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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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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关卓凡听完,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沈幼丹人地两宜,资历也足够,可是,季翁,如此一来,这个福州船政局,今后恐怕就轮不到咱们俩说话了。”



  这个“咱们俩”,左宗棠听得心里好生妥帖,再将关卓凡话中意思仔细一想,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道:“贝子说的是!”



  沈葆桢的资历,不在左宗棠之下,他连曾涤生的账都不买,又怎么会买左季高的账?更何况沈葆桢是福建本地人,闽人办闽事,这个福州船政局,外省籍的人,以后还能插得进手吗?



  左宗棠说道:“既如此,我听贝子的——哪一位适合坐这个位子呢?”



  关卓凡沉吟片刻,说道:“我想到一个人,咱们一起参详——张香涛。”



  张香涛,张之洞。



  *



  *



  左宗棠举荐张之洞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轰动。



  大家晓得左宗棠的后面是关贝子,可是,关贝子怎么可能属意张香涛呢?



  还有许多人在问:张香涛是谁呀?



  同治四年,即1865年,此时的张之洞,年纪:二十九岁,职务: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的“出身”倒是很好,同治二年——两年前,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后即授翰林院编修,算是地道的“少年清贵”了。



  可是,这点资历,和福建船政大臣比起来,就啥也不是了。船政大臣独立于督抚,直接听命于中枢,福建的藩司为其“提调”——即是说,闽省的副行政长官都要为福州船政大臣打工,这可是一个督抚级别的人物才有资格坐的位子!



  这叫“开府建牙”,一个翰林院编修,一步踩到这儿,岂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还有,船政是“新政”,是“洋务”,关贝子怎么会找一个……翰林来办这个差使呢?



  因为反对新政的声音主要出于言路,所以“新派”、“旧派”,都有一个错觉:言路上的人最为守旧,抱团反对“新政”。



  因此,也开始有人批评言路“只擅空谈,不晓实务”,激烈点的,直斥“腐儒误国”,甚至“投畀豺虎而无所惜之哉”。



  之前,大家都隐隐地有个感觉,关贝子天天盯着言路,言官也好,讲官也罢,稍不如意,便“啪”地一个巴掌扇将过来。翰詹科道,在他面前,动辄得咎,下面已颇有“关某人刻意钳制言路”的说法在流传了。



  现在,这个说法可站不住脚了!



  翰詹科道这些“清秘之地”立即热闹起来,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众**誉:关贝子慧眼识英才!



  谁还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许多人心里热辣辣的,这下一位“英才”,会不会就是我呢?



  有原本反对新政的人,开始对新政“转变观念”了。事情明摆着,想走张香涛这条路的,第一,得支持“新政”——这不消说;第二,得了解“新政”。能知其然,亦能知其所以然,不然,关贝子怎么能看得上你?



  张之洞自然成了翰詹科道的“明星”,贺客盈门,他面上含笑谦逊,心里如坠五里雾中:是啊,关贝子怎么会看上了我呢?



  张之洞先去贤良寺拜左宗棠,这是他的“荐主”。



  左宗棠自然又大谈他的西征,张之洞耐着性子听着,觉得差不多了,乃向左爵帅请教福州船政局的差使。左宗棠倒也知无不言,只是说的都是“现状”,张之洞问他今后该如何措手,左宗棠难得不肯发表更多的意见,而是说:“这得向关贝子请益了。”



  于是,第二天,张之洞整肃衣冠,来拜关卓凡。



  这是关卓凡第一次和张之洞谋面,这位原时空和曾、李、左齐名的晚清重臣,关卓凡留在脑海中的印象,都是他晚年的:一部长长的白胡子,既儒雅,又气派。



  眼前二十九岁的张之洞,却是瘦得跟猴子一样,宽大的朝服穿在他身上,松松垮垮,走起路来,飘飘荡荡。



  关卓凡暗笑,一定是形容不足,才留了一部超长的大胡子,以为“补充“。



  张之洞给关卓凡行礼请安,关卓凡亲手相扶。



  张之洞站起身后,关卓凡握着他的手,欢然说道:“香涛,久闻大名,终得识荆。‘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真正了不起!”



  古人十五岁为“志学之年”,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十五岁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二十六岁中进士第三名,为“探花”。这两件乃张之洞生平大得意事,关贝子一见面便说起,张香涛不由满面欢容。



  而且,“志学则解元,廿六探花郎”这句话,张之洞是第一次听到,入耳通体舒泰,就像吃了人参果一样舒服。



  当然是“第一次”,因为这是关贝子自己编排出来的。



  主人请客人换了便服,然后落座看茶。



  张之洞感谢贝子爷超擢,深恐自己才疏学浅,有负所托,实在惶惑。



  倒不都是客套话,张之洞对“新政”虽然一直密切关注,但并没有真正涉猎,他直到现在,还是不晓得,关贝子为什要挑自己“发财”。



  关卓凡微微摇头,说道:“香涛,万不可妄自菲薄。我看人从不走眼,张香涛外务虚而内务实,这份差使,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定做得好!”



  张之洞飘飘欲仙,“外务虚而内务实”,明天,这七字考语流传出去,张香涛就要闻名天下了!



  关卓凡用张之洞,算是“一石多鸟”。



  *RS
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
  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这种精神面貌,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确是事实。



  寿尔还观察到,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



  究其竟,整个学堂,主事也好,学员也罢,完全不晓得:学堂不是培养“儒生”的,而是培养“军人”的;毕业后,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的观念,更是付之阙如。



  船厂办不好,其害止于自身;学堂办不好,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



  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总兵、管带,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



  就是说,一个陆军将领,带着一班从没有上过一堂体育课的“海军学堂”毕业生。



  北洋舰队的将领们,大多有留洋英国的经历,这个,能不能弥补福建船政学堂之不足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留洋英国”是怎么回事。



  朝廷自船政学堂第一、二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十二人,以首期海军留学生身份赴英,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其中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只有六人;其余六人,三人考试失败,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余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连入学考试都未参加,亦仅以“上舰实习”结束学业。



  诡异的是,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成绩的时候,刘、林、蒋三个却全入“甲等”;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林永升,竟然被打入最末的“丙等”。



  这十二人回国后,李鸿章用了其中九人,做了北洋舰队的管带,其中,刘步蟾、林泰曾两个,日后升任舰队之左、右翼总兵,掌握舰队实权。



  关卓凡认为,毫不客气地说,大东沟海战之败,在这十二人“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之时,便已注定了。



  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原因不在资金,不在装备,而在人事。



  两个字:无能。



  北洋海军并不缺钱,后期装备没有更新,不是因为谁谁挪用了海军军费,而是北洋认为“自守有余”,早已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动力。不然,真以为几千万银子身家的李鸿章找不来这笔钱?



  总是被人拿出来说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北洋的大炮巨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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