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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是驻扎在北京城外西南郊丰台的吴建瀛部。不过，在名义编制上，吴建瀛部属丰台大营。虽然还是“轩军”，但已不算“松江军团”了。
第二块，是近卫团。从体制上来说，除步军统领衙门外，是不能有成建制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内城的。因此，近卫团分成两个部分，大部分驻扎在距内城三里左右的城东的三里屯；另有一营五百兵，以关卓凡的“亲兵小队”的名义，驻扎内城。
这五百兵，又分成两块：一部一百人。就驻扎在柳条胡同，就近保卫贝勒府；一部四百人。驻朝阳门内大街。
近卫团在朝阳门内大街的驻地，原是步兵统领衙门巡捕左营的营房，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衙门也在附近。这儿距城南的柳条胡同，亦不算远。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是阿尔哈图，左营翼尉是蔡尔佳，关卓凡的两个拜把兄弟，最地道的“自己人”。
但是，再怎么“自己人”，体制攸关，关卓凡的“亲兵小队”，也不好公然占据步军统领衙门的营房。因此，对外，这儿挂了块牌子，叫做“敕命轩军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
不过，确实存在着“敕命轩军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这样一个机构，倒不纯是那四百近卫团的幌子。只是这个“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和近卫团不存在任何编制上的关系，两者完完全全是两个部门。虽然大伙儿也算“住在一起”，却有“一墙之隔”，相互之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扰。
事实上，“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不但和轩军近卫团没有任何关系，和“松江军团总粮台”，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部门干的活儿，和“粮台”、后勤神马的，还是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轩军内部，“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另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北京站”。
在轩军内部，“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通常被简称为“军调处”——这个名字，即便是华尔和张勇听到了，心里面也要微微打鼓的。
说到这儿，再想一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著名的名称相似的机构，书友们大致能够猜到这个部门是干什么活儿的了。没错，“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这是轩军新近设立的特务情报机构。
关卓凡是到了美国后才开始接触近现代意义上的特务情报工作的。
奇克莫加战役后，罗斯克兰斯被免职，关卓凡接任田纳西战区司令，大力整顿、加强战区情报工作，很快便见成效。
关卓凡不是情报工作的专才，但田纳西战区的情报部门，原来自有制度和人才，只是罗斯克兰斯一直不予重视，才逐渐变得粗疏荒废。关卓凡改弦更张，任人得宜，增加资源，情报工作自然迅速重焕生机。
关卓凡升任西部战区联席司令之后，和谢尔曼做了一个分工，西部战区的情报工作由关卓凡主抓。
有了田纳西战区的经验，西部战区的情报工作，关卓凡愈加重视，做的也愈加出色。
他除了派出自己的探子以外，更重要的是“破除偏见”，依靠南方逃奴，和对邦联政府不满的南方贫苦白人，大力收集邦联的军事、地理、民生各种情报。南下之时，北军身为客军，却已对南军的种种军事布置，包括相关的山川地理，了若指掌。
非但如此，关卓凡还成功地勾连了一批亲联邦政府的南方游击队——其中有一两支可说是由他亲手组建，替北军刺探军情、当带路党、袭击邦联政府和军队。
这些工作，大收其效。比如南下亚特兰大第一战——多尔顿战役，北军关卓凡麾下福瑞斯特部，神不知鬼不觉，渡过河谷浅滩，奇袭斯内克加普，从侧后方攻破南军防线。那条秘密的进军路线，就是由逃亡黑奴提供，然后由北军的情报人员和南方亲联邦的游击队共同勘测确定的。
又比如，在“起底”雅克琳和解救米娅父母的过程中，佐治亚州当地一支由北军特务参与组建的南方**游击队，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之一、马丁。马丁内兹——没弄错：这位老兄的名、姓，都有个“马丁”——就是出身这支游击队。萨凡纳战役后，他正式加入北军情报部门，投在了关卓凡的麾下。
马丁内兹是那种最典型的南方贫苦白人，仇恨自己的奴隶主政府，过于北方主张废奴的同胞：老子本就一贫如洗，还被逼自带干粮、武器，替你们这帮奴隶主老爷打仗，保卫你们压榨黑鬼的权力——请问打赢了，老子有一毛钱的好处吗？
老子有半个奴隶吗？自己都喂不饱呢！还有，如果仗打赢了，奴隶制得以保存，在劳动力市场上，老子怎么和那些低廉甚至免费的奴隶竞争？！
这些道理，有的是自个儿想出来的，有的是北军的特务散播的，马丁内兹略一深想：妈的，果断**！
这个半途辍学的年轻人，在他那个阶层中，算是个少有的能够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和中国人在一起混了半年，就能够用汉语和自己的中国同事交流了。如今，一张嘴，便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当然，听起来，还略觉怪异，但四声准确、不打结巴、十分流利。
内战结束，美**人大多要复原，马丁内兹除了领过几个月的军饷，兜里没有任何存款，家里没有任何土地。关总司令招兵买马，他想也不想，就跟着轩军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小马是一门心思从此长做瓷器人，再也不回自己那个贫穷的、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的佐治亚州家乡了。
*（未完待续。。）
第一零七章 杀父之仇
奇怪的是，轩军回国之后，关卓凡反倒一度放松了情治工作的力度——刚开始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
不能简单地说关卓凡不重视情报工作——哪能转变得这么突然呢？
比如，轩军入鲁剿捻的时候，关卓凡大打“军民鱼水情”的牌，严明军纪，厉禁淫掠，还送了一万五千套棉衣给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为了争取民心，套取情报。这一招很灵光，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还积极为官军通风报信，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剿捻，“官军耳目闭塞，捻子消息灵通”的被动局面。
在轩军已经中了赖汶光调虎离山之计的情况下，当地圩寨飞马给官军传递消息，华尔得以及时变更部署，堵住了任柱的马队渡小清河北窜之路，为歼灭这支东捻最具战力的部队，打下了不移之基。
剿捻的情报工作，关卓凡走的是一条“到群众中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tg之路。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关卓凡抓情报工作，隐隐然玩的也是这一套。这实在是关卓凡在tg治下出生、长大，打小就对此印象深刻，亦颇有所悟的缘故。
这当然是正办。但是，这条路子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触到自己周边的、社会底层的事务，而情报工作的对象，可不仅仅在市井阛阓之中。关卓凡的对头，更多在高墙朱门之后。
最关键的是，关卓凡并没有在和平时期建立独立高效特务情报机构的明确意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需要。
因此。大规模的征伐告一段落。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暂时消失，轩军的情治系统的的建设，便很自然地放缓甚至停滞了下来。
缺乏“制度土壤”也算原因之一。
清朝没有前明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政府既没有刺探阴私隐秘的意识和兴趣，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从好的方面说，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因为缺乏相关传统。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信息变化的敏感度，也会比较的弱。
轩军毕竟是从这个“制度土壤”中长出来的。传统的军事行动，只有“哨探”的做法，没有完整、系统的情报搜集、储备、整理、分析、判断的概念，关卓凡再怎么开穿越金手指，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相当的制约。
《孙子兵法》中，倒有所谓“五间”之说——“乡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
“乡间”，是用敌方乡人做间谍；“内间”，用敌方员吏做间谍；“反间”。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生间”，就是刺探敌情后顺利生还；“死间”。用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假情报，使敌受骗——事后，我方间谍不免身份暴露，被敌处死，乃谓之“死间”。
这“五间”，说的头头是道，只是大伙儿学以致用的时候，大多零打碎敲；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完整系统地实施“五间”的，少之又少。
安德海一案，关卓凡猛然惊醒于自己的“短板”—— ；若论情治资源之丰，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个死太监？怎么会如此后知后觉，落了个死太监的后手？
懵懵懂懂地，几为阉人所算——耻辱啊，耻辱！
资源虽丰，运用不善，这不是“志得意满”、“疏忽大意”就能够交代过去的。
情报的作用，不是为了被动应变，而是在经年累月获取大量资料的前提下，整理、分析、判断，找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预见机兆”，制敌于先。自己没办法躲到阴影里，就得把敌人拉到聚光灯下，不错眼地盯着，一举一动，尽在掌握。
敌人若有异动，我即先发制人。
痛定思痛，关卓凡决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直接对自己负责的情报机构。
在架构上，这个部门应该纳入“军事委员会”系统，则对“委员长”本人直接负责，便是天经地义的了。
叫什么名字呢？“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呃，恶趣味过甚了。
最后定为“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正团级。
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处长的，是个和关卓凡同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做陈亦诚。
有趣的是，“亦诚”这个名字，是关卓凡替他取的。
陈亦诚，原名陈景浩，浙江杭州人。他是富家子弟出身，十几岁的时候，被家里送到上海的洋行做学徒。他人既聪明，又勤奋好学，出师之后，短短数年间便做到了买办。
正在春风得意，杭州的家里，却出了大事。
陈家为了一块买卖蚕丝的“牙牌”——就是营业执照，和人打起了官司。对头叫做王佐臣，是个丁忧在籍的士绅。牙牌原在陈家手里，王家想夺了过去。陈家有钱，也占着理儿；但王家有势，县、府、道，甚至省里，都不能不卖王佐臣的面子，这个官司一时半会儿的就打不清爽。
官司打不下来，王佐臣先急了。
买卖蚕丝，先要买，才能卖。收买蚕丝这桩生意，是讲究时效季节的。每年三、四月分，春蚕吐丝，过了这个点儿，就算拿到牙牌，也得等到明年才能向蚕农收丝了。陈家牙牌在手，自然拖得；王佐臣向钱庄借了大把银子，如果拿不到牙牌，收不到丝，就是白被钱庄吃利息，因此是拖不得的。
这个人虽然进士出身，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痞子，横劲发作，拎了一支洋枪，带着家丁和一群帮闲的地痞流氓，冲进陈府，乱砸一通。
双方扭打起来，混乱之中，那支洋枪走了火，正正打中陈景浩父亲陈东成的胸口。子弹穿胸而入，陈东成当场殒命。
王佐臣闯了大祸，但他上下其手，官府调查的结果，居然是“陈家恶奴动手在先，夺过洋枪，再以枪柄击打王某，触发机关，误中陈某”，云云。
于是，王佐臣不但什么责任也没落下，官府反而要求陈家，“交出肇事恶奴”，“严讯法办”。
陈景浩赶回杭州，家里愁云惨雾，族人七嘴八舌，有的说要“找都老爷参姓王的”，有的说要“进京告御状”。
陈景浩非常冷静，说道：“没有用的。王佐臣和两江的何制军是同年，咱们浙江的王抚台，又是何制军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两位，都是当道当红的大员，这个官司，怎么打都打不赢。”
何制军，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王抚台，就是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
陈景浩给母亲磕头，说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愧为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