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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成一提甘子明，立刻引武备转变了话题，他说，他正要跟甘子明见面呢，有些情况需要交流一下。向文成就说，甘子明也经常打听武备，说晚上在世安堂见面吧。一家人吃着饭，武备又问取灯喜欢不喜欢笨花这个家，还问了她今后的打算。取灯回答着武备的话，只是对今后的打算，她说一时还没有想好。取灯在想，她的同仁中学固然可爱，从那里出来后她还可以顺利升入她理想中的大学。但她又预感到，局势的发展似乎使她已经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同仁中学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许坐在她对面的侄子武备是她的榜样吧，她知道有一种人，早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了。现在，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她没能立刻回答武备，她只说：“今后的打算事关重大，我还得好好想想。”武备说：“形势的发展是超出人的预料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哪会有个人的前途呢。过去我的幻想多的是，现在，行动就是一切吧。”
取灯听武备说话，听得很认真。
这晚，夜深人静时，甘子明来到世安堂。向文成把灯点亮，又用床夹被把窗户遮严。灯下坐着向武备、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甘子明看看向家父子，对武备说：“武备呀，我有个提议，咱们见面的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下。应该再叫两人参加，一个是你们的邻居时令，一个就是恁家的取灯。我研究过这两个人，在这一代青年人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各自都有抱负。时令靠近组织的要求很强烈；取灯这孩子也不能小看，断事的能力很像向家的人。”
在甘子明的提议下，武备同意让时令和取灯来同他见面，虽然他们是早已见过面的。
向文成派有备去叫时令，他自己又去东院叫来取灯。
甘子明把这次的聚会定性为情况交流会，现在他是兆州为数不多的基层组织领导之一。他像个有经验的领导者那样郑重地说：“今天向武备同志过来了，我代表笨花基层组织欢迎我们上级来的领导。”
武备说：“子明叔，我可不是领导，叫同志倒可以，显得庄重。”
甘子明说：“就是领导，当过一个游击队的指导员不是领导谁是领导？咱们对冀南情况的发展一直都很重视。”
时令插话说：“武备早就是咱们心目中的领导了。”
向文成说：“还是叫他武备吧，他做的事再大，回到笨花就是笨花人。”
甘子明圆场似的说：“不拘形式吧，武备也不在意这些。目前咱们最想了解的是局势。咱这一片没经过武装斗争的洗礼，情况相对就闭塞，虽然北有高蠡暴动①，南有冀南盐民暴动，可咱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武备是亲身经历过盐民暴动的战士，站得就高，看得就远。咱光看《北方红旗》，上面的文章说得太笼统，这了解外界具体形势的心情就格外迫切。”
后来武备就在油灯下介绍了邢台四师的学潮，冀南的盐民暴动和继之而来的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基层苏维埃，农民的分粮斗争……他说，这些斗争虽然目前遇到挫折，但动员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武备愿意把走向低潮的群众斗争说成是“挫折”。武备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阶级矛盾必然要让位于民族矛盾。接着他就给大家介绍了东北和华北的战事。他说，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以及前不久的《塘沽协定》②，这些事件每次都是以我们失掉一片领土而告终。由此可见，日本人是绝不会以得到眼前的这点利益而停止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武备说，据他分析，更严峻的事变还会发生，这种形势的发展，肯定要引发全民抗战。西安的“双十二事变”③就是个信号。
武备谈完形势，甘子明、向文成、时令和取灯又都问了不少各自关心的问题，他们由东北、华北问到笨花。说到笨花时，甘子明说，看起来日本人虽说离笨花还远，可日本人对农村的影响却不能低估，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是相互依托的。就说这花坊吧，这里的事可不少。有两个穿便衣的日本人不断骑自行车进村，说是到佟家买皮棉，修理洋泵，其真实目的还不清楚。时令就说，这俩日本人被佟法年领着，鬼鬼祟祟净在地里转，表面上是观察花的长势，连花柴长多高都用尺子量，不知是在进行什么活动。
武备说，日本人在军事行动之前，各种怪事总是不断，这是个规律。这就更应该引起群众的警惕。
几个人把种种奇怪现象作了不少猜测，当甘子明问到武备的去留时，武备就直截了当地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大家。他说，“双十二事变”后，年轻人向往的是西北。他这次“过来”，就是来和大家告别的。
“西北”这个词对于笨花人已经不算陌生，几个人听了武备的“西北”计划，都没有感到太突然。
鸡叫头遍时，甘子明和时令才离开世安堂。
当世安堂只剩下向家三口人时，武备突然对向文成说：“爹，刚才你们说了农村不少怪事，我看见咱家有个新鲜物件，不知是哪儿来的。”
向文成说：“你看见了一盏灯。”他说着，把植物油灯从药架子上够下来推到武备眼前。
武备扶住油灯转着看，他看见灯上的宫崎株式会社的日文标志，说：“我懂了，日本产的。在冀南时也听说过，有人在推销这东西。咱家这盏是哪儿来的？”
向文成说：“我递说你吧，你二爷办的货。你不提这灯的事，我也正想跟你说说哩。”
取灯说：“武备，我叔叔还想拿这灯发大财呢，说要进货三十万盏。”
武备说：“取灯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取灯说：“我大哥早就想抵制住我叔叔，可我叔叔却振振有辞，说他只管卖灯。还说为什么卖这灯，这灯亮，还省油。”
武备思忖着说：“真想不到二爷这么不管不顾。我看咱家目前首要的爱国行动，就是说服裕逢厚的向经理不要作这批灯的生意。如果他一意孤行……他实在不应该。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武备还没有想好，万一向桂一意孤行要去卖灯，该怎么办。
向文成说：“我再去制止一下吧，那天我就差说他执迷不悟了。”
向武备在家里住了两天，决定出发去元氏找那位同学一起去西北。临行前他又和甘子明见了一面，商量了两件事。第一，关于怎样制止向桂的卖灯行动；第二，关于向文成的组织问题。这第二件事是甘子明提出的，他对武备说，向文成无疑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从早年和佟家打官司，到现在事事走在群众前头……只是不重视解决个人的组织问题。甘子明说，我动员他，他就说，还是留在组织以外工作方便。现在甘子明正式向武备“请示”，看如何对待这位向文成同志。武备沉吟良久，说，甘子明不提这件事，他倒还没有注意，原来他父亲向文成至今还不在组织。最后他表态说，他愿意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的主张，想必有他的道理。甘子明想了想说，也许有道理吧，就向文成现在的架势，活动着倒是方便。你看福音堂他也能进，还交了个瑞典朋友，还编过一出《摩西出埃及记》。城里乡里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今后形势越残酷，斗争就越是需要各种人才吧。
武备说：“其实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比我更了解我父亲。我父亲的事就听其自然吧。”
“你爷爷呢？”甘子明突如其来地问武备，“听取灯说从东南回保定后，一直在保定作寓公。不知随着形势的变化，老人的处境会有什么变化。我一听说日本人不断到天津去找吴佩孚出山，就自然而然想到你爷爷。也许我的操心是多余的。”
甘子明突如其来地问到向喜，是对向喜的关心，这关心里或许也有试探。
这使向武备也认真地想起了爷爷。似爷爷这样的旧军人和向武备的距离是遥远的，他仿佛无法对爷爷作出什么判断。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道路作出选择，我爷爷也必然要作出选择。现在我虽然还判断不了什么，可我相信，我爷爷他是会珍重自己的吧。”
３４
每天早晨，保定城刚从沉睡中醒来，双彩五道庙街上便会有一位老者，由西向东，姗姗而行。这老者胸前飘着黑白参半的胡须，一年四季好像总穿一件灰布长衫。他手提一只搪瓷罐，往一个豆浆坊走，他是去打豆浆的。老者脚穿一双半新的布鞋，踏着街上的鹅卵石路面，不紧不慢地来到路南一个浆坊，迈两步青石台阶进门后，谦和地同浆坊老板打着招呼。这时，围在一口大锅前等豆浆开锅的顾客，就会显出恭敬地让老者往前站。这老者却并不向前，他仍然谦让地站在人后和顾客们说着今天早晨或多雾或多霜的天气，说着这几天的或涨或落的物价。就在他们说着天气、物价的时候，伙计紧拉起风箱，用急火催豆浆开锅。店老板还嫌火慢，这叫人觉得他们是专为老者的到来而着急的。豆浆终于在一阵急促的风箱声中开锅了，七印大铁锅里浓稠的豆浆沸腾起来，店里弥漫起来清香的豆腥味儿。伙计这才停住风箱，抄起一把黄铜勺，为顾客盛豆浆。来店中打豆浆的顾客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什，伙计就经心地把豆浆盛进他们自带的家什。也有在店里吃早点的，伙计就把豆浆给他们盛入一个个粗瓷大碗。于是老者的搪瓷罐也被盛满，他便走出店堂迈下台阶到门口去等炸荷包——浆坊兼卖油条、油饼和炸荷包，那炸锅设在门外。荷包不似油条、油饼好炸，它要先用面坯捏成一个口袋，再把一只生鸡蛋磕入口袋里放进油锅去炸。炸时，火要不急不弱。火急了面皮炸煳，鸡蛋尚生；火弱了口袋久不上黄，油还会汪入口袋中。所以并不是哪个炸油条的把式都会炸荷包。这家浆坊的豆浆实在，荷包也炸得漂亮。把式知道老者等的是炸荷包，便也格外细心。他挑出新鲜鸡蛋，火候掌握得尤其得当。荷包炸成了，把式用块油纸给老者托住。这时老者也早已和店家算清了账目，他一手提罐，一手托着荷包离开浆坊回家。待他走远时，店老板和店中的顾客才议论起这位打浆的老者。店老板是个与老者年龄相仿的红脸大汉，他深知老者的经历，炫耀似的对顾客说：“知道这是谁吗？向大人。”顾客中知道底细的就附和着，不知道的就继续追问向大人是谁。店老板说：“不知道向大人，知道曹锟公园吧，那可是向大人造的。”众人恍然大悟，保定人哪有不知道位于南城墙外那个公园的呢，保定人把它叫做曹锟公园。人们一听打浆的是向大人，有顾客就抢着走出店门向西张望，老者已经走远，远处晨雾中，只晃动着一个穿灰长衫的背影。
向喜买回豆浆和炸荷包，在厨房桌子上摆好，招呼顺容用早点。顺容便叫用人秦嫂把几只菜碟摆上饭桌，菜碟里大半是：一碟酱豆腐，一碟生切春不老，一碟酱瓜，一碟地藕。这四样都是保定槐茂酱园的代表产品。但顺容摆的这些酱菜向喜不爱吃，他觉得豆浆和酱菜很是不协调。他不动酱菜，只在豆浆碗里撒些白糖。顺容嫌向喜不吃她摆的酱菜，就止不住地嘟嘟囔囔。嘟囔一阵，自己赌气似的拽过碟子狠吃起来，也不嫌咸。向喜和顺容在早点的问题上，从买到吃，显得很不协调。
其实，顺容和向喜之间的不协调，并非只表现在早点上。自从向喜卸职回到保定后，顺容对向喜就总是没好气地数叨。她嫌直系失散于淮河边时，向喜不往东北走，也不往山西走。她通达世故似的说：“兵家胜败是常事，可败下来也不能就此还家为民。看人家孙传芳那个机灵鬼，早先你俩到我家茶馆喝茶那工夫，我就看人家和你不一样。那说话之能言善辩，那断事一断就是几步。当时你们俩的官儿不是一模一样哟。看看吧，几年人家就是个五省联军司令。这五省联军一垮，人家立马又去了奉天，眼下看似屈尊于张学良门下，以后你担保东北就没有个改朝换代的时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等着看吧。孙传芳叫你去奉天你不去，嫌这嫌那；那山西呢，阎大人可是一片诚意吧，给你个军长你嫌小，哪儿大？双彩五道庙这个院子大，院子里你那一片灯笼红萝卜地大，你就守一辈子吧……”顺容嘟囔，向喜既不搭腔，也不与她争辩。他想，和内人去争论这些军界大事，自己便也成了妇道。每逢这时向喜的对策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不语，拿起小锄从后院走到前院去伺候他的灯笼红萝卜；再就是喊取灯。他说：“取灯，快去吧，快去听你妈唱歌吧，正唱哩，你不是喜欢唱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