出来，而且是完整地。这是她的功劳，当然和那姓胡的男子有关。回到家，他看到的是她的留言——那是她曾来慰问的表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岁，这份友谊弥足珍贵。一九五○年，在沪上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她出席了，他亦出席了。于是会面。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而后，她走了。她走的前夕，遇上夏衍。这个在《上海的屋檐下》待过的前辈当然晓得她，而且欣赏她。他劝她不要走。可是她走了，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她人没有回来，她的黄金生涯也没有再回来。离开了滋养她的上海，她就再不是那个张爱玲了。“才华最爱出卖人！”对有才者言，“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这是傅雷说的。傅雷就是在《万象》上批评她的那个人。他是“爱之深，责之切”。可是她不待见他。她不愿相见。她的回应是《自己的文章》：“我发现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然而“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是因为它像绿葱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话已说到这份上，就不好再说了。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红颜太甚已是危险，何况又才多。自然，她的晚年不会太好。
她在美国。她是在香港念过书的，英文是好的。可在那个国度，仅仅通英文又如何？操着同样一种语言的人之间，相去何止千山万里？她进不了那个真正的国度。这里毕竟不是上海了。“阿拉是上海人”，上海人在美国，那又如何？
她又有了二人生活。另一半是赖雅（Ferdinand Rayher）。当年英武一时的赖雅已英雄末路：不仅老，而且穷，而且病。那是看不到希望的时日。老来多愁多病身，更苦了妻子。原不是要结婚的人，后来居然怀上了他的孩子，居然就结起婚来。婚后不久，男子身体日渐败坏，倒要女子为了温饱而奔波起来。
一九六○年，她成为美国公民。一九六一年，她有台北之行（在那里遇有她的仰慕者，而后者日后亦大都成名）。而后谋生于香港。那是她曾生活过的地方。回来的护照上有她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她：这个尚未年老的女子，业已红颜老去，丰润渐无。四十出头重返香港的她，和当年三十来岁由沪抵港的那个女子，已全然不是一个人。短短十年，就足以彻底改变一个人，又何需沧海桑田！一个曾经信誓旦旦做“天才梦“的奇女子，竟已落得此般地步，这谁说得清楚？
当年的她，似乎拥有的太多了。于是后来生活一直在对她做减法，把她的拥有一件件地剥去：年轻漂亮没有了，华服美食没有了，辉煌事业没有了，家庭生活没有了，蓝颜知己没有了，甚至健康也没有了。她的牙、她的眼、她的皮肤，甚至她的心脏，都已日渐颓坏。一个人所能失去的，她都失去得差不多了。这时，她所拥有的，仅是一条性命，一般温饱，三二好友。当年“飞扬”一时的她，不仅已然“安稳”，甚至有几分“落寞”了。铅华洗尽而见素朴，素朴至极而近乎寒碜。中晚年的她，只有勉强的温饱和稀寥的朋友。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爱玲：倾城之恋（5）
幸好还有朋友。朋友仍不多，但有个夏志清。当年她在沪上无意间邂逅的藉藉无名的小青年，此时业已成为声誉崇隆的学界红人。那些和她同时代的华人，在彼邦大都日子越过越滋润，比如杨联陞、陈世骧、夏志清，比如唐德刚、黄仁宇、周策纵、余英时。只有她是每况愈下。可当年她是怎样的少年得志呵！好在还有夏志清。
在那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给她无以复加的地位。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史》走红，她也再度走红。当她已经不太能写的时候，她走红。在美国，在台湾，甚至在大陆，有太多的人开始关注她，谈她的身世，她的作品。一个过气的作家，再谈作品已无意义。有意义的是、而且主要是：怎样挣一口饭吃？一九六六年，她写信告给夏说：“对于我工作的事实在费心，我确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也就只好不说了。”其实，她可说的也已不多了。多年之后，她又给夏写信说：“物价涨，但是我跟你们的情形不同，又等于从来没有过固定收入，习惯拿到点钱就留着过日子，也不怎么省，就是不会撑场面……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起断断续续病到现在，感冒从来没有像这样连发，好的时候要赶工作，信没写成，倒收到你的信，很惭愧。”一九七五年的信中，她说：“我这一向一直在忙着写个长篇小说《小团圆》，写了一半。”可翌年又说：“我自己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么会怪人写信不勤，而且实在能想象你忙的情形。”别人想不忙都不行，她想忙也没得忙，于是只好写信。
她写信的时间越多，就越见出她生活的单薄。在写信之外，她的生活所余不太多。要了解她那些日子的生活，只要看她给夏志清的信就已明白一半了。
当然她还在写，比如《同学少年都不贱》，比如其他。但毕竟和往年不一样。她已到了一个只适合写点*的年岁，或者说已不太能做别的事（比如写小说）的年岁。事实也是如此。这许多年中，她绝大部分文字都是漫谈与回首，质平平，量亦不多。
一九九二年，她开始写遗嘱。这时候，她就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早在出版《红楼梦魇》的时候，她就公开说自己“去日苦多”。她感叹：“长长的是磨难，短短的是人生。”她在苦苦撑着编写那部《对照记》。一九九三年，她完成《对照记》，次年出版，获《中国时报》“特别成就奖”。她以“忆《西风》”为题，发表获奖感言。往事不堪回首，可是要忆《西风》，又不能不回首。——《西风》是在五十五年前发表过她的《我的天才梦》。那时她才十九岁。“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十九岁就把文章写到了这份上，真的很难说她不是天才。
她，曾经天才梦圆，后来天才梦醒。天才老矣。第二年，她就走了。
《忆〈西风〉》大概是她最后一篇文章。同年五月，她给夏志清写了信，那是给夏的最后一封信。她说：“一直这些时想给你写信没写，实在内疚得厉害。还是去年之前看到这张卡片，觉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想至少寄张贺年卡片给你，顺便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信写到这里又搁下了，因为换医生刚暂告一段落，正趁机做点不能再耽搁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来过！吃了补剂好久没发，但是任何药物一习惯了就渐渐失灵。”时代是真的不一样了：青年的她，三天两头出小说；中年的她，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而近晚年的她，写一封信就是三天的工作。她已经不能再写下去了，甚至不能再活下去了。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一阵急促的电话声骤然响起。房东的女儿通知那位男士：“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