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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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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4）
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份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
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很快，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亡。
一个病人来到我们病房闲坐。这里是血液科，现在我才知道，住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白血病病人。她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了，戴着帽子，显然头发已经掉光，高高兴兴地笑着，高高兴兴地谈一些家长里短。走之后，有人说她才三十多岁，以前是模特儿，长得挺美。隔了一天，是中午，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父亲不让我去看。她走了。病房里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死亡，竟是这样的无声无息。我浑身冰凉，忍不住要发抖，我却不敢动，我好像闻到死神的气息，它就在我身边，窥视着我，时刻会扑过来，一口将我吞噬。
在生病之前，我就对死有着一种深深的恐惧。死就像让我一个人走进漆黑的夜里，但毕竟是自己吓自己，我这么小，还有好多年呢。而现在，我好像听到了死神的脚步。死对我来说成了一把残忍的刀，一点一点地在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无可奈何。剩的日子越少，我越觉得珍贵。我找到了所有能找到的书。读书于我成了唯一的安慰。只有在读书时候，我才找到了自己的生机，我会笑会哭。家里的人看我这样都很高兴，说看不出是生病的样子，心情很好。初二的教材已看得不能再熟了，我一天几次催促父亲，我要回去上学。头已经不晕了，耳朵里也不轰鸣了。更何况，我猜到父亲已再也借不来钱了。“爸爸，让我回家吧，或许我到学校的环境里过着过着就全好了，这里是这样的压抑，我不愿意我像一个病人，整天躺在床上。”
父亲和母亲带我回家。从中华门乘汽车，妈妈站在我的身后，不时地悄悄抹泪。以前妈妈的脾气不是很好，和我说话向来只说一遍，不听就是一通训斥，要么就是一巴掌。我从来没见她哭过。可是现在，她对我说话变得轻声细气，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饱不饱、冷不冷。买了一包包奶粉、麦乳精放在床头，有事没事就给我泡上一杯。在家没病时我就不爱吃这些，可是父亲把杯子端着，眼巴巴地看着我。我鼻子酸酸的。汽车上，爸爸坐在我身边，车子一颠一颠的，他有点瞌睡。我伸出手想扶他一把，他猛然一惊，忙端正坐好，又笑容满面地看我，问我累不累，要不要靠着他睡一会儿。
回家之后，我就又进了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无比的友善。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呵护我。怕我吹风，怕我着凉，怕我摔倒。父亲更是每天算好放学的时间在家等我，晚回五分钟，他就朝着学校的方向找过来了。我时时想忘记我是一个病人，可是每个人小心翼翼的笑容，又总是让我心碎。没有人再说我的风言风语，没有人让我去出黑板报，该我值日了，可地早已不知被谁扫好。我还当班长，可所有的事不用我安排不用我叮嘱，他们已全部做好。我像一个客人。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里，可是却像被放进一只玻璃瓶中，我看到他们又笑又闹，阳光晒在他们挂满汗珠的脸上。隔着一层冰冷，我的心缩成一团。他们向我招手，他们朝着我笑，可我却走不过去。
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偏方。用几块青砖，支起一个陶罐，用细火煎着苦苦的药。父亲跪在地上，用嘴吹着火，一跳一跳的火光里，烟熏在他的脸上。
宏雅的微笑（5）
没有等到又一次考试，我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又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眼前凑着许多人的脸。身体轻飘飘的，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排在他们身后的所有的家人失望。然而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
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初三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
对面的病房，住着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和我得了同样的病。他个子很高，长得很帅。从第一次见着他，他就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头发已经掉光了。那天我站到我的病房门口，他妈妈扶他坐了起来吃饭，他也向我看来，目光里仿佛有些笑意，接着便低下头来吃饭。我一直看着他吃完饭缓缓地躺下，他躺下时很费力，这让我想到他刚才的笑意有点凄凉。我转过身，抱着被子坐到床上。他的父亲和伯父几次让我去陪他说说话。我没有去。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跟男生说过话。我没有想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建立友谊。
那是一个夏夜，走廊里忽然响起氧气瓶的拖拉声、杂沓的脚步声。一阵喧闹之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后半夜，我一直清醒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只有远远的零星的几声咳嗽。我睁着两眼，窗外黑漆漆的。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站在病房门口。太平间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走了过来。他的母亲已经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胸口放了一束鲜花。他爸爸把他抱到小推车上，蓝衣人给他盖上白布，缓缓地推车远去。他的父母跟在车后，脸上没有表情。
我没有和他说过话，我的同龄的本该同病相怜的病友。
接二连三地看到死亡，男女老少都有。两年间我长得很快，可能就是过早了解死亡的原故。死亡是我的催化剂。死亡是我的追逐者。我要快快跑，不小心就会被死神攫取，在奔跑中我成熟了，因为成熟我更多对生的眷念，对死的恐惧。命运会给我多少天呢？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呢？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
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到舞台上，不是因为我的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悯。我懂得感激，我又觉得羞愧。我无法一一回报，但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愿我能够给需要的人带来生的希望。
又到了春天，我不知道哪一片绿叶会属于我。
大年初六，我到宏雅家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我看到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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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雅的微笑（6）
告别出来，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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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上（1）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民工潮”是上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在南京，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对外来打工者而言，现实的困窘，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未来的希望，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更在于孩子的未来。
而在城市边缘贫困的生活境况中成长的孩子，磨难教给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远离都市孩子的通病：懒散、自私、挥霍等，他们的许多品质，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他们完全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骄傲。
5月24日，建邺区。河南村民工子弟学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晨晨。晨晨爱笑，开朗、活泼——也害羞。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所想了解的，晨晨都说了。晨晨骑车回家。在学校门口——河南大街上，晨晨跟我挥手说再见。河南大街是一条满是灰尘的狭窄小道，小道旁的这所学校只是两排破旧的老屋，从幼儿园到初三，有数百名孩子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父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晨晨家住在清凉门大街旁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我见到李晨晨的父亲李明华时，这位中年汉子正在拾掇门前蒸包子的蒸笼。李明华憨憨地笑着。他49岁，1969年12月从南京白下区大光路181号随父母下放到江苏灌云县穆圩公社。1977年到灌云饭店当了一名厨师，1992年下岗。下岗后就来了南京，踩三轮。他在灌云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现在的他，一家三口租住在南京清凉门大街大庄102号，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他说，我下放30年，一把年纪，户口无所谓了，可是这户口害了晨晨。
让我们回到1999年。1999年的9月。
晨晨11岁。
9月1日，9月2日，9月3日。
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爸爸喊我我不理他，妈妈喊我，我也不理她。
爸爸说让我到南京来上学的，现在，又说上不起。如果在灌云，我应该读四年级了。
我坐在门口看别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
妈妈说，跟我收破烂去。我只好跟她去。我不能天天在门口坐着。
妈妈说，借读费交不起，算啦。她在前面踩着三轮车，我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地，收旧报纸、酒瓶。我能帮她称，帮她算钱。
爸爸什么话也不说，天天一早就出去踩三轮车，送货。
天黑了，我坐在门口等爸爸，可是爸爸喊我，我又不答应。
爸爸问我：“还是想上学？”
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
爸爸用手压压他三轮车的轮胎，擦擦灰，整整车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9月就要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上学的事。
洪武路天桥边有一块工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