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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king）写到了她为了帮助他而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写到，作为一个照看者，她忍受着很多压力。她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脆弱的、空洞的壳子，孤独而易受攻击，仅仅是因为想到孩子们才忍住没有让自己去跳河。那种感觉好像快要在失望的泥沼中溺死，我祈祷希望可以得到帮助，不至于总是绝望地想到自杀”。她写到，她觉得自己被算计了。“我不能离开斯蒂芬。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的头脑肯定会爆炸的。”然而，最终当霍金爱上了他的护士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 希拉·罗奇·肯尼迪（Sheila Rauch Kennedy）的《破碎的诺言》（Shattered Faith：A Woman’s Struggle to Stop the Catholic From Annulling Her Marriage）可以当“拒绝跟随传统”的子类型故事类型的例证。这部书出版于1997年。罗奇在1970年遇到了罗伯特·肯尼迪的长孙小约瑟芬·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 II），他看上去就像是亚瑟王传说中的王位继承人。9年后，他们在天主教堂结婚，她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并且坚持要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为他们主持婚礼。结婚后，她继续从事城市规划师的工作。1985年，在约瑟芬·P·肯尼迪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前夕，她辞去了工作。和其他肯尼迪家族的女人不同，她拒绝参加竞选活动。她丈夫赢得了这个席位。1991年，这起婚姻走到了尽头。她没有要求赡养费。第二年，约瑟芬·P·肯尼迪娶了他的秘书，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他想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婚礼，但这需要他的第一次婚姻被废止才行。 当罗奇·肯尼迪在1993年知道了她丈夫的计划时，她拒绝了他的要求。当《时代》杂志就她丈夫的经历登载一篇文章的时候，她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给编辑。令她吃惊的是，女性读者有了反应，许多女人曾经因为废除婚姻而深受伤害。有些女人写到离婚是这么容易接受，因为至少离婚确认婚姻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而婚姻废止则让她们感到无助，感到被无情的背叛。 约瑟芬·P·肯尼迪最后通过“缺乏正当的判断”条款实现了婚姻废止， 98％的婚姻废止利用的都是这种方式，这一方式被采用的前提是在婚礼举行的时候夫妇中的一方对自己的判断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它的发布忽视了一个事实：肯尼迪曾用了9年时间追求他的妻子，并且被选举为美国国会议员，这就是说他有权力影响千百万名百姓的生活。 罗奇·肯尼迪对公众讲述她的婚姻打破了肯尼迪家族女人在面对丈夫的品行不端默默吞下苦果的传统。在她对自己婚姻的描述中，罗奇·肯尼迪把她的前夫说成了一个自恋狂，脾气还很急。他经常对她说她“什么都不是”，她这样写到，还说他“并不正确的平等权力的鼓吹者”。当婚姻走向破裂的时候，她写到她“感觉很害怕”她的丈夫，尽管她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在为这本书举行的见面会上，罗奇·肯尼迪告诉《爱尔兰时代》（The Irish Times）杂志“教会让她们相信她们的全部生活就是成为妻子和母亲。当她们老到无法再生育孩子的时候，她们的婚姻破裂了，教会对她们说她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她们以为是自己的丈夫的男人经常是和一个有能力生育孩子的年轻女人结婚，教会对第二次结合表示祝福。在宗教意义上，这很像是把那些没有能力下仔的母牲口赶到炼胶厂去。” 女人在被抛弃的妻子这一问题上的团结态度在《第一任妻子俱乐部》的电影版本中表现得很明显，这部电影在1996年上映。伊温娜·特朗普（Ivana Trump）塑造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角色。当她说出她的经典台词“不要变得愚蠢，你可以得到任何东西”时，女性观众一片欢呼。那时，伊温娜已经成了圣人般的复仇妻子的代名词了。北美地区的每一份报纸都登载了她的故事，在结婚13年之后，在她40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富有的唐纳德（Donald）抛弃了她另寻新欢，和一个26岁的前选美冠军搅在了一起。特朗普夫妇曾经被称为纽约最稳固的伴侣，是社交领域中最固定的搭档。几年前唐纳德·特朗普曾经让他的妻子照顾一份他的产业。他嘲笑她的收入，说他付给她“每年1美元和她想要的所有的衣服”。 在离婚期间，伊温娜·特朗普认为婚前规定她只能享有他财产中的2500万美元的协议是不公平的。她开始着手制定变成一个有名的前妻的策略——自我提升和有利可图的复仇计划表的混合物。她做了整形手术让自己看起来很像是她丈夫的新女朋友，还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做了展现。她写了《自由去爱》（Free to Love），这是一本用浪漫小说的笔法写的充满了伪饰的自传。她还设计一些珠宝。1995年，她写了一本离婚指南，名字叫《最好的仍未来到》（The Best Is Yet to e），还在一张超级市场的小报上开了一个离婚专栏名叫“问问伊温娜”。 被抛弃女人的怪异特性与2/3的离婚由女方提出这一事实其实是不相符的。当然很可能这其中许多女人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就像那些被解雇的职员觉得自己除了离开别无选择。在另外一方面，男人只有在想和另外什么人在一起时才会倾向于离婚。资料也证明年纪大的女人比年纪小的的女人更容易提出离婚，在美国有超过60％的离婚女人年龄超过了40岁。（全国健康资料中心说1986年在美国有615％的离婚是由女性提出的，326％的离婚是由男性提出的，其余的是双方共同提出。有孩子的女人更容易提出离婚，那时的比率是657％。而没有孩子的女性提出离婚的比率是569％。女人离婚很少是因为暴力或者是虐待。更常见的理由有“慢慢疏远了”，不再觉得爱或者是欣赏对方了，或者是因为对方不愿或没有能力满足“需要”而指责对方。）当然，妻子们在涉及到自以为是的愤怒时，有历史性的优势。几十年前，一个被抛弃的妻子被看作是失去了她的角色，是在她的工作中失败了。妻子被定义为失败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部分 倾听咆哮（5）
妻子反抗表演的流行说明那些历史性的联想依然还存留着。妻子暴露婚姻内的秘密受到欢呼的事实反映出无论社会和经济怎么进步，女人还是被看作婚姻中附属的、容易受到攻击的那一方，所以才容易被人所抛弃。无论研究如何深入，男人们离开婚姻比女人们得到的要多，当伴侣离开婚姻的时候，妻子们还是被看作失去的比男人们要多——经济上、感情上、社会地位上莫不如是。妻子们要求得到补偿被看作是为了正义，如果丈夫们做出同样的举动就会被看作是小肚鸡肠、欺凌弱小甚至是犯罪。 当男人们把婚姻里的秘密写成书出版的时候，很少能得到同情。他们不会被当作英雄接受致礼，而会被看作无赖。菲利普·罗斯在1998年出版的小说《我娶了一个专栏作家》（I Married a munist）对克莱尔·布鲁姆在书中对他进行的刻薄的描写做出了反击，这本书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汉尼夫·库瑞什（Hanif Kureishi）在1998出版的《隐私》（Intimacy）一书，从一个男人的视角讲了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是对他如何离开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去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的描写。批评家狠狠地嘲笑了他一把。《独立报》刊登了一些业余的心理学知识，问是否这是“一种原始的自助练习”。但是大多数男人都不想去报复。相反，他们忙着找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妻子。报复的工作，就像其他许多和婚姻有关的工作一样，落到了女人身上，她们用全身心的热忱拥抱了它。 然而，与真实的第一任妻子俱乐部相比，虚构的第一任妻子俱乐部实在是很苍白无力。那些真实的妻子不会为了一身阿玛尼衣服就欢腾雀跃，不会为了注射胶原蛋白而惊恐不安。她们真正爱好的是纠正那些觉察到了的错误，当她们看到不公正的法律制度时努力想将其修正。 最早的第一任妻子俱乐部的奠基人杰拉尔丁·詹森（Geraldine Jensen）既不富有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但是詹森意识到制度并不保证她的利益，她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别人，促进了第一个妻子俱乐部的成立。1977年，当她和工厂工人斯蒂芬·格哈特（Stephen Gerharter）的婚姻在走过了5年之后结束时，詹森充当他们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她丈夫每周给她50美元的抚养费。他支付了6个月后就停止了。 当詹森没有能力付房租的时候，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搬回了她的家乡俄亥俄州，同时她也在拼命地想找到前夫。那一段时间，她做着两份工作好维持生活。后来她病了。最后到了福利院。当检察官告诉她没有办法为她追回被拖欠的1万多美元的抚养费时，32岁的她口袋里只有12美元，冰箱里有半镑面包。他很轻视地说，如果她想要回她的钱，就得“找一群女人一起来做点事”。 她做了。在1984年3月，她用她最后的12美元中的84美元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让其他那些孩子的抚养费也被拖欠的女人和她联系。广告刊登出去的当天，她就接到9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信。加强孩子抚养的联合会，也就是后来的ACES（Association for Children for Enforcement）就这样成立了。詹森弄明白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她知道了如何在计算机上追踪从前配偶的踪迹。她明白了那些官僚政治的缺点。最后她找到了她孩子们的父亲，他生活在爱荷华州。她的前夫从此再也没有拖欠过抚养费。 詹森回到学校成了一个护士，但是后来她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全职为ACES工作。她对官僚政治的冲击和她从干瘪的法律条文中寻找答案的决心让她成为法庭惧怕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她成了一个经常发表演讲的名人，投身于帮助处于各种危机中的女人。1995年，关于她所做的运动的电视片播出，题目是《被抛弃的与被欺骗的》（Abandoned and Deceived）。1998年，詹森坐飞机去华盛顿见证总统克林顿签署拖欠抚养费的父母的惩罚法案，这一法案规定拖欠孩子的抚养费超过1年或者是累计到达5000美元就是重罪。到了2003年，ACES这个主要由私人资助的组织，拥有超过5万对父母的成员。 但是1995年，当《人物》为报道孩子抚养事件的解决一事而选择封面女郎时，他们没有选择中产阶级的詹森，而是选择了纽约的地产代理玛丽琳·肯尼（Marilyn Kane），她在从她富有的前夫杰弗瑞·尼古拉斯（Jeffrey Nichols）那里讨回了巨额抚养费之后一夜成名。肯尼的故事里充满了许多惊险的细节。比方说，当欠着孩子们58万抚养费的前夫和他的新太太到夏威夷度假的时候，她差一点被人赶出房子。他寄给她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玩得快乐。真高兴你不在这里。”如果他不能偿还他欠的抚养费，他就得进监狱。自从1992年儿童抚养防御法案通过后，这是涉案金额最大的一个案子。肯尼四处演讲，1999年她在纽约建立了一个在法律圈很有名的第一个妻子俱乐部，现在是全国家庭正义联合会的分支机构。 妻子们的摊牌运动一直扩展到了第二任妻子俱乐部，这是一个和第一任妻子俱乐部抗衡的组织，很像是在妻子对妻子的斗争中出现的ACES。第二任妻子在风起云涌的“父亲的权利”运动中很像是效率高的士兵，这一运动在北美地区遍地开花，已经有了将近300家组织。这是一种很有讽刺性的轨迹：第二任妻子对第一任妻子宣称自己对家庭财产有占有权很是气愤，但是第一任妻子觉得她们对于丈夫的第二个家庭的利益来说处于从属地位。这些第二任妻子聚集起来，扯起了一片大旗，上面写着“第二个家庭——第二等阶级”，并且指责那些前妻是一些“金钱的攫取者”，说她们利用孩子的赡养费“过着高消费的生活”，让她们的前夫及其第二个家庭陷入贫困。这个组织也有缩写词组成的名字，叫COPS（Coalition of Parent Support），意思是父母赡养联合会，这是加尼福尼亚最大的父亲的权利组织。第二任妻子的声泪俱下的陈述感动了6个州的立法者，在这些州里通过了法律允许法庭在计算父亲为第一次婚姻中的孩子应付的赡养费时，先把其第二次婚姻中养育孩子需要的花销扣除。在加尼福尼亚，第二任妻子们成功地争取到了禁止法官们在计算丈夫为第一次婚姻中的孩子应付赡养费的时候，不得把现在妻子的收入计算在内的法律。第二任妻子也在抵制提议把父母对孩子的赡养义务在教育方面进一步扩展和一直把孩子抚养到21岁的法律方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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