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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以其三万三千人口又成为美国第一大城。十八世纪结束之前，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一七九二），第一家保险公司成立（一七九四）。纽约这时已经超过费城而成为美国商业中心。而由于法国大革命和继之而来的拿破仑长期东征西战，纽约州变成了欧洲的面包篮。其农业发展和出口从一七九〇到一八〇五年增加了十倍。是“一八一二年战争”（美对英法）才迫使纽约对外贸易暂时中断。可是纽约毕竟是纽约，不但为战争出了不少人力、财力，而且——记得战争时期海盗行为是合法的吗？纽约又成为此一战争时的一个海盗大本营。
独立战争之后的纽约开始渐渐出现了基本的变化，殖民地时期的海港贸易经济，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一转而成为一大制造业生产中心。如果说纽约第一期的成功，是因为有幸位于一个一流海港和一条伟大河流的出海之处；那这第二期的成功，可以说又是一个机运造成的。邻近的宾州有庞大的煤藏，加上十九世纪初开始的欧洲移民潮，配合上纽约已拥有的经济实体——人力、物力、财力——其结果是在原有的贸易基础之上又建立了工业基础。这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可是纽约好像发生得比任何城市都快。
在回顾这个初期转变过程的时候，有两个年代，一八一一和一八二五，非常突出。一个决定了曼哈顿的市区发展，另一个决定了纽约市的经济独霸全国。
一八一一年，纽约市政府公布了经过四年测量调查而拟定的都市计划和一张地图。这个“一八一一年计划”规划了市内的大街小道和公共广场，将曼哈顿岛绝大部分划分成一个个长方形的“街廓”（block），由南北方向的马路（avenues，一〇〇英尺宽［约30米］）和东西方向的街（street，较窄）分割。凡是可以延伸到哈林的马路，以序数为名，从东边的第一街（First Avenue）到西边的第十二街（Twelve Avenue，中文对此始终没有统一称法，有人说“三马路”，也有人说“五号大道”）。横街则一直划分到“一五五街”。另外还保留了印第安人走出来的最老的一条道路，百老汇（Broadway）。这个都市计划区还辟有半打左右的广场，可是没有公园。
你要晓得，一八一一年，曼哈顿当时十万市民还挤在最南端不到两英里长的地区。其余的曼哈顿，除了农庄、果园之外，还有丘陵、湖泊、小山、水池、树林、平原、沼泽等，有鸟在叫，有鹿在跑，有鱼在跳。这个格状计划（Grid Plan）则完全不考虑地形和大自然，只从容易建造和买卖的经济和方便观点着手，意图硬将曼哈顿铲平，填平。当然，有人告到法院，但被驳回。因此，才出现了今天这个形式的曼哈顿。
纽约，纽约（3）
这个时期的纽约有一位杰出的市长，迪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他从一八〇三年起连任了十二年。“一八一一年计划”就是在他任期内敲定的。但是他对纽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一八一七到一八二八年的州长任内。一八二五年，不但在他任期之内，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才有意义。这一年，一条从伊利湖边水牛城（Buffalo）到哈德逊河旁、州府奥尔班尼（Albany）之间的人造运河“伊利运河”（Erie Canal）开始通航，因此才使美国内陆中西部，有可能经由各大湖、人造运河、哈德逊河，而以纽约港作为其出海口。
克林顿是这条运河最早的鼓吹者和路线勘察委员。为了筹资，他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革命性地发行了州公债来建运河。当时人们一直在问：在联邦政府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在全国的人造运河加起来也才不过一百英里的情况之下，去建一条三百六十三英里（约584公里），工程艰巨（包括八十三个船闸），耗资七百万美元（纽约旅店一天一块钱时代的美元）的伊利运河，值得吗？
值得吗？伊利运河之前，从水牛城到纽约市的货运，为时三个星期，费用每吨一百二十美元；运河之后，为时八天，每吨六元。运河之后，远至威斯康星州的中西部农产品和其他货物，在纽约找到了出海口。也就是说，有了国际市场。无论是海运刺激贸易，还是贸易刺激海运，总之，运河之后，曼哈顿控制着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二分之一的进口。运河通航的一八二五年上半年，仅仅六个月，曼哈顿就多了一千五百家贸易公司。
从伊利运河通航到南北战争前夕这短短三十几年，纽约跨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时代。就人口来说，先是爱尔兰人逃避贫穷和饥荒，接着是德国人逃避革命后的政治迫害，使纽约人口从一八二〇年的十二万四千人，跳到一八四四年的三十一万四千，再跳到一八六〇年的八十一万四千。从一八四〇到一八六五年，竟然有不可思议的三百万欧洲移民从纽约登陆进入美国，使这个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国家的“土生”美国人和新移民之间首次出现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摩擦与歧视。毫无疑问，这第一批庞大数额的新移民，对纽约市的基本建设和其他发展至关重要，其影响更是无法估计的。纽约这段期间的物质发展确实惊人。一八二八年，百老汇大道街头亮起了煤气灯。第一条市内“纽约—哈林铁路”（虽然先由马来拖，两年后才变成蒸汽“火车”），也终于在一八三二年建成。到一八四〇年，纽约已经成为世界一大港口，东河之滨有六十三个码头，哈德逊河旁有五十个，有定期班船邮轮前往欧洲、加勒比、南美和北美沿岸。一八四五年，纽约市电报线开始运作。一八五九年，没有它就不会有现代摩天大楼的电梯，在五号大道一家旅店开始升降。
然而，这些新移民也为纽约市政府的各项服务带来巨大压力。以多年的老问题用水为例，人口暴增加上无限制发展，曼哈顿岛上的自然水源早已被污染到恐怖的地步。一八三五年烧毁了商业中心地带六百幢建筑的纽约大火，更暴露出水源之极端不足。其结果是不得不在一八四二年建造“克鲁顿水道系统”（Croton Aqueduct System），今天三大供水系统中最早的一个，将三十英里（约48公里）外郊区的河水引入市区。同时，为了清理环境污染，防止传染病，在这之前兴建了真正的地下排水道。
至于住屋问题，曼哈顿在十九世纪中期非常严重，但并不独特，是工业革命和都市化的必然结果，伦敦和巴黎也面临着同样问题。曼哈顿在一八四〇年代有三十多万市民，挤在这个小岛最南端不到五分之一的地区；在电梯发明之前，全在最多六层楼的一幢幢公用、商用、私用建筑内起居工作。好在“一八一一年计划”已经做了规划，而且“纽约—哈林”铁路也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只要视需要一步步按照地图规划向北扩展就是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首先逃避拥挤、污染、杂乱和不时出现的瘟疫，自然是富有人士，他们先定居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等到商业活动开始侵入的时候，他们又北移，去了五号大道。到一八四八年，市区已经延伸到三十四街一带。而贫穷人士，尤其是新移民的情况如何？政府因一八三五年大火而进行了数次关于纽约住屋境况的调查，发现竟然有如此恐怖的现实：一个十二英尺（约36米）乘十二英尺的房间里住着两户人家，男女老幼共二十人，只有两张床，没有隔间，也没有桌椅。州政府因瑞伊斯（Jacob ARiis）等改革家的揭露和呼吁，才针对这种非人道状况颁布了关于这类“分租住屋”（Tenement House）的法律，规定每幢住屋必须有窗、厕所、太平梯等等。但是，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中期，纽约大概是西方世界里生活素质最差的一个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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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纽约（4）
从经济和现实角度出发的“一八一一年计划”完全没有考虑到为纽约设计公园。直到内战之前，市政府在民间组织多年的压力下，才作了一个纽约都市发展方面最明智、重要的决定，选中了奥姆史戴和伏渥（Frederick Law Olmstead，Calvert Vaux）两人的设计，在曼哈顿正中央收购了一片八百四十英亩的长方形土地，于一八五七年动工，花了将近二十年才完成的一大建筑杰作——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内战对纽约的影响不很大。不错，纽约志愿军参加了不少战役，市区的物质发展停顿，人口甚至于下降了十万，与南方各州的贸易也中断；但是配备调往前线的部队已足以使纽约的工商业至少保持了原位。然而，纽约却因南北战争而发生一件丑闻。这就是一八六三年的“征兵暴动”（Draft Riots）。先因富家子弟可用三百美元找人代替入伍，又因新移民怪罪黑人挑起内战而引发暴动，数万人上街烧杀抢劫，死了至少四百人，估计高达两千至八千多人受伤。
内战结束之后，纽约不但人口又增加到一八七〇年的九十五万，而且成为全国一大制造业生产中心。财富来源已不光是靠十九世纪初发展成熟的内陆、沿海和国际贸易。现在的纽约由于有了工业基础，使它的经济实力更为雄厚。这个时代精神有一个最佳的具体表现：一座伟大的建筑物，现代摩天大楼之父、跨越东河的布鲁克林大桥。
决定纽约早期发展的大自然，到此时，反而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环曼哈顿皆水也。没有桥的曼哈顿，无论其财势多么雄厚，单靠渡船，几乎是半残废的。今天，如果你只把跨越水面的交通建筑称之为桥，那么纽约市至少有六十多座；而如果你把所有陆桥、行人桥、铁路桥、水道桥等等任何跨距也算在内，那么纽约市有两千座以上。这都是从布鲁克林大桥开始的。
而且就建筑来说，无论内战之前有多少座重要的里程碑（如：StPaul’s Chapel，一七六六；City Hall，一八一一；Federal Hall，一八四二；Trinity Church，一八###），这座由约翰·罗布尔（John A。 Roebling）设计，由其子媳华盛顿和埃米莉·罗布尔（Washington & Emily Roebling）建造和监工，于一八八三年落成的布鲁克林大桥，以其一英里以上的跨距，人为地克服了大自然安排的东河障碍，将纽约市曼哈顿与布鲁克林市连成一体。当时，所有房屋（教堂之外）都在六层以下。而首先使用钢材绳索的布鲁克林大桥却出现了两座高达二百八十英尺（约85米）的哥德式桥塔，实际上成为纽约的第一座现代摩天大楼；是建筑工程史上一项伟大成就，而且是现代纽约的带步人。但不幸的，首先随着工商和物质发展而来的是政治腐败。这就是所谓的“镀金年代”（The Gilded Age），表面上繁荣，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几次不景气都未能将它拖垮；但背后却是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贫困。这是纽约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其中心人物是威廉·特维伊德。他曾经利用建造一幢约二十万美元的法院大楼而捞了一千三百多万美元，几乎是美国从帝俄手中买下阿拉斯加价钱约两倍！如果不是新闻界和改革派的反对，以及市民利用选票将他的傀儡赶下台，并将他送进监牢，那不敢设想，他从筹资策划阶段就插手垄断的布鲁克林大桥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政治黑暗之外，纽约还经受着一个具体而有形的压力。一八八〇年代开始的又一个移民潮（苏俄和东欧犹太人、意大利人）使纽约人口在短短十几年内增加到几乎两百万人。他们多半都挤在东城的“分租住屋”里，那种一个一百英尺（约30米）比二十五英尺（约75米）“街廓”一幢、每幢六层、每层四个单元、共享一个厕所，没有暖气、热水和浴室的分租公寓。事实上，到十九世纪末，纽约市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以此为家。
然而，纽约的惊人活力、动力和财力，使它在政治和社会如此黑暗的情况下，仍然雄心万丈地大步前进。以海运来说，内战之后，美国商船总吨位几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光是造船，纽约已经是美国一大中心。此外，一八六六年，纽约—欧洲的大西洋电缆建成；一八六九，东十八街一带出现了最早的现代公寓（apartments）；同一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八七〇，“大都会美术馆”成立，九马路上有了第一条高架铁路；一八七三，“纽约交响乐团”成立；一八七八，三马路和六号大道上也升起了高架铁；一八八〇，纽约以电（路）灯取代了煤气灯；一八八四，在遥远的七十二街中央公园之侧，建造了第一幢高级豪华公寓“达科塔”（Dakota）。如此命名，是因为当时从市中心看七十二街，相当于看西部那个州一样遥远（今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