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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乓稣獗臼椋詈笥杀本┏霭嫔绯隽恕�1979年1月8日，《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大型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同年4月5日在民族文化宫颁奖。
在这些人的基础上，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在四月的春风吹拂下，那个著名的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和摄影展览—《自然·社会·人》展览诞生了。
吴鹏拍这些照片并非没有基础。早在1968年，他就学习了摄影，还同时学了修相机。正赶上“文革”，他就拍了些写大字报的，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后来又拍了干校、牛棚之类的。经历过“文革”后，人就变得理智了，对形势也就有了自己的认识。这是他能到广场去的思想基础。后来照片中的两个人还曾给吴鹏写了信，但他现在找不到这些原件了，印象中好像是东北的。还应当说明的是，这批摄影者当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他们为画册的出版、展览的举办乃至后来这支摄影队伍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吴鹏还记得，当时还有外国人在拍，但是几乎就是当场给“灭了”。否则这些照片要是参加“荷赛”（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话，也可能得奖。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3）
1948年吴鹏生于北京，1979年他被多家单位看中，但他最后去了新成立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摄影组长。1985年底，他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任社长、总编辑，为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做了成功的实践。2000年他到中国摄影家协会任展览部主任。从摄影角度讲，这也算是一种“回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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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 定格了一个新时代（1）
到底有多少报刊多少次刊登过这幅照片，如今已经难以统计，不过单是堂堂的《人民日报》就刊登了7次，且篇幅一次比一次大。20年来，它不但通过各种载体广泛传播，中华世纪坛还据此做成了浮雕。毫无疑问，《小平您好》已在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单纯从摄影的角度讲，这幅照片并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新闻事件、新闻题材，也可能是平平常常的，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中国20年前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够凸显出它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是人民心甘情愿地、自发地将以往神坛上的领袖拉到了民间，而且领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冒失”的举动。的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改革开放，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这一切，在伟人政治的时代，似乎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加之北大学生一向关心政治，善于标新立异，于是，便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乎人们意料地呈现了这一幕。人们都知道，中国国庆游行是经过严格组织、严密控制的，而这是一幅不在审查、计划之内的标语，而且在几次游行预演中也没有出现过。正式游行时突然出现这样一幅语词随意、制作简陋的标语，不但令官方组织者有些尴尬，就连以机敏著称的新闻摄影记者也大都猝不及防，错过了良机。据说，当时有400多名摄影记者在场，但到目前为止，已知拍到这个画面的摄影记者只有王东和《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两人。
今天看来是光彩夺目的这件事，其“始作俑者”当时却是提心吊胆。他们不仅那天晚上没睡好觉，甚至做好了事后“出逃”的准备。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但未受追究，而且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这幅照片，并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展览最佳新闻照片奖和第六届全国好新闻评选特等奖！之后的20年里，这幅作品不断地被采用、得奖，它的拍摄者、原《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积攒的关于这幅照片的剪报和信件等资料，就装满了厚厚的一大本。谈起拍摄的过程，王东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人民日报》当时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内活动，没有上城楼的名额。但是按我们以往的待遇应该有几个名额，于是我又去争取。直到9月30日快下班了，才得到通知，有了一个金水桥的名额。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中间东侧，在那里专门给我们摄影记者搭了个平台。除了我，上面还有新影、八一厂、中央电视台、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的人。我们的长镜头和三角架都在夜里运到了广场，当时广场已经戒严，所以不必担心丢失，晚上还要有人来对器材进行一番安检。
王东把一支1000毫米的镜头对准了城楼上，可以拍到领导人的特写；随手一台装了标准头的莱卡M3，用来随时拍群众场面。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角度，采访经验丰富的王东头天夜里请报社汽车队的师傅们用角铁和木板赶制了一个架子，并在半夜时分送到了金水桥，这样他在记者群里就可以“高人一筹”了。拥挤环境下的新闻摄影就是这样，只要你比别人能够高出一头，你拍摄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王东接着说：
那天有点阴，空气不太透明，能见度较差，但人们的情绪非常高涨。这是中断了多年的国庆阅兵式，全国人民以及许多外国人都等着看这壮观的场面。前面的军队、工业、农业、科教、文艺等各种整齐的方队都过去了，接下来的群众游行队伍顿时就热闹了起来，队形不太整齐，而且说说笑笑地就走过来了，记者们也没太在意。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横幅，上书“小平您好”！这可是预演中没有的啊，看上去也不像是正规的标语——白布上写的黑字，不太规范，言辞缺乏正规标语的严肃性。人们在短时间里一下子蒙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于是欢呼雀跃起来。我也没多想，赶快用莱卡拍了两张，只十几秒钟，这个画面就消失了。当时我那装着长镜头的相机上安了快门线，取景范围也选得差不多，所以不看取景器也可以拍，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看游行这边。我感到这是个很特别的镜头，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因为这样的口号从来没见过。
晚上回来后我赶快制作了样片，同志们都说好，电视里也看到了，但是要不要发稿却有点含糊，因为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送来的照片里都没有这个画面，也不知是没拍到，还是不能发！
含糊归含糊，报纸是不等人的。于是一版的人开始挑，没选上；画刊（专版）的人挑，没敢用。我心中不免有点遗憾。最后二版准备整版发群众游行的稿子，要配几张照片，当时的二版主编保育钧（时任科教部主任，后任副总编）一眼就看上了这张照片，“就是它了”！10月2日见报，用了两栏半。第二天，祝贺的电话和信件就开始了。真是慧眼识珠啊。
据王东回忆，保育钧当时看到了电视画面还嘀咕道，不知咱们的记者拍上了没有。看到这幅照片，保育钧大胆拍板，这不但使照片成了传世之作，还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新华社摄影部在其出版的《新闻摄影》（1984年12月20日出版）中总结道：“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这一句平常的问候，道出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凝聚着他们深厚的感情，表达了群众对领导者最亲切的敬意。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我们应当看到差距，总结教训，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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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 定格了一个新时代（2）
20年过去了，在纪念邓小平同志活动的高潮中，当年制作这个横幅的作者们也渐渐地被人们寻找到，给这幅照片的故事又增添了几多情节。
张（当年的北京大学1981级生物系学生、现北京金豪制药公司董事长）：
我们也没做什么，只是赶巧成了历史的亲历者。那个横幅是学校发的扎花束的绿色皱纹纸，没有笔就用一团抹布代替，把字贴在床单上，再用订书钉加固，找了两根拖把杆。开始拟了几个内容：“改革要加速”、“教育要改革”、“小平同志万岁”等等，都觉得不好，最后定的就这四个字。
郭建崴（当事人之一、现任中国古动物博物馆馆长）：
游行时我和曾周两人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拖把卷成的标语藏在大褂里，躲过了严格的安检（很多人带的胶卷都给曝光了），一直带到了天安门前才打开，看到小平同志笑了，我们也很开心。遗憾的是，这个横幅一走过天安门就扔掉了，因为这个举动毕竟是违反规定的，我们事后也是忐忑不安，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也没人再找我们，心里总算踏实了。
当事人还有不少，但有的已踪迹难觅。当时他们肯定没想到，这样一个违规之举，竟然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重重一笔。
在经历了多年的造神运动后，人民终于把领袖放在了人的位置上，拉近了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这非但没有降低领袖的威信和魅力，反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已经初见自由、平等、开明之端倪。因此，有人说，“小平您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其实不管是一句话，还是一种心情，还是一幅照片，它们都没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力量。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平您好”这句话、这种心情、这一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气息，并被新闻记者牢牢地定格在了历史的册页中，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也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他说：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节日。本来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好像是个传统，可30周年时，并没有搞大庆。也许1979年正逢“十年内乱”结束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一切仍是百废待兴，人们还没有欢庆的心境。到1984年，时候就不同了。此时，大量的冤假错案已经纠正，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落实。全国上下不仅心情舒畅，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广大群众通过几年的实践，已经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举行新中国35周年的庆典，人们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那天，我并没有采访国庆盛典的证件，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的任务是随团采访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团的新闻，便名正言顺地和这些来宾一同站在了观礼台上，位置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的南侧。记得那是个临时搭起的观礼台，我是站在第二排，也就比路面高一个台阶。我身旁几乎都是日本人，还有为数不多的黄头发的西方人，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也许他们从未见识过百万人参与的如此宏大的盛会。所以，不管眼前是通过威武的步兵方队，还是正滚过隆隆的坦克火箭，我周围总是不断地响起一片惊喜的赞叹声。我挤在人群里，举着那台装着20…35镜头的相机，一会儿对着受阅游行的队伍，一会儿又对着观礼的国外宾客，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像广场大喇叭里播音员激动地介绍：“大学生的队伍走过来啦！”我忙转头一看，眼前是一群欢天喜地的年轻人。他们相互说着、笑着，有的地方还挤成一团，早就没了队形，全然不像前面的所有方阵那样井然有序，但他们所迸发的青春活力显然已感染到观礼的人群，我的周围也呼应着阵阵欢声。突然，我看到大学生队伍中打起了一个横幅，上面书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我心头猛地一热，也顾不得许多了，赶紧用双手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一口气冲着那个方向连拍三张—几乎是眨眼的工夫，那横幅和簇拥它的学生们便淹没在滚滚的人流中—虽然那横幅不像其他标语制作得那么规矩，但足以激起无数人心底的共鸣，连外宾们都忙不迭地举起了中国人还没有的傻瓜相机。
兴高采烈的游行仍在继续着……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数不清的群众游行，不论是声援古巴，还是抗美援越，也不论是欢呼原子弹爆炸成功，还是欢庆发表“最新指示”，人们口号喊得最多最响的，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现在，改革开放促就的变化，已让人看得见，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