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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朝军队已经转入战略防御，并在上甘岭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近一年的时间。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可拿下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和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这一天，45师135团歼敌19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坦克1辆，自己也伤亡500余人。
高亚雄回忆：
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我虽然是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到坑道里。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因为伤亡太大，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连队不断地在重组，只知道是45师的。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数。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万人，伪军（南朝鲜）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开始筹备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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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的照片，上甘岭的故事（2）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谈到拍摄，高亚雄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要多拍之类的。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可靠的。我们的师长今年去世了，他最后升为中将。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在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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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多年被选入课本，电影《上甘岭》更是家喻户晓。那些英雄人物、英雄故事及相关的艺术品之所以魅力出众，除了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可以在事后比较从容地创作，可以修改，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而摄影作品则不行，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一切就基本上都已经决定了。这是新闻摄影有别于其他新闻形式、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是摄影独有的难度，与绘画、电影、电视相比，照片的独特魅力也由此而生。
吕厚民的作品《欢送志愿军回国》就是一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终结作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与一战二战的那些经典照片一样，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新闻摄影经典之作。由于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旨在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而应战的有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苏联军人秘密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取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热烈场面所传达的更深一层的信息，便是“我们胜利了”！
这张照片是1958年9月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的队伍。当时是在朝鲜东部的咸兴北道沙里院，志愿军的队伍行走在刚刚修复的城市里，这已经是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5个年头了。
我那年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一天上午到了沙里院志愿军的驻地时，那里已经有很多朝鲜群众和人民军战士在和志愿军们握手拥抱，好多人都满面热泪，那场面实在感人。我也受感染，拍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把那种气氛表现出来。当时人挤人，根本没工夫去考虑，到了跟前又太近，那时也没有广角头，后来我就想找个高处。突然一看，路边有辆吉普车，经过车主的同意，我就立刻跳到车盖上，可以说那是惟一的高角度了，正好能拍到欢呼的大场面。被抬起的是志愿军军官，下面都是朝鲜人民军战士。人们喊着：“中朝人民友谊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刚拍了几张，朝鲜人民军发现我了，于是把我当成目标了，也把我当成一个中国英雄抬了起来，欢呼着，我很激动，但却拍不成照片了！
队伍一直走着，高角度也没了，但我庆幸自己拍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是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我用的是禄莱相机，伊尔福黑白卷。不久由中国摄影学会和新华社分别送到国外展览，1959年获莫斯科国际摄影比赛金奖，1961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国际摄影比赛银奖，1963年获古巴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在国内外的各种报纸杂志画册上刊登的就多了。
在古巴获奖以后，有人通知我说古巴那边邀请我去，我当时正在毛主席身边当专职摄影记者，必须请示。我们正好在杭州，这件事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请示，汪又问了我想去否，我说想去。结果没想到主席批了，我就这样经过最高领袖批准得以第二次出国。那次去古巴连拍带看走了一个月。回来后第二年在北京办了个访问古巴后的摄影展。
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讲：“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这个时刻来临时，环境中的元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的几何形态，而这个形态也最能显示这桩事件的完整面貌。”无疑，这幅作品就是抓住了“决定性的瞬间”。历史就这样被凝固了。后来虽然还有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照片，但表现中朝人民的友谊、中朝军队的兄弟般的关系，就只有这幅作品最有代表性了。
惟一可惜的是，笔者没有找到画面中的人物如今安在，如果画中的主人看到这幅照片，一定会激动无比，时时想到那难忘的一刻。我们曾试图寻找，惟一的线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者”，但短时间内难以办到。我想，那些人物若在，应该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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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照片，一桩姻缘（1）
毛主席没想到，韶山的那些少先队员们也没想到，拍摄这幅作品的侯波也没想到，这样一幅作品成就了一桩奇特有趣的婚姻。紧紧依偎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对男女少先队员后来竟成了夫妻。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其中一项活动是参观韶山的学校，师生们自是满心欢喜。就在这满是喜气洋洋的时刻，少先队员们向伟大领袖献上了鲜花和红领巾，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专职摄影师侯波早已把这灿烂的景象收入镜中。照片的形式堪称完美—构图充实，人物位置恰当，所有人物的表情都在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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