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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支队”由张勇率领，徐四霖辅佐；关卓凡自己则坐镇山口城，筹划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东进支队”和山口城轩军本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东进支队”刚刚出发，又一个重磅消息从大阪传来了：德川家茂薨逝。
幕府暂时秘不发丧，不过不敢对关贝子隐瞒，在第一时间对山口城方面做了通报。
德川家茂二次长州征伐之前。就缠绵病榻。咽喉、肠胃、心脏、腿脚。都有严重的毛病；强撑着上路，走到大阪，终于一头栽倒。
之后战况陆续传来，周防大岛、小仓口、艺州口、石州口，幕府数路皆败。连续的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使得德川家茂的身体不堪负荷，最终彻底地垮了下来。
中国大军进抵马关，长州不战而退。德川家茂为之一喜，饮食增加，病情似已见好；不久，轩军在小郡战役全歼长州藩主力，进占山口城，全局形势逆转，德川家茂好像打进了强心针，精神焕发，居然有力气下床了。
周围的人，包括医生。都以为将军大人的病情确实开始好转了。
然而，这其实不过是在外界的强刺激下的回光返照。冰火几重天的反复折腾。德川家茂虚弱到极点的身体早已无法承受。“讨幕密诏”的出现，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犹如刚刚吹起来的气球，被轻轻一针，立刻泄气。
板仓胜静和小栗忠顺刚刚踏上出使山口城的路，德川家茂的病情就急剧恶化，神智昏迷，水米不进。迁延数日，药石罔效，终告不治。
德川家茂和长州藩的毛利敬亲非常相似，都是性格温和，御下宽厚，但为臣下和时代所操弄，身不由己，最终在不同的时空中，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
在长州藩，俗论党和正义派动辄大打出手，谁打赢了谁上台，谁上台谁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些政策常常全然的南辕北辙。对此，藩主始终保持沉默——没人问他的意见，只有人向他“禀明”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只要是当政的藩士提出来的，毛利敬亲原则上都得接受。
德川家茂的情形也差不多。比如“和宫下嫁”——同和宫一样，德川家茂也早有婚约，他个人同和宫一样，也不喜欢这门亲事。但这种事情，幕臣们既统一了意见，就不是将军大人可以反对的了。德川家茂同和宫一样，被迫解除了原先的婚约，走入“和宫下嫁”这桩政治婚姻的围城。
不过，德川家茂的运气比原时空要好。虽然提前了半年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二征长州提前了半年——但临死的时候，毕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而在原时空，临死前，躺在床上的德川家茂，两眼瞪视天花板，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到底干成了什么啊？”
其时，幕府风雨飘摇，四面楚歌。
回到本时空。
德川家茂薨逝后，幕府内部一片混乱。
德川家茂挂得实在不是时候，本来幕府正要全力对付天皇暴崩、新帝登基这个大变，但现在不得不把精力先放在将军的继任人选上面。
这个本来根本不是问题。德川庆喜是公认的接班人；而且，其势力深植，早已无可动摇。德川家茂临终前也留下了“由德川庆喜接任”的遗言。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两个女人跳出来添乱。
一位是天璋院，即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御台所”。这个女人每次随着身份变化，就会拥有一个新名字，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笃姬”。
另一位就是德川家茂的“御台所”——新寡的和宫亲子内亲王。
这对名义上的“婆媳”的关系并不好。天璋院出身萨摩岛津家，地道的武家女儿；和宫则天潢贵胄，是最高等级的“公家”。和宫看不惯天璋院的武家做派，天璋院则对和宫身上的浓重的公家气息异常反感。
但这两个女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都不喜欢德川庆喜。
很难说清楚原因在哪儿。也许是一位年长的、强势的、潜在的将军继承者，让她们一直如芒在背；也许是德川庆喜的西式做派为她们不喜。
也许是最根本的：德川庆喜接任将军，她们的影响力会迅速降低，包括对政治的影响力和对“大奥”的影响力。
“大奥”——将军的后宫。
传统上，“大奥”对将军的继承人选，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而天璋院、和宫两位，都希望选择一个更加年幼的将军继承人。
两个寡妇的意愿，并不能真正阻止德川庆喜接任十五代将军，但却大大拉长了这个过程。最大的副作用，是使幕府错过了对付京都变局的最佳时机。
如何对待新帝，这是最高层才能决定的事情，可现在，“最高层”在哪儿，还不知道呢。于是，内部的乱局，使幕府干看着倒幕派的一系列施为而无法采取相应的动作。
当时朝廷中主事的两位，一个是中川宫朝彦亲王，一位是关白二条齐敬。这两位都是佐幕派，二条齐敬是德川庆喜的从兄弟，同时，他还是中川宫朝彦亲王的妹夫。按照这两位的意思，应该等到将军的继任人选定下来了，再举行新帝的践祚典礼。不然，典礼上没有征夷大将军，像个什么样子？
但是倒幕派根本不听他们的。中御门经之急召中山忠能入宫，在他们两个的主持下，储君睦仁急吼吼地“柩前即位”。新帝年号定为“明治”，大行皇帝的谥号定为“孝明”，随即敕告天下。
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践祚典礼”，不但没有“征夷大将军”出席，连一根幕府的毛都见不着。
负责守卫皇宫的是会津藩，可没有上头的指示，会津藩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眼睁睁看着人家行礼如仪，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松平容保向德川庆喜请示该如何应对，但庆喜大人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说。呃，我总不好自居“征夷大将军”，跑过去参加典礼吧。这种敏感时期，庆喜大人正在努力“避嫌”呢。
新帝即位后，一连发出了几道敕命。
第一道敕命，是任命中山忠能为“太傅”。这是一个新职位，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设立这个职位后，朝廷名义上的最高职位——“关白”，就被架空了。
这个任命，正常情况下，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因为根据德川家康制定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朝廷对公卿的委任，必须事先征得征夷大将军的同意。在幕府势力强大的时候，朝廷的大多数职位，不论高低，都只具象征意义，因此幕府也很少驳回朝廷的任命。但无论如何，任命如此高级别的职位而不事先征得幕府的同意，这是德川幕府建立两百六十三年来，从未有过之事。
说得通俗一点，这形同“皇室造幕府的反”。
但处于混乱状态之中的幕府，居然对此一声未吭。
*（未完待续。。）
第四十一章 乾门之变
第二道敕命，是解除岩仓具视的“蛰居”——完全在关卓凡料中。
上述两道敕命尚属于“皇室内部事务”，虽然“违规”，但幕府勉强还能忍受；可第三道敕命出来，却真正是踩到了尾巴，不跳起来都不行了。
这道敕命是：松平容保升任权大纳言，不再兼任京都守护职，“麾下会津壮士皆赐金返乡”，皇宫守卫之责移交给驻扎在京都的萨摩藩兵。
“权”是“权且”之意，就是代理的意思。不过，署理也好，真除也好，这都是再明显不过的“明升暗降”。
最关键的是，倒幕派意图从幕府手里夺取皇宫的控制权——也即天皇的控制权，这是继去年“禁门之变”后，倒幕派又一次向幕府发难。
只不过，萨摩藩在其中的角色完全翻转了过来。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昔日之友成为今日之敌。
一直态度**的萨摩人终于露出了利齿，准备咬向一直努力向他们示好的幕府。
幕府方面大哗。
德川庆喜不能再装傻了。他指示松平容保，“此乃伪敕，不能奉命”，然后命令会津、桑名二藩的兵马，以及在京都的新选组、见回组，提高警惕，全神戒备。
萨摩藩方面开始动作了。
作为“驻京机构”，各藩在京都都设有藩府，大藩的藩府还不止一处。新选组早就注意到，萨摩藩府近来人员进出频繁，其中颇有几个是有倒幕的嫌疑的。但萨摩藩是幕府着力笼络的对象。同时萨藩在京都驻有很强的兵力。因此。怀疑归怀疑，新选组只能在相关人员后面跟踪一番，并不敢直接上前讯问或干涉。
萨摩藩府前面的道路禁绝交通，路两头都筑起了街垒，守卫藩府的藩兵穿着西式军装，荷枪实弹，在街垒后严阵以待。
驻屯在京都郊外的萨摩藩兵大队，离开驻地。向皇宫进发。
幕府一直以来的情报，是萨摩藩驻京的兵力为一千人，然而，这批正向皇宫挺近的萨摩藩兵，却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另外五百人是什么时候多出来的？！
德川庆喜接报大吃一惊。
他紧张地计算着敌我力量对比：
会津、桑名二藩，加上幕府亲军，还有新选组、见回组，幕府在京都的总兵力为三千五百人左右，数量上远远超过萨摩人。但萨摩藩军素以凶悍闻名，且全以西法训练——德川庆喜明白。人家是真正的“西法训练”，不是幕府挂羊头卖狗肉的“西法训练”。而幕府这边。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会津藩和新选组，桑名藩、幕府亲军以及由旗本子弟组成的见回组，都不足为恃。
如果萨摩兵只有一千人，还有取胜把握；但对方现在多出来五百人，胜负之机，就难说的很了！
如果一战而败，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在自己正准备接任将军的紧要关头，绝不可以承担败弃皇宫甚至京都的责任！
本来，萨摩藩是守卫京都的得力帮手，一旦翻脸，却立即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德川庆喜的额头上冒出汗来。
最后，他决定，不能开战。
那么咋办？
谈判。
萨摩藩的代表是大久保利通——幕府不晓得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到京都的；皇室方面的代表是岩仓具视；幕府方面的代表是胜海舟。
对于幕府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谈判，因为对方握有“圣旨”，而谈判的时候，你不能梗着脖子硬说这是“伪敕”——那样还谈个屁，打就是了。
德川庆喜找来找去，找不出一位合适的使者出来——他的手下，实在是废物比较多，能用的比较少。最后，没有法子，只好启用已经被免了职的胜海舟。
胜海舟是幕末的一朵奇葩。他不但是幕府内部、也是全日本范围内，最早认识到“幕藩体制”将无以为继的人。他并没有走上倒幕的道路，却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挖幕府的墙角。比如，他开办的神户军舰操练所和海军塾——这两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基本就是一个倒幕人才的培训学校，最著名的学生，就是坂本龙马。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幕藩体制”中最大的一个“公知”。
相对德川家茂，德川庆喜对胜海舟的“底子”摸得更清，因此一掌权就免了胜海舟的军舰奉行的职务，替之以小栗忠顺。但德川庆喜也承认，胜海舟才华出众，加上他特殊的政治取向，倒幕派多少要给他些面子。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幕府方面，找不出比胜海舟更合适的谈判代表了。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幕府让出皇宫的乾门给萨摩藩，皇宫由会津、萨摩二藩“共同警戒”。
这个方案，德川庆喜虽然不满意，但勉强能够接受：可是松平容保不干，他破口大骂胜海舟“卖国”，声称“要打便打，寸土不让”。
德川庆喜不好劝松平容保“委曲求全”，更不能直接下令会津藩“撤防”——那样的话，“卖国”的帽子随时会飞到他自己的头上。再说，下令了松平容保也不见得会听。
萨摩藩和皇室对会津藩的“毁约”颇为意外，不过，二者的反应并不一样。
倒幕派公卿大为兴奋，认为可算找到了开战的理由，撺掇大久保利通立即向皇宫发起进攻，“讨逆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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