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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民怨声载道，生计维艰，金圣叹遂领走投无路的农民哭庙控诉，欲控倒贪官，谁曾想此时正值顺治帝驾崩，举国皆设灵堂哀悼，是为国丧期，金圣叹反被贪官诬陷大逆不道，图谋造反而获重罪，被判以腰斩杀害。金圣叹，少即有才名，喜批书。曾集《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为各书进行批点。他所批改的《水浒》因见解独到被广泛引用。“哭庙案”是清廷重权轻道的外现事件，也是清廷在“诏征天下山林民间隐逸入朝”透露一缕亮色之后的一次自我抹黑，给欲与清廷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沉重打击。
康熙十七年（1678年），经历“哭庙案”之后清廷重新对汉族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开设了一个极有创造性的特科——博学鸿词科，由朝内大臣举荐天下名士应试。顾景星在这次名士举荐中，照例是排在名单的前列。顾景星在野，却像一条注册备案的鱼，每一次捕捞都必须网上来，看看其是否活着，活得如何，鲜活和滋润，愿不愿意进皇家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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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星：结茅为庐著大书（3）
顾景星拒绝应试博学鸿词科，他的理由是身体有病，病是顾景星抗拒清廷的惟一武器，而写作一部长达１２集２００卷的巨著《黄公说字》根本不算什么，连不进京应试的理由都谈不上。顾景星此时正在写作《黄公说字》，这个浩大的工程显然只有在蕲州进行，小城尚有些安静，其空气、水、饮食和建筑皆益于读书著述，而著书则是文人的必修之课，是那个时代文人学士的人生第二条道路。
历史上没有比明末清初的汉族知识分子更痛苦的了，他们的前半生都是在求功名中度过的，苦读勤思，造就经国之才，大明王朝却崩溃了，而清廷屡屡征召，则因道不同而不与为谋，随之康熙的文字狱令知识分子不寒而栗。腰斩金圣叹，用一个正义在胸的大才子生命袒护一个清廷极度贪污腐化的小县令，屠刀上血迹未干，转而设博学鸿词科向天下招贤纳士，世间荒诞莫过如此。
夏天，雨湖上的红莲朵朵开放，荷上飞过去的是长脖子的鹭鸶，日转云移，湖风掠过，圆荷滚滚。隐士生涯，田园风光，有宏才巨构，《黄公说字》处于写作流程之中，博学鸿词科开设得多么不是时候！顾景星以为可以像顺治十六年躲过“诏征山林隐逸”那样，省却清廷的诸多纠缠。不然，顾景星一个误判，康熙皇帝是决意要招他进京，毫无回旋的余地。督、抚官员亲临家门，强行将顾景星送入轿中，委要员督送京城。康熙的行事风格是：高效、果敢、一言九鼎！不过，这不像是在举荐博学鸿词大学士，颇有些像押送一个要犯进京。因为即便是用轿子抬，它也是违背顾景星意志的。
向北、向北！沿着大别山下的黄州、麻城驿道北去，过桐柏山进入河南省境内，在信阳小憩，然后过驻马店、周口，吃了开封的灌汤包子过黄河继续向北。坐官轿走官道，沿途有驿站接送，吃住有安顿，闻大学子顾景星之名，亦有小小的接风洗尘开怀畅饮的场面。蕲州人善饮，但都是微量。与那些初求功名的学子比起来，博学鸿词科的赴考，又如封疆大臣返京。
愈往北去，随着轿子忽悠忽悠地颠簸，顾景星的心就一跳一跳地焦灼：进了京，不试不行，那就是硬抗朝廷，试则必给清廷做官，做官是违背自己心愿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才的人是那样渴望有才，岂料有才也能招祸呢？譬如金圣叹，又譬如轿中的顾景星，冤哉痛哉，有才亦无宁日，难得善终啊！
进入河南内黄，前面就是河南安阳，过安阳即是河北邯郸，邯郸学步，断为大忌，想到蕲州，有《黄公说字》浩大工程，此生大愿，搁即荒没；思那京城，紫禁城茫茫宦海无涯，深莫能测——想到这里，顾景星打了一个寒噤，不禁仰天长叹，泪流满面：我顾赤方，此生毁矣！于是，一代天才顾景星想出一个天才又天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主意：跳轿！
跳轿自古只有女人为，岂有男人尝？顾景星的天真在于，以前托病辞官，屡用则令清廷生疑，况且也并非真病，如果真病尤其是看得见的伤病，朝廷会网开一面。思之，愈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看来，这一回不付出一点痛苦是不行了，且惟有自伤一条路。
内黄驿道沙尘滚滚，车马匆匆，大批大批八旗军由北向南挺进。是时，平西王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立国登基，自称皇帝，国号“大周”，此为“三藩叛乱”走到了另立朝廷的极端，康熙皇帝紧急增调清军南下平叛。经历过顺治二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顾景星，料知又有无数生灵将惨遭涂炭，心中不免长悲，坚定了他不进清廷的决心。
顾景星毅然从轿内冲出一头栽下！但落地时，他的右手本能地撑了一下。轿夫及随行官员猝不及防，见状大骇，待扶起顾景星时，他已是尘垢满面，右肩骨折断！裂骨的疼痛，尘垢与皮表擦伤的血流，顾景星斯文扫地，他像从战场爬回来的负伤败将，疼痛令他的额角爆出豆粒大的汗珠，面部肌肉极度扭曲。顾景星坐在内黄的驿道旁大声地呻吟，毫不理睬惊慌、尴尬、爱莫能助和担心失职之责内心又捉摸不定的随行官员，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确定自己的伤情，要知道蕲州出医生，明朝出了李树言、李时珍两位御医，其父顾天锡即通经史，精医术，所著经学、医学诸书多入《四库全书》。顾景星知道自己是伤筋动骨了，想到自己平白无故被强送去应试博学鸿词科，好端端地要进行自伤，不由怒从心中来：我残疾了，啊，我残疾了！你们该满意了吧？该送我回蕲州疗伤了吧？
随行官员不敢触碰顾景星的眼睛，他们低下头去，任由顾景星悲愤咆哮，心中对这位从头至尾不愿进京的倔强读书人产生敬佩之情，一路上交流对其有了深入了解，无法不被其渊博学识折服，便是悟出朝廷何以对一介书生如此器重，而他——竟然不惜以自残的极端方式拒绝做官，真是一条汉子啊！
敷伤。打尖吃饭。内黄的羊肉汤辣得出奇，那是胡辣，烩面又厚又宽。顾景星对随行官员说：看看，我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了，什么也做不成了，让我回去养伤吧？天才的算盘这回是打错了，随行官员说：顾先生，我们只有把您送到京城的权力，没有放您走的权力，您只有去给皇上说了。说罢，又将顾景星塞入轿中，为安全起见，随行官员在轿门外面加了一道栓子。
一路颠簸到了京城，顾景星带伤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全国被推荐者１６２人，录取５０人，顾景星果然录取，授官翰林院检讨。顾景星一面疗伤，一面读书交友，其中结识了曹雪芹祖父曹寅。是时，康熙皇帝想出一个绝妙对付明朝知识分子的法子，就是组织明朝遗民们撰写明史，反思明朝的没落根源，从而转移他们对清朝新政的抵触情绪。
次年三月，康熙皇帝接见顾景星，顾景星再度托病请求辞官回乡，康熙御准，顾景星得以回蕲州，从此闭门著述，无关他事。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黄公说字》完成二稿，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得知顾景星另一部著作《白茅堂集》完稿而无钱刻印，即捐银一千，促《白茅堂集》付梓刻成。《白茅堂集》凡４６卷，内容包括楚辞、乐府、民歌、诗赋、策论、奏疏、史论、传记、文序、杂著及蕲州地方史料。
为刻《白茅堂集》，曹寅曾于春日访蕲，其《楝亭诗钞》有诗《春日过顾赤方先生寓居》一首：
因见季子到阶前，堂上先生尚晏眠。
逆旋芹香花复地，长安日暖梦朝天。
开轩把臂当三月，脱帽论文快十年。
即此相逢犹宿昔，频来常带杖头钱。
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顾景星与世长辞。《黄公说字》由其三子顾昌及孙子们相继校录誊写，直至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年）誊清正副二本，从编著至此，耗时长达７６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入存目类，在总目提要中称顾景星为“记诵淹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瞻，亦一时之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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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星：结茅为庐著大书（4）
顾昌为编校、刻印父亲两本巨著劳累而卒。顾昌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乡试举人，著有《西轩唱和诗集》、《江山笔助集》等５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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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度量衡
度量衡是人类喜欢的东西，小时候用冰棒棍做过杆秤。用冰棒棍子做秤杆，用“霍香正气丸”的药瓶盖子做成秤盘，秤砣则用一把小型的弹子锁。当然，还要在冰棒棍上刻上斤、半斤、两的刻度，很难相信一些世俗游戏可以没有秤即进行，现在玩具厂包办了一切，剥夺了儿童的创造匠心。
读罢《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曹幸穗著）的总序，翻到目录，就忍不住直翻《苏南农家旧制度量衡》一章。对于中国乡间来说，度量衡是大有文章，我也以为度量衡是关乎文明的器具，小时在赣南乡下的老家，结识过形形色色的度量衡。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我奶奶住的卧室，墙角上斜靠一根老秤杆，巨大无比，约有丈二长，直径则要超过锄柄，所以我对秤杆的印象十分强烈，它是一杆历史老秤。算起来，我们家度量衡也不少，十两制和十六两制的秤各有一把，比较令我惊奇的是，十六两制那杆秤的秤砣是石头的，一个梨状的麻石，上端有一个铁制耳环，经年经月，那个铁耳环豁了，我叔叔决计要修复它，他去打制了一个新铁耳环，然旧铁耳环的根锈蚀在石秤砣里面了，根本取不出，我叔叔就搁一颗海盐在上面，他认为盐对铁有腐蚀作用，想借助盐的腐蚀能力锈掉铁耳环的根，再安上新的铁耳环。我看我叔叔经常取出石秤砣检查盐是否腐蚀掉了铁耳环的根，那盐的腐蚀能力也太差了点。我叔叔还有一把骨秤，他叫“等盘”，属药铺物产，我叔叔开过一段时间的中药铺。“等盘”的秤杆是骨头的，秤盘是黄铜的，秤砣用一块熟铁打制成佩玉式长方体，其上限只能秤一斤，依次下去是分、厘、毫。我叔叔拎“等盘”秤药时，习惯性翘起小指头。我们家有一把黄铜尺，很重的，轮廓分明，刻度清晰，是我爷爷做裁缝用的专业用尺。我看见过我叔叔做过米达尺，实际就是公尺，用南竹的二层篾做，二层篾当然是最好的篾。我叔叔借来一把米达尺（也叫钢卷尺），按其宽度和长度制篾，那篾真有很好的韧性，我叔叔将篾搁进一只碗里，倒进油去再三地蒸，如是蒸成黄澄澄的篾了。精细打磨后，再画上刻度。那时候，我叔叔去做一个伐木工，见到验收木材的检验员扣尺寸，就拿出其篾尺量之，令其不能得逞。
关于我的故乡赣南乡间的度量衡，升不可以不谈。升的用度比较大，它是一个竹制品，即取一节南竹，削掉外层，沿口削圆润，以它量米。仿佛没有一严格的标准，各家自制竹升时可能借别人的升为参照系，其中有偏离之可能，但村子间各家升的大小，一般都知道。我们家蒸饭，一天用三升米，要加一些干番薯丝，别家也差不多。引发升的议论，通常是关于借米，因为乡邻间总有突然断炊的时候，而要把存储的谷加工成米，则需要时间。有人家使双升借米，即借出时使的升小些，回收米时，使的大升，这过程有趣，因为借米人回家时，也要用升量。然而，当她还米时，就必须备多一些米，这是防备借出方用大升验米。这样的人家不多，却十分乐意施借，而借米人也乐去这样的人家借米，是否彼此认定其为利息呢？我奶奶对此摇头。我印象中，比升小的还有角，三角为一升，三升为一斗，三斗为一石，取的是一种三进制。
《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介绍，苏南的度量衡同样乱，这纷乱也是旧中国农村商品流通及城乡交流的阻碍。于是，在１９２９年２月，南京国民政府参照国际公制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使用习惯，制定了度量法。１９３２年１月，民国政府公布，禁止使用一切旧制度量衡单位，一律改用国际公制及标准市制。从此，城市和中心市镇逐渐通用标准市制，而农村通常还用旧制度量单位，且各村之间也不一样。苏南农家度量长度基本单位是老尺，老尺长度短于市尺，此外还有专门用来量布匹的“加一尺”和“加零五尺”，它们分别比老尺长一寸及五分。商贩用的“九五尺”则比老尺短五分，工匠专用的“营造尺”的长度相当于老尺七寸。苏南乡村的面积单位是用的亩，亩的计算方法亦有所不同。在南通县金沙镇一带以“步”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