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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于是起草通电，电文里说国民党如何卖国、*、贪污。惠政委说：“不能一律骂倒，国民党不是都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坏，因此电文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
我一面修改电文，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2月10日，发出通知后，我觉得第一道难关已经渡过，胸中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起义后，大约十来天的时间内没领到经费，只得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幸喜当地人民认为七十二军起义，地主上没受损失，允许七十二军使用法币维持伙食。可是七十二军的官兵军饷无着落。当时我军尚存一部分“公积金”，我主张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奈何钱又太少，每人只发到五六角毫洋，这毕竟只可以暂时稳定军心。宜宾人*动给我们提供伙食，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由于起义前不能公开号召，部队思想不统一，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死硬分子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义后部分士兵情绪波动极大，甚至有的部队发生叛变。 。。
宜宾起义（5）
告官兵书一颁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满街打枪以发泄怨气，各级军官无法制止。还有一军官装成吃醉了酒，拿着手榴弹，闯进我军部办公室，大声喊叫：“郭司令，国民党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宣布起义？”我知道这时高压不解决问题，急令卫兵把手榴弹夺了，然后说：“你喝那样多干啥？还发起酒疯来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军十六军随后由南溪直上威远、荣县追歼蒋军。张国华所部十八军相继到宜宾，我带领徐参谋长等过河前往迎接。张国华性格爽朗，决心明快，一见我就说：“郭军长，我们知道你思想进步，与党早有联系。”我随即请他去洗澡、看电影。他十分随便，毫不迟疑推让就同我过江，为了保护张国华同志及随他的解放军干部的安全，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特别加强警戒，防止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张国华和我一见如故，毫不迟疑，他豪迈明快的军人风度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着十八军召开了七十二军起义欢迎大会，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致欢迎辞，他高呼“向七十二军起义干部战士致敬。”一面举手行礼。这种热烈场面，七十二军干部战士从未见过，看了非常满意。
十八军要通过我部驻地北上，为了防止万一，张国华希望我腾开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让他的部队安全通过，于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两团由北树溪移往安边，为十八军让出一条路来。并派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前去掌握这两个团。这时，由于两团与我隔离开，互不能见面，有线电不通，特务乘机造谣说七十二军驻宜宾城里的部队，被缴械了，郭军长也被赶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旧部杜永鑫、吴让趁机煽动部队叛投王陵基，十八军部队过完后，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释。这样，除了六九八团二营长陈超带领七个连叛逃外，其余都回来了。长宁指挥所的人员也由王蜀生率领回到宜宾。
张国华任军长的十八军进军西藏后，第十军军长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调七十二军驻防富顺，我就归杜义德指挥了。我到泸州去见杜义德，说明我伙食无着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军的供给制发给七十二军每月数万元人民币，这以后才解决了我军的经费困难。
虽然伙食、薪饷总算有了着落，但部队内部思想混乱、纪律废弛。很多军官士兵对起义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连仗都没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气；七二十军当时相当一部分是保蒋介石的特务。根本就不同意起义，也就是说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起义的只有一些平时跟我关系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时我曾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说要到成都见他们，他们回电让我暂不要离开，以后再电约见，结果我就没有去。这时任廉儒也来到宜宾，告诉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也就暂留在了宜宾，安排都围绕着稳定军心为重点开展。
我深信共产党能使祖国富强，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追随共产党，我的起义自然是毫无半点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七十二军并未执行蒋介石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几十万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将部队收缩到宜宾，对已经崩溃的蒋军构成威胁。我所冒的风险比打仗严重得多。派来的军代表们急于求成，认为部队有把握了，调很多军官去受训，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动摇军心的。他们没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队。
由于起义，事先不能作动员工作，起义后两极分化，是难免的，所以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叛变，但最厉害的是六九七团的叛变。当时，七十二军已移驻富顺，军代表同志很不理解旧军队，才下到连队几天就盲目乐观，说对连队士兵有把握了，不听我的劝告，硬要在部队还不稳定的时候，立即把部队中的营、连、排长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学习。学习当然没什么，却一去就不复返，结果，六九七团的少校团副马启驹，三营营长李治安等就借此鼓动士兵，说共产党不可相信，干脆逃跑，发动了武装*，残杀各连军代表，围攻团部，顿时，11个军代表死于暴徒之手，连第二营营长王瑞因保护军代表，不愿叛变，也死在暴徒的机枪之下。许多军代表得知消息后，说打仗都没牺牲这么多干部，感到万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绞。
冯、李*对军队影响极大，大家都骇得没有主意，赵德树约同肖烈对我说：“军长，这个祸闯大了，我们干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说：“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祸惹下了，我们有责任，但并不是我们指使的，罪不该死，犯不着跑出去找死。”我于是找赵德树、肖烈说：“你们虽是师长，也不能怪你，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杀头杀我，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好好安心下来，掌握好部队，以免再出乱子。”于是，我们积极安抚剩下来的士兵。这样，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