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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让薛公万万没料到的是，在踏进薛的地界后，走了还不足一百里，便只见大批的百姓不分老少齐聚在路边，恭迎他回家。
薛公不由得动容了，他或许忽然发现，即使是低贱的小民，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是何等的重要。平日毫不起眼的芸芸众生，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根基，有了他们的拥戴，他的事业才可能重新起飞。
受到触动的薛公一开始可能还不明白，自己作了什么善事，让民众如此感恩戴德。但当他的目光扫到身边的冯驩时，便全都清楚了。没有几年前焚烧债券的熊熊火焰，哪里来今天的动人场面。
薛公从来不是那种死要面子的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该认错时就认错。此刻想着当时对人家冯驩的态度，他不禁惭愧地说道：“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替我田文买下的仁义是多么的宝贵。
冯欢的回答是：“狡兔有三窟”。
狡猾的兔子要事先给自己准备三个躲藏的洞穴，这就是后来的成语“狡兔三窟”。＇3＇
史书上的冯驩还说了些别的话，但却不大可信。照《史记·孟尝君传》和《战国策·齐策四》的说法，冯驩接下来主动请命，为薛公的复职进行游说。他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薛公是齐国的顶梁柱，掌握了大量的国家机密。现在薛公遭齐王罢免，心里正生怨气，如果秦国能趁机把薛公聘请过来，“齐地可得也”。秦王被说动了心，忙派使者带着百镒黄金前去迎请薛公。冯驩又掉头来到齐湣王面前，报告秦国要聘用薛公的消息，建议赶紧重新起用薛公，免得使如此大才之人给秦国挖走。齐湣王派人打探，果然见秦使前来。于是也急忙下令请薛公回来工作。
故事很精彩，但大概只是故事而并非真实历史。秦国刚刚在战争中输给齐国，聘请薛公等于又得罪齐王，岂不是自找麻烦。事实上从后面的情形看，秦国这时正在酝酿采取跟齐国合作的政策，不大可能会因冯驩的一番说辞就另生枝节。
那么冯驩究竟又作了什么？要推断他的事迹，不能不讲到另一个人。
在同一篇《史记·孟尝君传》中，司马迁还提到了一位叫魏子的门客。他的事迹与冯驩很相似，也是负责催收薛地百姓欠薛公的东西。只不过冯驩收的是高利贷，魏子收的则是法定的租税。这本属正常的收入，魏子却也常常完不成任务，因为他总是擅自搞财富重新分配，把收上来租税的一部分送给那些“贤者”，其实可能就是弱势群体。这也同样让薛公很生气，生气的后果是将魏子辞退。
这两个人的行事实在太像，后世就有人怀疑“魏子冯驩岂一事而传闻异耶？”＇4＇，会不会是将一人误传成了两人。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若冯驩和魏子果真能合在一起，那根据司马迁对魏子的记载，冯驩在为薛公找到一个栖身的洞穴后，并没有去潇洒地搞游说，而是上演了一出惨烈的活剧。
冯驩跟着薛公到薛来，其实只是想对自己的老板当面验证那场用烧毁债券“市义”试验的效果。他的心中还藏着另一份计划，在最初的远见被实践证明了以后，他便告别薛公，履行自我设定的使命去了。
司马迁说，在薛公被迫离开临淄后，魏子带着那些受他恩惠的“贤者”来到齐王的宫殿前*，递交申诉书，声言薛公“不作乱”。
如果魏子就是冯驩，他率领的“贤者”大概就是一批被免去债务的薛地百姓。这群底层的人们，满腔正气与热血地制造群体性事件，为的是一个身居上流社会，以前从来没真把他们放在心上的人。这是最无修饰的善良，最纯朴的高尚，也是最可叹的悲剧。
齐湣王当然不会相信薛公无罪，更不会理睬一帮卑贱小民的辩护词。曾经成功“市义”的冯驩，这一次行动的策划却暴露出他骨子里的书生气，失败是必然的。
也许冯驩并非没料到这样的结局，但他只能为薛公做这么多了。他可能也早已想好了一旦告御状无效，自己应该作什么，现在那个时刻到了。
只见他拔出剑来，可能还是那柄缠着草绳，帮他换得鱼肉车马的老伙伴。薛公给予的一切，他们今天终于可以加倍地回报了。
冯驩举剑自刎，鲜血溅落在几千年的时空里。
《史记·孟尝君传》说，薛公在封地安定下来以后，许多弃他而去的门客又回来了，大概是找不到比这里还好的混饭吃的地方。
只有冯驩“未到”，他自然不会来了。
三。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
就在薛公从临淄出走这一年，燕昭王和苏秦之间有过一场对话，内容是怎样算计齐国。
《史记·苏秦传》和《战国策·燕策一》都把这次谈话说成是发生在燕王哙和苏代的身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苏代刚到燕国时，在应聘面试时对燕王哙的那次答辩。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不可能是事实。这一番针对齐国的密谋，只有因为权之难对齐国“深怨积怒”已有“二年”，也即公元前294年时的燕昭王才会这么做。
那么会不会是燕昭王和苏代两人的交谈呢？可能性也极小。公元前294年的苏代大概还呆在齐国，在《史记·孟尝君传》里面，他这之后还在为退居薛地的薛公出谋划策，如果他已到燕国，依当时的环境条件，在没有官方渠道的情形下，很难和相距遥远的薛公有这般密切的联系。就是按照《苏秦传》本身的记载，他重归燕国是在齐国伐宋的时候。齐国第一次攻打宋国约在公元前288年，离这时还有六年。燕昭王此刻想跟人商量对付齐国，需要的理应是苏秦这种熟悉齐国情况，又不像苏代那样有过危害国家记录的人。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燕昭王已经遭受了齐国两次的打击。子之之乱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即位，权之难后，身为当国多年的君主，却不得不再对仇家低声下气，心中的屈辱感要远远超过上次，所以他才说出“深怨积怒”的话来。
可是愤怒之后，他感到的却是深深的沮丧，因为虽然齐国是他“所欲伐也”，但“直患国弊力不足矣”，两度受挫的燕国，实在无力再跟齐国单挑。
他只有向苏秦求助，为了让此人能尽心帮忙，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之于子矣。”
你若能助我打败齐国，整个燕国的事就由你说了算。
这或许是后人记述此事时的夸大，也可能燕昭王真的假惺惺地说了这种哄人的话。不管怎样，官场闯荡多年的苏秦应该是不会当真的，所以他没有任何感恩戴德的表示，只恪守本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两年苏秦虽然生活得安逸，但长期修炼成型的说客策士的功力不可能自行废弃，全天下的风吹草动都必定引起他本能地关注，还会加以认真的思索，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或许就在不知不觉中，一整套改写格局的方略已经形成。当燕昭王此刻问计时，他胸中的规划立即脱口而出。
苏秦首先承认：“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
燕国毫无疑问是七雄当中的弱国。
既然如此，在整场争霸游戏里，燕国岂不是没有做赢家的希望了？
苏秦的答案却正相反，他的理由是：“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
燕国单打独斗确实没有胜算，但如若跟别国合作，局面就大不一样。
如何不一样？苏秦描绘了一幅图景：“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
燕国毕竟不再像旧日那般贫穷落后，走向复兴的它不论选择哪个诸侯作战略伙伴，都会使他们与人争斗的能力大大增强，地位因此变得很重要。“此必使王重矣”，盟友的档次升级了，燕国在七雄中的排名自然会大为提高。
苏秦这里实际是提出了联合其他诸侯共同围剿齐国的战略构想，日后正是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燕国才打垮了傲视天下的齐国。
总体构思有了，具体操作又该如何进行呢？苏秦指出了齐国强大躯体中已经存在的病灶，“南攻楚五年，稸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
齐国攻楚跟攻秦一样用了三年，苏秦这里是从楚怀王背弃与齐国的盟约那年算起。齐国向南攻击宋国，这时最多也不过是在策划之中，“举”宋的话语可能是后人叙述时的附会。但无论如何，齐国一连许多年的对外动武，给自己的国力财力民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损耗，这就是“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
有这样的漏洞，燕国也就有了下手的机会。苏秦告诉燕昭王：“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骄狂的齐湣王不会谨慎行事，他手下的人都很腐败。“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
这句话又像是后世的附会，燕昭王已经派出襄安君去了齐国，苏秦还有什么必要劝他别心疼自家子弟，舍出一两个送到齐国当人质。别忘了苏秦当初可是宁肯坐牢也反对派遣质子的。
不过苏秦的意思显然是，不惜代价假意靠拢齐国，使齐湣王对燕国不加防备，一心灭宋，从而更大地消耗齐国的内力，让它彻底“罢弊”。在那一刻，摧毁这个国家的时机也就到了。
这更表明此番建议出自苏秦之口，因为直到六年后，当苏秦在积极为齐燕表面的友好关系奔波的时候，苏代还在齐国写信给燕昭王反对燕国与齐国合作。
燕昭王接受的当然是苏秦的策略，而且感叹地说道：“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
你是天派来帮我的。
得到如此赞美，苏秦心里想必不由自主地发热，说客对功名的欲望又一次激荡起来。他忘了曾经怎样坚决地不肯去齐国，竟然再次主动请命：“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
他又要打入齐国内部当间谍，燕昭王专管外部运作，两人相互配合，定能毁灭齐国＇5＇。
在《战国策·燕策二》里另有一段文字，讲的是一位“客”对燕王提出了与苏秦相同的卧底建议，这“客”应该也是苏秦，因为此处接下来就点明这是燕王跟“苏子”的对话，这时在燕国的苏子只能是苏秦。
燕昭王说道：“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
给我五年时间，我就能把事情作成。
苏秦的回答更慷慨：“请假王十年。”
从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84年齐国险遭灭亡，正好是十年。
四。离不开的权力之争。
按照《战国策·燕策二》的说法，听到苏秦的承诺后，燕昭王便立即派他带着五十辆马车，出使齐国搞破坏去了。
真实的情形却不这么简单，制订计划是一回事，有没有足够的条件立刻进入实战则是另一回事。从各种史料，包括《战国纵横家书》透露的线索来看，作完筹划后，苏秦跟燕昭王又在忍耐中耗费了大约五年的光阴，仍没能盼到有利时机，最后才在不得已的状态下冒险出招。
他们的抱负迟迟不能施展，是因为燕国的亲戚秦国在这段时间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正体现在它对齐国的态度上。
也在公元前294年，秦国罢免了楼缓的相国职位，这标志着它跟赵国的关系开始降温。对那个总是三心二意的盟友，秦昭王显然是越来越不耐烦了，决意重新寻找合作伙伴。
他的目光再次盯上了齐国。
据《史记·孟尝君传》记载，在薛公离开临淄之后，“秦亡将吕礼相齐”。一位从秦国流亡的名叫吕礼的将领，跑到齐国来政治避难。
吕礼逃离秦国的原因，《史记·穰侯传》的记载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魏冉相秦，欲诛吕礼，礼出奔齐”。吕礼究竟怎么得罪了魏冉，以致惹下杀身之祸，全不清楚。
其实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吕礼的出亡是秦国策划的一次假叛逃。魏冉可能确实和吕礼有矛盾，所以才借机制造假象，这位秦国的实权派此时还没想过，吕礼的行动会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
虽然身在行伍，可吕礼不光会打仗，搞公关也十分在行，很快就拉拢了齐王身边一个叫祝弗的官员。这祝弗应该就是苏秦对燕昭王说的那种“亡国之臣”，贪财好利，拿了吕礼的好处，自然要替人家办事。正是通过他的美言，吕礼不仅迅速得到了齐湣王的赏识，还受聘任坐上薛公曾经盘踞多年的位置，成为齐国的又一位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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