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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总长!‘时穷节乃见’,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事实上不会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的希望,才不辜负你对我的栽培,这是其一。其次,形势虽然危急,但关键性的一战得胜,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澜,更何况世界风云,瞬息万变,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局势不一定就悲观。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应该抓基本队伍,练得一个军作骨干,就可扩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团。你既有心培植我,我决心去为你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时,再委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上写道:“新岁下最大决心,一切重新作起。”我当时思绪万千,回忆去黄埔军校时的情景,继续写道:“斯时愚幼之心,满以为加入革命阵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便可以上轨道。不料北伐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今日豪门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贪官土劣,鱼肉乡民,人间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狱吗?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设法脱身(2)
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
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我听了这相矛盾的两个消息,好似晴天一个霹雳,震得我脑袋全晕了。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这必定是当军长也不放心我了。这比什么消息还坏。我想我只求离开,不任军长也得离开才好,以免受祸。我正在绕室徬徨,无计可施的时候,胡琏1月10日到了南京,准备去见蒋介石,他再三邀约我任十八军军长,我心中有数,再三推辞。
不料第二天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但11时我们参加官邸汇报出来,顾祝同也这样告诉我,我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指蒋)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话,纵然胡琏吹嘘,我是振兴十八军最适当的人选,他也不肯让我到十八军去。”我这样一想,危惧心理减轻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他为什么就立即答应胡琏的请求。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即或这支部队退守西南,也万万不可能发动起义。因为十八军不仅有许多蒋介石的特务严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军队去的人呢?万一他由此窥察出我的秘密,岂不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真使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原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队伍,因此王瓒绪打电报推荐我或国防部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任军长,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十八军军长的任命一下达,许多人前来祝贺,胡琏高兴之余,还给我拨了一大笔钱以为建军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称谢,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处。可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
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设法脱身(3)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粮钱,再加上胡琏赠送的(事实是他给的十八军经费,我厚颜挪用),经费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厅,见到了厅内的老同事们,他们说新任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备时,主张把重兵配备在芜湖方面,汤恩伯则主张把重兵配备于扬中方面,二人争论不休,汤恩伯不耐烦地骂:“你晓得个屁!”
蔡文治觉得受辱,以后在广州愤愤不平地撕下军服说:“我永世不再当军人。”
蔡离厅走了,现在厅长一职还虚悬无人接替。
我听他们讲后,立即想起我将离开三厅时,林蔚问我说。“郭厅长,你江防重点置于什么地区?总裁意思是摆在扬中方面。”
我当时立即理解蒋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为前哨。他真正企图是坚守上海,他仍将以总裁名义,指挥一切。这时我听说蔡文治与汤恩伯争论,就知道汤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骂人。
为了能迅速扩充七十二军,我决定立即返回四川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重庆补给区要兵、要粮、要装备,自己凭人地熟悉,我相信必定可以短时期把一个军建立起来。从上海出发前,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许亚殷和副师长柏恒,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干。我不明原因,只好令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率领经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回川,要他沿途尽量招兵,并告诉他“每到一地就到伤兵医院去喊,‘凡是愿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四川的伤兵流离异乡,思家心切,一听说部队要回四川,必定踊跃参加,部队必定能迅速扩大。”这办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赵德树给我带回一○一、六九七、六七八整整三个团的兵员。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
2月4日,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这天是我受党的新委托,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从蒋家王朝心脏中杀出来,又准备狠杀回马枪的一天。
这天,天气晴朗,透过机窗,瞭望蓝色的天空,飘着几片洁白的云彩,缓缓向机后逸去,俯视大地,但见山峦起伏,长江如练。这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几年前,乘船由重庆到上海、广东的情景。啊!弹指一挥间,整整过去22年了!回顾二十余年,雪泥鸿爪,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底留下些什么呢?如果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还值得怀念,与党取得联系后还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其余的都是使人不堪回首的混浊时光。蒋家王朝的*统治,*无能,反动军队的残民以逞,作恶多端,达官显贵的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而自己竟被迫混迹于其中,这是多么使人终身遗憾的啊!然而共产党并不抛弃每一个决心革命的人士,对于我这样的人,一样给予充分信任。想到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想到党托付给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力量。
周旋和伪装(1)
我一返回重庆,就由参谋长许亚殷介绍,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驻扎,并利用各种方法继续扩充自己的部队。我一面请求原成都联合中学和陆军大学同学的重庆补给区司令邱渊(默雷)分配车辆,调拨装备;一面举办军官队,并四处派员募兵,尤其是到铜梁。由于我是铜梁人,四川人同乡观念重,担心被拉壮丁的穷苦农民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凡来的,我都给予字据,县兵役科可用以抵壮丁名额。因此,铜梁被抽作壮丁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纷纷前来投奔。我还公开号召,谁能征集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征集一营人,就当营长。我的一○○团长许汉洲就是在师管区弄到一团人当的团长,这样一来,部队发展很快,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先到川一个多月,我们部队的人数很快就追上他了。不仅如此,我军有三个团都是老兵,因而部队较有作战力,一时竟成为与罗广文两个军、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并列的四川四个机动军之一。
我的参谋长许亚殷,聪明英俊,我任第三厅厅长时王蜀生介绍他来任科长,以后他到余锦源的七十二军任副参谋长、团长、参谋长,常来徐州陆总见我。我接任七十二军军长时,他由包围圈逃出来到了南京,我一见非常高兴,极力挽他继续担任参谋长,对他很信任,认为他是我的老部下,对七十二军情况又熟悉,必定可以辅助我暗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天我借机会同他聊天,试探他的态度。我说:“国民党腐朽透顶,失尽人心,垮台无疑,我们为这样的政府殉葬,太不值得了。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是的,国民党垮台无疑,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不过共产党残暴异常,决不能投靠它,最好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他很自信地说。
我原以为诱导他协助我,万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线,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于是进一步说:共产党决不比国民党好,绝对不可依赖。余锦源在包围圈派人向共产党投降,还不是遭缴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了。他不忠不义,没有骨气,实在令人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