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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商道智慧:诸子精华与商道-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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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所说的意思,引申到管理中就是:一位合格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在岗位上不是你比下属有多大业务方面的能力或长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管理者(越是高层管理者)一般对基层的业务操作能力却不如手下人。因为管理者是重在管理与协调手下人,让手下人“能各尽其才”。如果作为管理者,特别对于基层管理者,对自己的手下人的情况都不了解或知之甚少,那么这就是管理者的失职了。作为中层管理者,对于本部门的情况不了解,那么这就是失职了。作为高层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更好地对手下人“量才任用,人尽其能”的办法与能力,那么这就是管理者的无能与失职了。因此说,当代的管理者与员工间,强调的不是谁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所有人的上下协调与和谐的能力。这就是团队力量在企业管理与竞争中的作用与重要性。
  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人尽其才,量才而用,就必须要有对人的审时能力。《列子·说符第八》中讲:“气色旺盛的人一般容易骄傲,力量表现强盛的人一般容易做事奋勇,很难与其沟通;骄傲的人就不易任其重要的职位与岗位工作,要让其成绩在一种循序渐进中得以实现,千万要杜绝让这类人在工作上,有一日千里的成就感与荣誉感;而对于奋勇当先的人,就不应该让其当中层以上的领导,如果可能让其当作基层领导还是可以的。因为这种人在基层容易奋勇当先,让员工佩服;相反这类人如果让其做中、高层管理者,就容易犯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团队的作用在整个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治理国家难在识别贤能的人,而不在于自己有多大贤能。”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3)
对于贤能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孟子认为贤才比政权本身还重要,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当今的管理者与企业家深思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一个很大的有声誉的企业,在一个人的手中就成功,而到了另一位管理者手中就完全两样呢?这就是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企业战略决策者与经营者优与劣,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按孟子的观点,企业的优秀战略决策者与经营者,不是自己本身如何伟大,而是自己如何找到自己手下贤能的管理者。或者说,一个企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领袖对于企业接班人鳞选的结果。
  企业家如何选择企业接班人或当家人的问题,前联想领袖柳传志就做得很好。他能把企业的未来,很好地一分为二,成功地交接在现联想领袖与神州数码的领袖手中。正是由于柳传志的成功选择企业接班人,才能有当今的联想辉煌;才能有神州数码的成功。
  作为管理者与领导人,能够有勇于接纳属下谏言,甚至是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宽广胸襟,是十分必要的。对此,唐太宗李世民就任用敢于谏言的魏征为相。对此观点的重要性,《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中就讲了个故事:
  “有一天景公在白天披着头发,驾着六马的高车,为妃后亲自驾车从宫中正门外出。这时一位跛脚的守门人就拦住了景公的马车说:‘您不是我的国君啊。’景公听了这位跛脚的守门人的话感到十分的生气,就令随从把这个跛脚的守门人给抓进了宫中审问。面对景公的审问,这位普通的守门人丝毫没有胆怯的样子,相反倒表现出十分勇敢的样子说:‘因为我朝的国君景公是一位爱民如子,体恤臣子甚好的明君。不仅如此,景公还敢于接纳难听刺耳的谏言并勇于采纳,而且景公还从不因自己一时的享受就不理朝政。’听了这位普通守门人的话,景公感到十分羞愧,就对这位守门人说:‘你说的对,是本王一时错了,谢谢你的谏言与敢于冒死谏言的精神。’事后景公还命人奖赏了这位敢于谏言的守门人。”
  对于君主要勇于接纳谏言的重要性,晏子就对景公讲:“您不要担忧这件事!我听说下面没有敢于谏言的臣子,上面就会有被蒙蔽的昏暴国君;百姓隐讳不敢向官员谏言,必然是君主有自满不纳谏言的骄行。古代凡贤明之君在位,下面讲谏言的臣子与百姓就多;君主有美德善行,百姓就不会隐讳真言。现在您有失德的行为,那跛脚的守门人敢于直言阻止您的错误行为,这是您德政的结果,也是您的福啊!所以我来庆贺,并请您下令赏赐这位守门人,并礼待他。”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笑着说:“我这样做可以吗?”晏子说:“当然可以。”于是景公就下令奖赏这位守门人,并提拔了他。
  晏子的为政之道告诉英明的统治者与管理者,必须要有勇于接纳与自己观点或想法不同人的谏言或意见的胸襟。其实,一个管理者如果到了听不进下属及其他人员的谏言时,这位管理者一定有“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心理了。
  对于一位大成者到了事业近乎巅峰之际,如果开始出现“个人英雄主义”或“自我崇拜”心理时,那么这位大成者也就离大败者不远了。当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建魏称帝有先,刘备便于公元221年半推半就也称帝于成都后,往年那位以谦虚谨慎大半生的刘皇叔,便开始在其内心日渐滋生“环视天下,惟刘备独尊,惟蜀汉最强”的心理。正因为刘备滋生如此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所以才使刘备不顾蜀汉群臣及诸葛亮的再三劝谏,而执意举倾国之兵七十万,御驾亲征伐吴。当时刘备的心情似乎很简单也很纯粹,那就是以强兵压境之势,不到一年便可直掏吴都建业,生擒孙权,歼灭东吴为关、张二弟报仇血恨。 。 想看书来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4)
虽然刘备先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城掠寨,直进吴境几百里,但是刘备事与愿违,结果陆逊一把大火烧掉刘备七百里蜀军大营……
  也就是刘备所轻视的陆逊这一把大火,烧得三国形势聚变:原本已实力第一的刘备蜀汉,在此一役中真可谓是前功尽弃——不仅使刘备留下白帝城含泪托孤的遗憾,而且还使日后的蜀汉国势严重大衰。
  究其刘备如此大败的关键原因,在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坦言中,足以证明为君者滋生“个人英雄主义”与惟我独尊的盲目“自我崇拜”心理的致命性后果。
  因此,作为一位英明的君主与执政者想让后人敬仰,不仅要规避“个人英雄主义”与“自我崇拜”的心理,而且还要深谙为君者与执政者的“四固”。对此,《管子·立政》中讲:“君主要慎重做到为政的四固:一是要重视道德却没有做到仁,不可以授给他国家大权;二是遇到贤能的人不能让贤的,不可以封给他尊贵的职位;三是对关系亲近和有权势的人应该罚不罚的人,不可以让他统率军队;四是不崇尚农业生产,不重视土地利用,随便征收赋税的人,不可以封给其都邑。这四固均是君主施政的根本,也是国家得以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关键。”
  管子所讲的“为政治国”之道,就是要求当今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要有“德、仁”,并能有举贤任能之胸襟。一个有德的管理者,就会遵守法规制度,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守法经营,能给企业一个得以长久发展的环境;一个有仁的管理者,就知道体贴自己的属下人的甘苦与实际工作情况,让属下人归心所向,以企业的发展为己任。这样的管理者与领导人,就会让手下人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奉献其聪明才智。当然有仁的管理者,也更容易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另外,身为管理者与企业领导人,也要知道“国无常强,无常弱”的道理。对此为政之道,《韩非子·有度》中就讲:“国君实行法治很坚决,国家就富强;反之,就衰弱。当今之时,能除去臣下谋取私利的做法,一切都能信阖办法的国家,人民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富强,军队就有战斗力。所以国君以过审察,任用能贤坚决实行法治的人去统辖群臣与百姓,那么国君就不会为臣下的私利或行为所欺骗;经过考察,国君任用了衡量利弊的官员去处理政事,那么国君就不会因天下事物有轻重而被欺骗了。现在如果按声誉任用人才,那么人们就重视私人交往,不好好地执行法令。所以任命官员与管理者不拿才能作标准,国家就会混乱。听到说谁好就奖赏谁,听到谁坏就惩罚谁,那么追求奖赏逃避惩罚的人,就会放弃法令,结党营私,相助为恶。他就会背着国君,提拔党羽。这样一来,下面忠于国君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交结广泛,党羽众多,朝内朝外就会搞宗派。如果这样的话,在一支团队中,小私利为单位的小组越多,也就越不利于团队的整体领导与管理。当然这样情况下,也会严重影响团队的凝聚力。
  因此,明君用法作为择人的标准,不按自己的看法来提拔人;用法来衡量功绩,不凭主观看法。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干坏事的人也不能再掩饰;徒有空名的人不能受重用,有功遭诽谤的人也不会被罢免。这样的话,君臣之间就能清楚地辨别功过是非,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国君只要用法治国就可以了。”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5)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因此韩非子为政之道就强调“法政与法治”。韩非子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而不能“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这样才能“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的“法政与法治”之道,对于当今的企业构建与当今法制社会的构建,都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国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所以我国的企业发展也要“以法政与法治”为构建企业的根本。如果企业管理者与领导者,真正做到“使法用人”、“使法量功”,那么企业就能选用到真正有才能的人,企业管理者也会在企业中创建一种“赏罚分明”及所有员工都“以企业纪律与规章制度”为行事准则的良好企业氛围。
  对此,我就想到当今中国管理界,一个十分流行的词“中国式管理”。是否真正像我们理论中的那样,在每个企业中均能够开展或使用“中国式管理”,就能够促成一支对外具有良好信誉及品牌竞争力,对内形成一个具有和谐凝聚力的团队呢?
  要想探究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及为什么“中国式管理”在当今管理界如此受欢迎?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台湾学者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一书在大陆风行。近来,论坛上大批企业家对于中国式管理推崇备至。中国式管理真的是中国企业未来的救星吗?其实对于这个答案,似乎很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能够找到最有例的佐证。因此,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等世界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对此也有他们自己的呼声。也就是说,什么是造就世界性企业的决定因素呢?
  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所谓组织效益目标的实现只是实现“和”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过程。孔子把“和”引入伦理学领域,作为识人的重要标准,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断,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上下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集大成者的说法,就是修己安人。
  虽然其实这种理念的基础源于孔子的“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但是其实从企业管理实践出发,这个理念得以确切实施且真正发挥管理作用的保证,其实还是韩非子法家所讲的“使法用人”与“使法量功”。否则,一切“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都只不过是理论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就是具有竞争力,而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根本,则又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力。当然一个企业的生产力,必须由企业的员工及管理者,共同来实现。与此同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终极管理目标“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有企业本身的一系列奖罚及竞争机制作保证。而管理者要想真正达到企业员工“上下同心,全心向企”的氛围,就必须要有与此管理目标(当然主要是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奖惩与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不可能像当时欧文与傅利叶他们那样,用空想的理论及十分理想的实践,来维持他们的“所谓公平与合理”。相反事实上,过于追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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