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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张照片，张峻说：
季增也拍了，我也拍了，但我拍的这张是流传最广的。包括后来印成邮票的画面，也是根据这幅照片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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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2）
除了以上几幅之外，季增还拍了其他画面，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根据部队搞展览的需要补拍的，那时雷锋已经出了名，总政需要树雷锋这个典型，所以要大量地进行补拍。这也就是有人问“雷锋做好事的照片从哪里来”的答案。
关于补拍照片的事，季增回忆说：
《学习毛主席语录》。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还没出版毛主席语录，而雷锋用“钉子精神”早就把毛著1…4卷都通读了一遍。为了记得更牢，他把《解放军报》报眼上的语录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自己学习，后来又贴在墙上给大家学习。我和张峻就让雷锋穿了一身新衣服，让张峻写了一条“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刊头，布置成墙报的样子，拍成了这幅照片。
同样为了表现雷锋的“钉子精神”，我想把他学习的场面拍下来，但是那会儿没有快片，也没有闪光灯，就没拍成。后来我想到了放电影的灯泡。我那时常出去放电影，就收集了几个旧灯泡，那灯泡300多瓦，没有灯座，我就用电线焊接到灯泡的两极上，一接电就亮，但是也烤得够呛，就叫“烤灯”。有了这个，我们就敢在晚上拍了。像雷锋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著的照片就是这样拍的。
《雷锋和战友乔安山》。雷锋和乔安山从鞍钢公司同时入伍，又分在一个班，近得不能再近了。乔的文化低，雷锋就经常帮助他，为了方便，甚至把床铺搬到了一起。我拍了好几次雷锋和乔安山学习的镜头，这些照片也流传得很广。（就是这位乔安山，开着苏联产的嘎斯51汽车，在一次倒车时把木杆撞倒，砸死了战友雷锋。）
《送老大娘到儿子家》。1961年冬天，我陪雷锋到丹东工程兵部队做忆苦报告，回来时在沈阳通过天桥时看到一位老大娘拿了许多东西很吃力地走着，雷锋上去问。老大娘说从关里来，到抚顺看儿子，雷锋一听是同路，就急忙帮着拿东西，一路上像儿子一样照顾老大娘。到了抚顺雷锋和我商量送老大娘回家吧。我们按着大娘的信封地址边走边问，到了天黑才找到住在郊区一条街上的大娘儿子家。我本来跟着雷锋是要拍照片的，结果净走路，没顾上拍，现在天也黑了，我也拍不成了，我说明天再拍吧。第二天雷锋又出差了，我只好过了一段时间再约雷锋去拍，就这样，把大娘请出来，把院子整理了一下，拍成了这幅照片。
《给战友让饭》。1960年的10月里，运输连组织大家到山里打草，每人都带了盒饭。结果有个同志饭量大，还嫌带着麻烦，干脆把饭吃了就省事了。午休时，别人在吃，大肚汉在旁边没精打采，雷锋走过去说，我肚子疼，这盒饭你吃了吧。大肚汉本来就饿，架不住雷锋真诚地让，接过去就吃了。我当时也在吃，看到这个情景，就跑过去拍了一张。但觉得人物太小，就又让雷锋再递一次，拍了两张。事后我问雷锋，你肚子真疼吗？雷锋看了看我，摇了摇头。
这些照片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会有版权纠纷？
其他关于雷锋的补拍照片还有很多，像雷锋忆苦思甜的、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的、拉练的、训练双杠的、投弹的、修车的、洗衣缝被子的、存款和捐钱的、捡粪的等等，尽管从摄影角度讲，补拍是不得已的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只要不违背生活事实，也未尝不可。根据张峻的回忆，沈阳军区工程兵的首长就说：“（补拍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做过的好人好事。”关于这些照片、底片的去向，据季增回忆：
“有些在《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保存，其他的在1964年5月我复员时把雷锋的底片整理好装在3个底片夹里上交到团党委，团党委又上交到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十几年后我多次去部队和有关部门询问这批照片底片的下落，但没有消息。这200多张底片究竟放在哪里成了我一直想要揭开的谜。”
现居承德的季增自己还留了一些照片，又从解放军画报社翻印了一些照片资料，手上选余的底片只有二三十张。据此他编了一本书《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也了了他一桩心事：一来弘扬雷锋精神，二来告慰战友。对于版权问题，季增认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来用雷锋挣钱。
现居鞍山的张峻出版了几本关于雷锋的书籍：《永恒的雷锋》、《雷锋经典图片集》、《雷锋的传人》。
我们听听张峻讲述的雷锋故事。
我是第一个写雷锋报道的。1960年11月26日，我和别人合作写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发表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后来又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
1960年，我们宣传处接到了工程兵十团转来的地方来信，说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向公社捐助了100元钱，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久，这个入伍不到10个月的战士成了十团的“节约标兵”，政治部决定对他的事迹核查并宣传。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拍了雷锋的几张重要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去世，我都有大量的照片。同时我还收集了他的其他照片，比如他入伍前的、在家乡劳动的等等，总共有385张，应该说是最全的了。我还给抚顺雷锋纪念馆复制了一套底片，毛主席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是我去北京翻拍的，本来拿到题词时是3月3日，本应在晚上传给沈阳，结果没赶上，就拖到3月4号发到沈阳军区，发表时就成了3月5号，这就是雷锋纪念日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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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3）
关于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应该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对此张峻说：
我认为，把版权问题搞清楚和弘扬雷锋精神是不矛盾的。这些年我把雷锋照片的稿费都用在宣传雷锋的工程上了。2003年6月18日，我在辽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把223张我拍的雷锋照片作了版权登记，他们很认真地考察了我拍的照片的依据，认定这些是我拍的。这一部分是我在1962年12月以前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时拍的，以后拍的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了。
这些年我为宣传雷锋把自己的许多钱都搭进去了，总共印了15万张雷锋照片发给学生和做过好事的人，还印了明信片、制作了纪念章，策划了雷锋图片展览，最近还要出版一本最全的雷锋图片集。我还在搞一个“留住雷锋工程”，目的是针对社会上流传“雷锋是临时户口，3月来4月走”的现象，让雷锋精神永驻人间。
听完两位的讲述，我们感到，无论过程怎样，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尽自己所能，把雷锋精神传下去。这就像他们的照片一样，宣传画也好，纪念章也好，无论用什么形式，雷锋精神终归要进入每一个家庭，终归要留在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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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望城县，7岁成了孤儿，5年间失去5位亲人，全家6口人只剩下7岁的雷锋。新中国让雷锋感到了温暖，他上了学，参了军，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标兵、红旗手，在部队又多次立功受嘉奖。“在家时好事做了一箩筐，出门时好事做了一火车”。1962年8月15日，雷锋执行任务回来后对战友乔安山说，咱们洗车吧。进洗车的院子里时，雷锋下车去拿开院门口挡小孩的铁丝网，然后指挥乔倒车，倒完车向前开时汽车把一根晾衣服用的方木杆撞倒，木杆砸在了雷锋的太阳穴上，一个多小时后经抢救无效，雷锋牺牲。他在部队的时间只有953（一说951天）天。年仅22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分别题词，学雷锋运动至今开展不衰。
留得“样板”在史册（1）
对于青年人来说，“样板戏”可能是个较陌生的名词了，但对于40岁往上的人，这却是个刻骨铭心、至死难忘的词汇，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尽管他们今天随时都能哼上两段儿，但那轻松自在的背后，却深隐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这苦涩，类似于来自康复者对于曾经的疯人院生活的回忆。
想当年，样板戏的普及程度，如今的流行歌曲远不是它们的对手—尽管彼时的传媒远不如此时的要发达。就像流行歌曲和明星照共昌共衰一样，当年家家户户挂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样板戏的大幅剧照了。平时要挂，节假日更要挂，城市里好买，农村可就难了。过年过节时，农村牧区的人们蜂拥到当地的供销社（商店），抢购的便是一幅幅的杨子荣、少剑波、李玉和、李铁梅、郭建光、阿庆嫂……它们令粗陋的家居四壁生辉，给穷困灰暗的生活添加不少亮艳。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了部分剧目。这一次，《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红色娘子军》、《海港》等都有演出。在这次的观摩座谈会上，江青以其特殊的身份谈了关于京剧改革的意见，至此，江青也正式开始插手京剧的改革、样板戏的制作及演出推广工作。当然，此前早有毛泽东的“革命文学”作为思想基础。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样板团”纷纷诞生。著名的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等也组织样板团到处演出，直接把样板戏送到了农村地头、工厂车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小文艺团体也纷纷学习样板戏，并搬回当地频频演出，学校音乐课的主要课程，同样也是样板戏。一时间，农村、工厂、部队有线高音大喇叭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样板戏所充斥，即使少数民族地区听不懂样板戏，也得跟着学唱，否则就是政治问题。这么大的国家只靠剧团演出显然忙不过来，于是便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录了音在电台里播放，各种书刊更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
样板戏至高无上的文艺地位，致使拍摄中央级剧团的演出，都成为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都是摄影师的一大荣幸。而当时进入千家万户的宣传画，就是由新华社少数几个人长期、专职随样板团拍摄的。我采访了他们中的两位，就是新华社的陈娟美女士和《人民日报》的张雅心先生。
陈娟美：
样板戏的剧照拍摄是跟着电影摄制组进行的。因为要留资料，做宣传品，又是政治任务，对灯光、色彩、造型、表情的要求极为严格。原则上是成熟一个发表一个，第一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电影、摄影与剧组同时进棚，演出是专为拍摄而演的，指定的地方是八一厂、北影厂、新影的摄影棚。新华社由石少华亲自挂帅。胶卷不限，因为张雅心拍的多，人们笑他说“你的片子可以用麻袋装了”。当时指定的是4个人：石少华、孟庆彪、张雅心和我，石是负责人，拍的少，后来孟庆彪有病了不能跟着拍，只有张雅心和我俩人一直盯了下来。
当时用的机器很好，有135的莱卡、120的哈苏，还有上海出的“东风”牌的，那是仿哈苏的，是试制品，外面没有卖的，镜头很好，但机械部分粗糙，快门常常打不开，急死人了。一个电影拍下来至少半年，家也回不了，我的3个孩子也没人管，天天到凌晨两点，长期下来我得了神经衰弱症，总也睡不好。演员、摄影组完成一部可以轮休，而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拍完了还得送到国务院文化组让于会泳审，批准后在全国发行。报纸、宣传画、画册连环画等等铺天盖地，但没有稿酬，也没有拍摄补贴等等。
摄制组都是一流的人物，导演有谢铁骊、谢晋、崔巍、钱江、成荫、李文化等等；演员有袁世海、马长礼、谭元寿、刘长瑜、钱浩梁（浩亮）；音乐家有于会泳、殷承宗等；芭蕾舞演员有薛箐华、刘庆棠；作家有汪曾祺、翁偶虹等。其他如乐队、指挥也都是全国一流的。
我们拍照片，自然对灯光的要求与电影不同，他们就按我们的要求给布光。摆造型，找角度，要三突出，红光亮。第一次拍《海港》时的一号人物造型没通过，被江青打回来重排。结果那个方海珍的扮演者脸形比较长，只好加点头发变短些。整个电影、剧照全部作废，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样板戏的拍摄、演出和宣传是不计成本的。陈娟美跟着拍了七八年，不仅提心吊胆，直拍得筋疲加力尽。这些作品从不署名，直到1975年，石少华根据文化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