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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作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珠峰冲刺。
“最高”的照片（2）
当1967年侯生福们扛着行李到国家体委报到时，眼前却是一片片大字报。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干们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计划早没人提了。营房里一片萧条，训练场杂草丛生，没有歌声，没有运动员伙食。怎么办？侯生福他们就自力更生，发挥早先的种地种菜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用掰手腕来练手劲，用抱石头来代替负重行军。
这样的生活情景一直到1972年集训开始。而在1973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了，真正的合适年龄应该在30岁以内。经过国家体委上报国务院批准，登顶的时间定为1975年。
珠峰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南面的热带暖气流被挡在了珠峰南侧，北南相差很大。从北面登顶难度大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从北坡登上。这几个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难度也是世界第一。1975年时侯生福已经是36岁的人了。即使是从事最轻松的体育项目，这个年龄也没有多大优势了。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国珠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有133人参加，目标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作适应性锻炼，完成运输任务。我这时已经是教练了，在登山队，很多人既是教练又是队员，教练尤其要走在前面。这一次的行军有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当时他只有32岁，刚结婚40多天。由于他殉难的地方离大本营较近，指挥部就想法用牦牛把他的遗体运了下来，掩埋在冰雪中。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许多登山队员是“死不见尸”的。
天气骤变。天天有风雪，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我们只好在7000米处待命。队员们很多人都冻伤了，自然减员很大。风雪中的几天真难过啊，总算听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气。指挥部重新组织了人马，我被安排到侦察修路组。这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验人的位置。这个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时，只剩下5个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痔疮犯了。肠子也出来了，肛也脱了，我疼得要死。指挥部把我用牦牛送下山，到八一医院治疗。这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遇难的消息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中国队第二次突击登顶的计划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5月16日早晨，我拖着还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队。
侯生福的身体还不行，但意志坚强。他不仅成了登山的主力，而且身兼多职，其中一项是硬指标：拍三部电影。一个是攀登的纪录片，二是以大自然为主的风光纪录片，三是一部科教片。由于世界之巅的任何资料都具有宝贵价值，而科学家们又很难上去，所以登山队就必须肩负这样的任务，把看到的东西全部拍下来。而此前侯生福就接受过这种摄影技术的训练，可以熟练地使用电影机。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摄则是另一回事了。想一想，一个人又要登山，还要拍摄，还要当半个科学家，真个是人类的极限。从此，一个报话机，一个美国产的保来克斯电影机就成了他贴身的装备。
我压力很大，出发前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又是讲意义，又是提供物质保障—这样一次登山的花费是巨大的，据说每次登山的费用大体相当于办一次全运会。电影机上有三个镜头，可以旋转的那种。用手摇的方式上弦，没有电池。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把另外两个镜头给封住了，只用一个标准头。我还背了4盘彩色胶片。登上去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到了顶上风特大，根本站不住脚，我就用冰镐扎在冰上，把电影机挂在上面，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冻得直哆嗦，为了拍好，我干脆把手套摘了，这样手感会好点。回去休息时我再按自己的办法按摩才能恢复。
终于登顶了！这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我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向大本营报告：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大本营激动焦急地问：一号，一号，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说：是、是、是，我们9个人，都上去了！
顶上是个馒头状的地形，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第一排的人能看到全身，后面的人就被挡住了。拿电影机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拍，许多画面中没有我。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我们在上面呆了70多分钟，这是很不容易的。登山的人们知道，每一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性。我一直拍，也不知拍了多少，下了山他们一检查才发现只剩20来尺了。
那时候，顶不住了就朗诵毛主席语录，每个帐篷上都刷着一两条毛主席语录。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更有效。登上去后我们9个人全都抱在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先用汉语喊，然后用藏语喊。而山下大本营里也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急着给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我们不光是登顶，还要拍摄，还要测量珠峰的高度。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金属觇标就是我们带上去的。从海平面一直测量到珠峰，得到了最精确的数字：珠峰高米。这个数字要由联合国高程委员会确认，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成为最权威的数字。换句话说，世界第一高度是由中国登山队得到的。
“最高”的照片（3）
按照计划，我还要给潘多做“超海拔状态下的人体心电遥测”。缺氧和风雪使潘多呼吸急促，身体不停地抖动，没法测。潘多不愧是女中豪杰，她坚持在雪地上躺了7分钟，设法镇静下来，从此产生了世界上最高海拔的人类心电图。
其他队员们分头去照相，采集各种样品，还要给毛主席带一块“地球之巅之石”，重一公斤左右。
这里还要提一笔：在这最艰苦的时刻，登山队党委批准了潘多的入党申请。因为事先有所透露，登山突击队作了点准备，寒风中，两名队员在帐篷边展开了一面鲜红的党旗，潘多握紧拳头，举行了简短的宣誓。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合，这种安排是刻意的。
我们经常提到“火线入党”，但恐怕很少有人体会到“冰山入党”吧。
体育看似简单，实际上它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征服了世界之巅，就征服了无数人的心，那种快乐和幸福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传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1975年6月28日，登山队进京受到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为了庆贺这事，中央领导先后6次接见了我们。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登山弱国了。在地球之巅有五星红旗在飘扬，有中国人树立的红色觇标在那里无声地证明着一切。而所有这些元素，对许多人来讲，就凝聚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了。
这张照片是从电影胶片上的一个小格复制下来的，电影片面积小，放大后自然不尽人意，但是纪录片却很精彩。得知登山队在珠峰停留了70分钟，周总理指示要把纪录片也制成70分钟长。如今这些纪录片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拷贝。侯生福自己也留了一份光盘，这是他永久的纪念，会让他时时想起那些岁月，那些留在冰雪里的战友。当年还出版了一本画册《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很多年过去了，侯生福珍藏着这幅照片，里面没有他自己。他至今还保留着登山鞋、金属手杖和珍贵的纪念奖章。他把这些视为宝物，经常拿出来看看擦擦，出门时还要带在身上。没想到小偷也“喜欢”这包东西。有一次他出差到北京，回去的时候路过延安，坐三轮车的时候被小偷掏了包。大惊失色的他赶快报了案。结果没想到，小偷又把这些扔到了延安体育场里。一个老干部晨练时发现，交到了派出所，宝贝失而复得。从此他再也不敢带在身上了。1999年，60岁的侯生福退休在家，身体依然很好，而许多人登山后有失忆、出现幻觉、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等现象。
我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拍到了世界上“最高”的照片，当我在陕西洛川县体委看大门的时候，我以为从此就这样了。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荣誉，还让我当县政协副主席，我不是摄影家，但是在2003年还给我发了“CCTV中国体育人物摄影大赛特别奖”。这一张小小的照片，不仅进入了中国摄影史，还让我时时想起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想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让我想起了中国登山事业不寻常的历史……
（本文参考了王广彦的《探访地球之巅的汉族登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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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摄影的先驱者沙飞（1）
中国摄影的先驱是沙飞，尤其是早期的军事摄影以及中国革命摄影队伍的培养等等都有着沙飞的许多影响。他拍的许多战地摄影作品都成为珍贵的史料。但是他本人却在很多年里没能得到正确的对待，对他的死也是长期避而不谈，使后人很难了解真正的沙飞。现在可以知道，沙飞是在患病期间由于精神上失控，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共产党员医生。由于外国医生是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因此杀害日本医生的负面影响无法消除，所以沙飞在1950年1月10日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年仅38岁。一位当年目睹这一幕的女兵告诉了沙飞的孩子们，情景是这样的：
1950年3月4日的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野上，一个中年人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他低着头，背着手，步履坚定，神态自若。一个持枪的军人对他打了立正，并无限深情、无限惋惜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无奈地举起了枪，中年人应声倒地。被枪决的和执行枪决的都是解放军军人，而前者竟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伟大先驱—38岁的沙飞。
两个军人走过去，慢慢地将沙飞的尸体翻过来，用纱布擦干净他头上的血迹与黄土，正了正他的军帽，整了整他的军服，在新做好的棺材中铺上一条绿军毯，然后轻轻地把他抬入棺内。第二天那里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木牌，上书“沙飞之墓”。
今天看来，将资历、作品、才气综合到一起考虑，沙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他早在1936年就因报道鲁迅逝世前后这一重大事件而闻名于中国文化界。1937年他参加八路军，在中国首先倡导摄影是暴露现实、帮助人理解自己、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武器这一先进观点。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沙飞死刑。原因是沙飞在住院治疗期间患了精神病，在不能自控的前提下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共产党员医生。由于这一事件，致使沙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位置非常尴尬，直至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销了当年的判决，认为沙飞在精神病状态下不应负那样的刑事责任。
沙飞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他的孩子们整理了许多资料。沙飞的女儿王雁的回忆，让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这位很有激情的革命者的经历。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亲在石家庄告别人生时，带走的惟一东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沙飞于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