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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百姓家里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的领袖像。20年后周总理逝世，这张标准像再次成为众心所向。拍摄者姚经才也成为几十年来人们关注的对象。一张照片的生命力越强，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现在回忆起这些事，姚先生的女儿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亲14岁就在上海中国照相馆开始学徒，他没上过多少学，但他很聪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时他已经是经理了，那时有很多公私合营的服务业，就是把过去的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公方说了算，我父亲就是中国照相馆的公方代表。同时迁来北京的还有上海的普蓝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联理发店等。
他上班以后就基本没有节假日了。他虽然是经理，但是一直没停过照相，在店里总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据他回忆，给周总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个礼拜天。当时我父亲正在给一个军人照相，突然周总理带着秘书和警卫进来了。所有在座的顾客都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会不打招呼地来照相，像一个普通人不事张扬地就这么来了。正在要照相的那个军人站起来向总理敬了个礼说，总理好！两位在旁边的大学生也向总理问好，总理说你们好。我父亲说总理您先来吧。总理说按顺序来，你先给他照吧。等解放军和大学生都照完后，周总理才按顺序让我父亲给照。第一次给这样的大人物照，我父亲也很紧张，动作有点拘谨。周总理见状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们是专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亲听了这话，心里放松了一些。在助手的协助下，20分钟左右就拍完了。给总理拍了半身、全身总共16张。拍完后总理问我父亲，从上海迁来是否习惯，以后要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我父亲连忙说好。总理走出去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总理向大家点头示意。那年我父亲33岁。
总理走了以后，我父亲赶快洗了出来，挑了几张送过去，那边回话说，总理要出访亚非拉国家，请再洗100张。中国照相馆赶快如数洗了送去，我父亲又另外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总理，没想到，总理还派人把这4张的钱送了过来，真是公私分明！
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钱，比如看电影就是自己买票，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往往是在灯暗了后再进去。到北京饭店理发也是自己掏钱，自己用车办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亲属用车也要付钱。这些事，许多周总理身边的人们像秘书、警卫、护士等等在回忆总理时都谈到了。
后来听说我父亲又给刘少奇、朱德、贺龙、华国锋等领导人拍过，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自豪的。而像领导人亲自来照相馆排队照相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新华社来中国照相馆急找底片。姚经理和同事们连夜赶制了许多8寸照片，到旁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分发给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们，联想到20年前给总理拍摄的情景，姚经才的脸上也是泪水涟涟。
中国照相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在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拼搏得颇有声望了。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北上，坐落在繁华的王府井。迁来时姚经才就是经理，一直到退休。中国照相馆也因为领袖拍过照片而名扬中华，成了商家最好的广告，至今在他们的橱窗里还摆着这几位领导人的照片，在北京王府井的黄金地带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故事。有意思的是，姚经才的弟弟姚经文现在还在上海，曾经是上海最老的照相馆之一—王开照相馆的经理，兄弟俩一南一北，还都在最负盛名的照相馆里当经理。如今这兄弟俩还各有一个儿子在这两个照相馆里工作。
这张照片拍的是黑白片，后来大量的印刷品是彩色的，那是上了色。对照相馆来说，上色是小菜。中国的习惯是许多百姓家里和公共场所都挂领袖像。不仅挂中国的，还挂外国的，像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等。前一段时间，很多汽车里都爱挂周总理或毛主席的小照片，好像是从广东一带开始流行的，有点供神仙的味道，后来据说那是让伟人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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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1）
外面炮声隆隆，子弹乱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抬进来，在小庙门口的空地上一字排开，等待着抢救。庙里面，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手术台是个自制的驮子，医生围着白大褂，穿着草鞋，小庙的屋檐，壁画……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场，这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的一个小庙里在抢救中国军人的场景。拍下这历史的瞬间的人就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使白求恩成了“大名人”，吴印咸的这张照片则是形象的《纪念白求恩》。想当年，中国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这张珍贵的照片，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人都要看的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0月的一天，外面是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当时敌人疯狂地“扫荡”，封锁了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抗日战争处在艰难阶段。毛泽东是善于打游击战的，而游击战要经常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打，有了伤亡就要远距离地抬回来，而这样常常就失去了抢救的时机。所以白求恩就说：对伤病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就这样，白求恩成立了“东征医疗队”，随部队到了前线。由于条件实在艰苦，行军主要靠骡子、毛驴，医疗用品都要用它们来驮。白求恩就根据农民的粪驮子做了个医疗驮子，形状很像个桥，于是白求恩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芦沟桥”，多有创意啊。
敌人的“冬季扫荡”又开始了。他率医疗队来到了离战场只有几里地的小庙里，小庙的佛像早没了，里面空空荡荡，白求恩马上搭起了“芦沟桥”，拿出了八路军仅有的一些医疗器具，开始了抢救。
在这之前，白求恩就是知名大夫了，延安电影团来到晋察冀拍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示延安电影团要拍摄他的事迹。所以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早就和白求恩吃住在一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活动，他办的学校、医院、培训班等等，全都拍了。打仗的这天，外面枪炮声不断，震得房顶直掉土。从繁华的大上海来的吴印咸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连枪声都没听过，心中不免哆嗦，但是看到白求恩在那里镇定自若地挥刀，吴印咸的心也就静了下来。他一面拍电影，一面又拍照片，接连拍了几张照片，只有这张最好。电影胶片最后做成了一部纪录片。由于他学过绘画，所以拍起电影或照片来，仍然是得心应手。1964年，在张骏祥导演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吴印咸以65岁高龄担任了总摄影，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吴印咸先生1994年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书稿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他女儿吴筑清回忆道：
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把它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讲话》的照片一块挂在家里，他那么多照片，只有这两张照片被长期挂在墙上。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特别有感情，去延安时带的照相机都是自己的。那时候在延安没几个专职照相的，只有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柯棣华等人有照相机，好像中国人只有童小鹏、叶剑英等个别人有。白求恩也有，他也喜欢照相。这张照片是用依康弗来克斯120机器拍的。自从我父亲和徐肖冰他们去了延安电影团之后，才有了职业的摄影者，为中国领导人的早期创业留下了图像资料。这大概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吧。
据我父亲讲，他们和白求恩一块住了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喜欢用中国的土烟斗，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性格开朗，他们还互相讨论照相技术，成了好朋友。1939年10月，日寇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在黄土岭指挥日寇的是阿部规秀，他是一个杀人狂，号称“名将之花”。战斗十分残酷，伤员排在外面，白求恩有条不紊地做着手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连续做了30多个小时。日军已经向附近包围过来了，大家一再劝白求恩撤退，庙里不断掉土，影响到手术的进行，他就命令把“手术台”搬到外面去做。他让轻伤员转移，重伤员就地做手术，直到所有的伤员都做完了为止，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据吴老的回忆，这次战役中，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打死了。这是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最高指挥官。
照片中的另外3个人里有一位叫林金亮，当时是白求恩的助手，同时还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白求恩是顾问。在长时间的合作中，他与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吴印咸还见过林金亮，给他拍了照片，共叙历史。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白求恩因做手术时割破手指，后来又受到感染，病情恶化，11月10日，白求恩又一次昏迷过去，次日毛泽东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白求恩。林金亮又一次去抢救他，推开门一看，白求恩正在写遗嘱，林说，白大夫，咱们去花盆医院吧，那里的条件好点。白说不必了，我知道我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不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了，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收容黄土岭的伤员……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停止了呼吸。这时距吴印咸拍摄这幅照片不到一个月。
1940年，晋察冀边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白求恩去世的地方是河北唐县，后来这里树立起了汉白玉的石碑。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2）
从现有的照片中我们了解到，拍摄白求恩的记者还有沙飞、罗光达等人。但吴印咸的这张最著名，传播最广泛。这张照片最早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刊登后影响很大，电影胶片留在了新影，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后来还印成了邮票，入选了学生课本。这张照片和电影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文章一道，为白求恩留下了在那个年代看来是极为难得，而今天看来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在“文革”时达到了普及的最高峰，几乎识字的人都会背诵它，文中那句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至今不失光彩。
黑的画家（1）
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满口白牙
文化界、美术界的人们都知道石鲁的大名，因为他是著名画家，更因为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也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因为摄影界只能勉强归类于文化界，所以大多数摄影人知道石鲁的大名，是因为这张摄影名作《画家石鲁》。
这张传神之作拍摄于1977年4月。那时“四人帮”刚倒台，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被整死的艺术家尸魂无处，没被整死的刚刚从牛棚里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石鲁在”文革”中被整得奄奄一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77年到通县北京结核病院来治疗，5年后他还是死于肺结核，时年仅63岁。
石鲁，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1919年生于四川仁寿县，1982年卒于西安市。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作品具有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内容多以人民生活和重大题材为主，在美术界影响巨大。曾任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早年曾在延安大学任教，还写有电影《暴风中的雄鹰》，拍摄后受到好评。他精于诗、书、画、印，出版有《埃及写生集》、《石鲁作品选集》、《国画选》，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他的作品以“野、乱、怪、黑”著称。
李江树介绍说，年轻时的石鲁特潇洒。犀利的眼睛，狂放的性格，既为他带来了艺术的人生，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谈到拍摄这幅作品时，李江树印象深刻。
1973年我就认识石鲁先生。1977年4月的一天，我随一位老同志到北京通县的结核病医院看望石鲁。那时石鲁才58岁，却十分虚弱，只有那不屈的头发还支棱着，但满口的牙几乎没了，但眼光依然那样犀利。老朋友相见，满腔的苦水和十年的悲愤岂能三言两语能说完？他们在诉说，我就在旁边找机会。那是下午4点多，屋里较暗，我用的是海鸥4A120相机，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