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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
爸爸用手压压他三轮车的轮胎，擦擦灰，整整车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9月就要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上学的事。
洪武路天桥边有一块工地，妈妈把三轮车停在空地上，上楼去收啤酒瓶，让我看车。
妈妈老不下来。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放学回来的孩子在马路对面，我凑过去，去看他们玩。我天天跟妈妈收破烂，没有朋友。
妈妈从楼上下来，喊我。
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
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
没人听懂她在说什么。
市容队员分开围观的人，带我们去了队长的办公室。队长说：“不哭，不哭。”队长给了我们一辆旧的、无人认领的三轮车。
我不跟妈妈去了，我跟着爸爸。爸爸是一家电器商场的送货员。他踩着三轮车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还可以推一把。爸爸送货，我跟着他去玩。
。。
城市边上（2）
9月已经完完全全地过去了。
爸爸送货到上新河的河南村，我跟着他。我们路过一座学校，上面写着“民工子弟学校”。送完货没有回家，爸爸带我过去。校长说，一学期的学费是440元。
我高兴了。问爸爸我能不能来，我想440元爸爸肯定是会有的。爸爸也高兴，说能来能来。我说，明天能不能来？爸爸说，能来。
我坐在爸爸的三轮车上回家，爸爸把车子踩得飞快。我哼哼呀呀地唱着，爸爸问我唱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爸爸呵呵地笑着。才一会儿，就到家了。
我找书包，找笔，找本子。其实都挂在我的床头。我的床在半空中。因为房子太小了，放一张爸爸妈妈的床，再放一张吃饭的桌子，就没有地方了，所以我的床只能靠墙吊着，吊在桌子上方的半空中。
爸爸没吃晚饭就出去了。我没有等他回来，我说我明天还要上学呢，妈妈，我就早点睡了。妈妈说早点睡吧。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她总有忙不完的家务，她靠着床怔怔地坐着，我迷迷糊糊，一会儿，就睡了。
爸爸没有送货，一早就用三轮车带我去了学校。
爸爸去缴费，我缩在他的后面。
爸爸说，先缴240块，还有200块，要过些日子……也不会太长。
校长不说话，我从爸爸的后面伸出脑袋，紧张地盯着她的脸看。
校长翻着我的材料——“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中考一等奖”……“钱晚一点就晚一点，不要紧，不要紧。”
我去了四年级的教室。
因为来晚了，我没有书，天天拿本子抄课文。这个我不怕。只是，过去在灌云学的课本跟这里不一样，而且，一个多月没来，拉下很多的功课。我拼命赶。
我12岁了，我已经长大。妈妈已经不收破烂，改做卖菜的生意，她让我跟她一起去菜场拿菜。
菜场在下关的白云亭。每天夜里3点就出发了。冬天的3点夜很黑，摸索着起来，迷迷糊糊就蹬着三轮车出去了。我踩，妈妈坐在车上。
菜场已经全是人。妈妈眼睛近视，菜上的虫眼啦、烂叶子啦，她什么也看不清，这全要靠我。回去的时候，车子就装满了菜秧、土豆、萝卜、冬瓜，冬瓜最重了。一车有300斤。我踩，妈妈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帮我推。而这个时候，爸爸也已经踩了他的三轮车，帮商场提货去了。
到家，洗洗弄弄，吃完饭，已是6点多，我骑了自行车，飞一般地去上学。上学，是绝不能迟到的。卖菜的事，就全是妈妈的了。
不过周六、周日，卖菜还是我去，妈妈跟我后面。卖菜，就是踩了三轮车，一路走着，叫卖着。我从来不喊，都是妈妈喊，“卖菜噢，卖菜噢！”。我喊不出来。有人来买了，我低着头称菜、收钱，一声不吭。总有人问我妈：“你女儿上不上学？”妈妈说：“上，上。”好多的人就多多地买我们的菜，而且，挑也不挑，大把大把地抓了往袋子里放。有时候，找给他们的零钱也不要。“算了，算了。”他们拎了菜，逃一样飞快地就走了。我还是一声不吭，可是我全知道。妈妈是个爱流泪的人，菜早早卖完了，回去的路上，走着走着，她就流下泪来。
五年级结束，妈妈又跟我说，算啦，别上了。爸爸不说话。学费又缴不起了。我说：“不上了。”我也不想上了。太累了，压力太大。每天3点钟的去菜场拿菜，让我精疲力尽。学习又是绝对不能落后。
开学了。我去卖菜。
不去上学才两天，校长来到我家。跟爸爸讲，不读书，这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学费我们全免了，中午的饭，也在学校吃。
我又上学了。爸爸少干了一份半夜给商场提货的工作，他帮妈妈去拿菜。当然，周六、周日，拿菜、卖菜的事，我是要做的。
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学习了，成绩开始好起来，经常，考第一。
我上初一了。从上初一的第一天起，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算过了，从初一到初三，六个学期，每学期期中、期末各考一次，整个初中应该考12次，12次，我每次都要考第一。
城市边上（3）
我上初一之后，妈妈已经不卖菜了，改卖旺鸡蛋。就在清凉门大街上的“好又多”门口卖。
我下午5点放学，放学了，就赶到“好又多”门口去替妈妈。妈妈回家还有好多事要做。卖旺鸡蛋，真是快活的活儿。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了。从下午5点，要卖到夜里11点，我没有时间做作业，只好在“旺鸡蛋”的摊子旁铺开作业本。天天这样。
许多常来常往的人已经认出我了。他们常常特意地到我的摊子上来，我家的“旺鸡蛋”也不见得特别的好吃，他们就爱来。后来，竟然有小孩子的妈妈们，带了孩子来看我，看我做作业。我不好意思做了，可是，作业总要做。
我又跟妈妈闹过一次不愉快。
那天天没有完全黑，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孩子过来，那孩子好可爱，三四岁，姐姐、姐姐地喊个不停，要跟我玩。阿姨是从“好又多”边上的肯德基出来的。她给我带了一只鸡块、两只鸡腿，还有一份中杯的可乐。真香。虽然在这门口卖了半年的“旺鸡蛋”，还是第一次吃“肯德基”。
鸡腿我没吃，我带回家，我知道妈妈也没吃过。
妈妈问我哪来的。我说阿姨给的。妈妈不相信。妈妈以为是我终于嘴馋了，自己去买了。我也解释不了。妈妈唠叨地讲着，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我爬上我吊在半空中的床，装睡。
鸡腿妈妈没有吃，她给爸爸留着。爸爸还没回家。晚上12点了。
后来，“非典”来了，“旺鸡蛋”不卖了。
2003年，我上初二。学费要700多元。不能总让学校免。爸爸从商场要回押金。他替商场送货，押了900元给商场。现在要回来，给我缴学费了，他在商场送货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去上学。爸爸在家，做卖早点的生意。我们卖馒头、面条、豆浆、包子。早上4点钟要起来。爸爸磨豆浆，妈妈包包子，我煎包子。我只能干到6点半，一到时间，我背了书包就走。学校7点多要点名。我要去点名，我是班长。也有时候，路堵，我会迟到，不过，从来不会超过5分钟。迟到了，我就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谁迟到，谁的名字都要写在黑板上的。
噢，忘了跟你说，上初中以来，我们一共考过7次，7次，我都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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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坐牢（1）
“抢银行是一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
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心肠不坏、身体不错，然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厌倦、无聊，“没劲！”是他们的口头禅。这样的年轻人当然只是部分，不过，这渐渐扩大的一部分已足以构成一个“症候群”，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缺钙症”。可惜家长、老师常常没去发现，一旦发现，可能会惊呼：“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还想要什么呢？”不太想引用那句老话：“物质的世界在膨胀，精神的洪荒在扩张”，因为物质的满足不应该直接导致精神的匮乏。然而，事实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孩子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又该给他们什么？”理想、信念，这些在最艰苦的年代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之奋斗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该缺席或者仅仅成为标签。面对浩瀚的宇宙，每个人都要找到精神上的太阳。
这是社会的呼唤，也是年轻人生活充实、快乐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的故事不是一场荒谬的闹剧，而是一出沉重的正剧。
南京王府大街车水马龙。看守所在路旁一条小巷之中，小巷寂静，甚至冷清。
看守所的大铁门紧锁着。王涛关在这里。
5月20日。王涛关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月。
我在提审室等王涛。
“报告。”
王涛走进来。王涛走进提审室角落里一圈铁栅栏之中。王涛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来，调整好坐姿，看看开着的铁栅栏的门，看着，忽然伸出手，“当”的一声，自己把自己关好。
铁栅栏前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的后面是两张连在一起的椅子，我坐着。王涛看着我。
手表的秒针“嘀哒”“嘀哒”地响着。
已经好几年了，王涛到哪儿都有陌生感，外面的世界于他像是隔了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这玻璃是王涛自己设置的，他厌烦了一切，所以这外面的一切，对他像是不存在了。包括他曾经热爱的网络、香烟和恋人，包括快乐与痛苦。
在这里，这个安静的看守所，王涛的感觉在一点点恢复，首先恢复的感觉是痛苦，久违的痛苦让王涛甚至有了几分快意。这痛苦，是他要的。有痛苦，麻木才会一点点退去。所以他想大喊：“这是我要的。”可是——他当然不能喊。这无比丰富的内心就这样在王涛年轻的面孔上上演着，让这个看上去总那么没滋没味的年轻人有了几分活泛气。然而，这几份活泛气真的能让王涛活过来吗？
“我怕马上就放了我出去。”
他担心。这荒谬的担心就真实地出现在王涛的身上。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经历——谈不上经历，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活着的那些日子，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理解他身上的这种荒谬。新的，不一样的日子刚开了个头，千万不能戛然而止，否则等着他的，将是被抛回原先的轨迹：吃饭、睡觉、网络游戏加网聊，当然，22岁的他还有一项不可不做的功课：恋爱。每一天都热闹，每一天都空洞，几年像是一天，这日子又毕竟是一天天过出来的，王涛觉得忍无可忍了，他告诉自己，到必须行动的时刻了。
行动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计划却是来源于大脑中刹那间的“灵光”闪现。于是，2004年4月9日中午12点，王涛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开演了，剧情让王涛成了无可争议的当然的主角，剧情又强迫许多人成了王涛的群众演员，毫不知情的他们也经历了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
中午时间。应天西路满是灰尘，应天西路是个大工地，塑料的隔离带把大半个路包裹得严严实实，车辆拥挤着，在成了羊肠般的窄路上向前爬行。建设银行应天西路储蓄所在临近高架桥的路旁。小小的门面，灰蒙蒙，毫不起眼。客户也是寥寥。
他想坐牢（2）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手臂上搭着一件外套。他用目光快速扫了一下四周，走到柜台前。“拿一张存款单。”声音不大，甚至挺有教养，标准的普通话。他埋着头，认真地填写手中的存款单。
新的几个客户进来了。年轻人又向储蓄员要了张存单，低着头，还是认真地写。
大厅空无一人。
年轻人把一张存单交给柜员，他很沉着地示意柜员：看存单的反面。柜员翻过存单：“打劫！不给十万元现金就引爆炸药。”
“啊。”柜员惊恐地喊出声来，“十万啊，我这里没这么多钱。”他打开抽屉大叫。
惊恐的声音立刻引来储蓄所所长，他看了“存单”，拿起电话，他拨打110。年轻人将手伸进手臂上的外套里，他什么也没做，突然转过身，冲出门去。
出来以后，王涛觉得自己的演出并不漂亮，因为他心软了，他想保护自己。其实，只要再捱几分钟，110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