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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文科学长。
同时，他还是最著名的《新青年》的主编。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代新风首先是由《新青年》所开的，自然也就是其主编陈独秀所开的。
二
那时候，八大胡同是个著名的去处。那时，不少人也都好这一口，有闲暇闲银子了，就去八大胡同泡一泡。这里的常客往往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那京师大学堂。后者后来就成了北京大学。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校风大振，去光顾八大胡同的人顿然少了许多。不过也不是全然没有，毕竟那时尚无法律明令禁止此事。
一日，这里来了个客人。店家见此人身材矮矬，其貌不扬，衣着也随便，也就平常相待了。此人也乐得自在。可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壮年人看上了一位年轻漂亮的主儿，有位青年人也看上了。两相争执，争执不下，于是对骂，于是对打。年轻人火气大，壮年人火气也不小，就大打出手。
这下可好，这一闹，人们都知道了：原来这其貌不扬的壮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就是那风云一时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堂堂的新派大人物，居然、公然到这种场合，而且闹出这种事体，如何了得！
是的，如何了得！社会上很快就闹开了锅。北大立即开会应对，精于权谋的沈尹默等几经鼓噪，陈文科学长就下岗了。
三
下岗后的陈独秀，同时还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于是他即刻南下，隐姓埋名，蛰居沪上。在这里，他又赢得了两位妙龄女子的芳心，很快进入二人（其实是三人）世界。然而，即便是在这温柔乡里，他还是不忘本行。他从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人：除了做学问，他还搞革命；除了耍笔杆子，他还玩枪杆子；他反北洋政府，也反南京政府。于是他被北洋政府通缉，也同样被国民党政府不容。到南方后，他仍在劫难逃。
有一阵，外边盛传通缉陈独秀，当局以巨金悬赏其人头。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就连他那墨水不多、当工人的妻子潘兰珍也知道政府在四下里通缉陈独秀了。这时，潘兰珍和她的“李老头儿”大吵一架回家去了。后来，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重大新闻，满大街都在热议，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别人说陈某人如何如何，她也跟着说，她放胆地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被杀头！”乃父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她打开一看大惊失色：“陈独秀就是我老公！？”——报纸上那通缉犯的脸，正是她丈夫的脸。
陈独秀又一次进了局子，时人轰动。自此，陈独秀和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次次正面的辩论（其中有的辩护词居然被收入了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法学教材）。
问：被捕十人之中，你认得几人？
答：我以*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为政府侦查，我只能将个人情形奉告。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答：这是事实，我不否认，理由有三点。（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符合*政治原则；（二）中国人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张抗日，政府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只是四个字，行动上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这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2）
第三次开庭，也是最后一次法庭审讯，旁听者多达二百余人。开庭后，检察官起立说陈独秀等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判刑。
经过一番审理后，法庭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
大厅一片安静，但听陈独秀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旁听席上哄笑一片。
接着，名动全国的章士钊大律师也起而为之辩护。章道“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云云。关于陈其政治立场，章说陈鼓吹共产主义与三*义“是一个好朋友”，说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在《汪陈宣言》中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组织托派分裂*“有功于国民党”等等。章的辩护足足有五十三分钟。陈独秀意难再忍，当庭便说：“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台下哗然。
嗣后，陈独秀被打入大牢。在从上海押往南京的火车上，在全副武装的警察的看押下，在火车的颠簸中，他若无其事地一夜酣睡，直到终点才被叫醒。
四
陈独秀“落户”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监狱不远处就是总统府。
一日，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从上海找到了老虎桥；她要见陈独秀。看守人员莫名其妙：这年纪轻轻的女子，和这年过半百的糟老头之间，能有什么干系？我是他妻子，她说。她和他相去近三十岁。此行，她是特来“陪伺”的。她在近旁找了住处，常来看陈，甚至同宿狱中。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时与娇妻恩爱。一次，他行好事的时候看守就在场。看守大怒：“老实点，你这罪犯，到这里了还来这个！”陈独秀不以为意，说：“我是犯了罪，可我的*没犯罪。”他仍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与陈独秀共同北伐过、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特地来看陈，进行了一次半谈话半审问式的会面。陈独秀神色自若，毫无愧悔。何走后，四近的青年军人纷纷围着他要墨宝，陈欣然握笔，他写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又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局子里，陈独秀一如往昔。因为是此地建狱以来最大的*，这位焦点人物受到了“特殊”待遇。牢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满是书籍，经史子集，样样不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有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陈独秀终于研究学问了。有人问他：“你对研究文字学如此沉迷，它究竟有何用处呢？”他笑答：“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又说：“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讨论。”
他已然从最现实最繁复的政治风云中，蜷缩到这最纯粹最不沾人间烟火的“小学”里。一个在政治场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人，居然还能在这“纯粹”得奢侈的学术领域里另有一番建树，实在是太难了。毕竟是陈独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陈独秀：一江凉月载孤舟（3）
他开始咬文嚼字，意兴盎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立身于囹圄之中。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著述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这些计划由于提前出狱而永远定格成了计划。但他在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却收获不少，内中《识字初阶》更是不可多得的上品。这是部倾注心血的书，也是部多灾多难的书。
五
自打西安事变的一声惊雷之后，蒋介石的日子就难过了许多，陈独秀的日子却好过起来。抗战来临，南京政府穷于应对，再也顾不过来了。那年八月，在日军的炮火之中，陈独秀安然走出了那蜷缩多年的小局子。狱是出来了，可何去何从，还是颇费思量。他想到了延安，后者当然欢迎，不过有条件。而这条件，是陈所不能接受的。
他没有去延安。蒋介石当然也希望他前来效力。可是蒋手上沾着他两个儿子的血，岂止是“不共戴天”四字能说尽的？其他各方面也都竞相邀聘，向他抛出橄榄枝。是的，就凭他通晓三门外语的硬功夫，到哪里还不能找个饭碗。可是，“沧海何辽阔，龙性岂易驯”！他受不得这样的约束。他哪儿也没去。
六
后来，他沿江北上，入川，在一个叫江津的地方住下。赤贫已久的陈独秀，仅有的财产是一批书稿，几个瓷碗。所幸有朋友接济，日子最初还能勉强熬下去。
此时，他放心不下的还是这部书。在江津，他改定《小学初阶》，并易名为《小学识字教本》，交国民党*出版，以作为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后者所属编译馆决定出版，并预支了一万元稿费。但该书送至*审批时，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求改动。陈独秀却说：“一个字都不能动。”两相僵持，书稿就搁在那儿。预支的稿费却也没有索回，可这稿费，陈独秀压根不敢动用，一直存在银行里。张国焘来看他，胡宗南、戴笠也来看他，给他钱给他物，他一概不要。他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子，清贫的、寒碜的日子。
然而，便是这样，他还是被贼惦记着。或许是他的盛名和来客的富庶，吊起了贼的胃口，他们笃定洗劫这位老人定有惊人收获。贫家不惧盗，陈独秀因此而丢失了十多件衣服和被褥。他对此毫不惋惜，他痛心的是《小学识字教本》等书稿也因此踪影全无。这对贫病有年的老人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为了偿还预支稿费，他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可这又谈何容易！
长期的地下亡命和监狱生活，无可挽回地蚕食了他的身心健康，肠胃病、高血压和心脏病日趋严重。在江津，疾病也没有放松侵扰，此外还有贫困，还有孤独和种种纷至沓来的骚扰，令陈独秀难以招架。他已年过花甲，他的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个广场上的领导者、这个法庭上的雄辩手，这个老虎桥的潇洒汉，已经明显衰老了，病弱了。
然而，这孤独、执拗的老人，仍然固执地住在县城之郊，苦苦挣扎。他的居处是两间破房。在这里，除医生十天半月来一次外，几乎门可罗雀。有次朋友朱蕴山到来时，恰好陈胃病发作，痛得冷汗淋漓，在床上打滚。朱环顾四周，一床一桌，几架书，别无其他。刺骨的寒风从破旧的窗户中窜入，冷得人直打颤。
那年入冬以来，他的病情愈加严重，除了胃痛常常不能自持外，血压也一直徘徊在二百上下。翌春，病况愈下，江津名医不时前来义诊，惜疗效不佳。这时，有人告诉说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土方：蚕豆花泡水喝。陈试服几天后，仍未见多大效果，却也无损害。一次，他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忽觉一阵腹痛，并伴有腹胀与呕吐。医生马上为其切闻司药。医生这才发现尚未用完的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所泡的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来是这次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想必是因霉变而产生了毒素。
次日一老友来访，陈兴奋不已，又食四季豆烧肉过量，导致呕吐、发烧、晕眩、昏厥症病，一病不起，终日卧床，从此再未起来。他一切都已力不从心，无奈中，意识到自己已到死亡边缘，他强打精神写了一张便条，喘息着让潘兰珍找人寄往江津，想叫儿子陈松年和好友过来，还想请医师过来。众人赶来时，陈独秀的病况正在急剧恶化。潘兰珍决定亲自去重庆延医。然而医生也自知无力回天，只好赠送了几样药品让带回去。
那日，在日趋衰减的气息里，陈独秀接连三次昏迷，每次都被强心剂从死亡的边沿拉扯过来。一周后，陈独秀约人前来，说：“我的钱都存在农工银行，你将存单收下，如果我好了，再交给我，不然，由你去支配。我没有别的东西，几个瓷碗和衣服都给她（指夫人）……”他所说的存款，就是*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预付的稿酬，迄今仍未动分文。
又是一天多水米未进，他感觉到体力的衰竭已明显地造成了思维的枯萎。他艰难地示意潘兰珍再靠近些，然后用极其微弱的语气说：“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已没了先时的效验。他周身能动的，只有微微的气息和凌乱的心跳。当老友包惠僧从重庆气喘吁吁地赶来时，他已失去知觉。潘兰珍一只手托着他的头，一只手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而又不乏激动地说：“老先生，侬醒醒，包先生来看侬了！”她轻轻地拨开了老先生的眼皮，只见那眼珠滚动了一下，几颗眼泪滚落下来。
眼皮又重重合上，他释然地睡去。在浓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