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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边，对于说他曾经对16名女性进行性骚扰的说法进行澄清。当他发表就职演说时，他转向她，说：“我知道这其中有许多选票是因为你我才得到的。” 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如果妻子行为不当，丈夫们将被挫败，甚至出现事业上的波折。1997年，当蒙特利尔银行的总裁马太·巴雷特（Matthew Barrett）与曾经当过模特的安妮…玛丽·斯特恩（Anne…Marie Sten）结婚时，一时间满城风雨。因为斯特恩曾经与军火商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shoggi）有过来往。很多人认为斯特恩只适合当情人，而不是妻子。这段婚姻持续得很短。1999年当巴雷特被任命为英国的巴克莱银行的总裁时，英国的街头小报一阵喧闹，刊登了他前妻当模特时的照片，身上只穿着一套毛皮做的比基尼。暗示非常明显：一个连“合适”的妻子都找不到的男人怎么能管理好一个金融机构呢？ 那些敢于越过边界的妻子们最后还是得和丈夫的职业相妥协。2002年，白宫的演讲稿撰写人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辞去了工作，因为此前他的作家妻子丹妮尔·克里腾顿（Danielle Crittenden）给她的朋友们发电子邮件，夸耀自己的丈夫创造了“邪恶轴心”这一说法。这封电子邮件后来在网上被公开，她说她丈夫的话将和著名的广告语“享受清新一刻”一样被人们耳熟能详。克里腾顿这样写到：“所以我希望你能允许我在看到这句话到处被人引用时，拥有一个妻子的自豪。” 这件事被认为是违反了白宫的规定，对此弗鲁姆必须承担责任。他否认自己从白宫辞职与电子邮件的事有联系，说他早就打算离开了。即使如此，媒体还是认为是他妻子的莽撞行为牵连了他；甚至有人猜测这对夫妇是否会因此事离婚。《华盛顿邮报》引用了克里腾顿的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和露西·里卡多很像了。“ 正如我们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政治领域中的妻子应该非常严谨。2003年，塞瑞莎·海斯（Theresa Heinz）的丈夫约翰·克里（John Kerry）宣布要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海斯比她丈夫年纪大，也比他富有，因为说话坦率和始终保留着原来丈夫的姓氏而受到批评。与此类似，副总统的妻子林恩·切尼（Lynn Cheney）在丈夫任职期间有自己的工作，她总是很小心地表示她没有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事实上，在美国的政治领域，一个妻子被认为是她丈夫的延伸部分。2002年11月，密苏里州的前州长迈·卡纳汉（Mel Carnahan）的###简·卡纳汉（Jean Carnahan）继承了她丈夫的联邦议员的席位。卡纳汉州长在10月死于飞机失事，在那场事故中他的助手和儿子一并遇难。这时候如果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中拿出已经太迟了，所以选民被告知如果他胜出，他的妻子将取代他的位置。在美国，从1923年开始有44名女人继承了她们丈夫在国会中的位置。其中最突出的是玛丽·博诺（Mary Bono），她最早是一个女招待，后来成了桑尼·博诺（Sonny Bono）的第二任妻子，1998年她开始担任国会议员，2000年11月她再次中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7）
阿尔·戈尔（Al Gore）支持简·卡纳汉继承她丈夫的位置，他说这个女人已经和政治家结婚46年了，同时她拥有一张商业管理的文凭，是“在迈进政治生涯中，她完全可以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然而，凯瑟琳·梅兹克洛维奇（Katharine Meiszkowski）在《沙龙》上撰文表示了对简·卡纳汉得到位置的愤怒：“认为一个妻子应该继承丈夫位置的想法让我们想起了关于妻子的古老概念——她必须体现丈夫的意志与观点，当她丈夫不能做到的时候，她继续去贯彻他的想法。” 洛纳·温特在离婚后发起的运动仅仅是妻子的价值在发生改变的一个例子。例如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越来越流行：像洛纳·温特这样的以妻子为职业的女性因为做了与妻子有关的工作，才得到了丈夫——也就是雇主的直接补偿。还有一个例子是玛丽·凯瑟琳·伯根约（Mary Catherine Birgeneau），她是多伦多大学的校长罗伯特·伯根约（Robert Birgeneau）的妻子。1999年，伯根约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职务，开始就任加拿大最大的大学多伦多大学的校长一职，很快有消息传出，在他所签定的7年任职期间，他的妻子将每年得到6万美元的工资。她为此要做的工作包括招待客人、陪丈夫旅行、在处理学校事务时充当非正式的外交官。这样的角色往往会得到间接的回报，通常丈夫的薪水里面包含了妻子应该得到的报酬。 过去，大学校长的夫人们常常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做这些事情的，多伦多大学这是第一次直接向校长夫人支付工资。当这条消息在大学的报纸上刊登，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支持这个做法，说这是积极的进步，因为这意味着“专职夫人”经常受到忽视的工作开始被赋予经济上的价值。更多的人是反对。“为了钱而结婚”是《独立报》上的文章标题，其中的嘲讽意味非常明显。“她因为是一个妻子而拿工资”，大学里的一名行政官员很是轻蔑地说。是的，她做的是几百年来妻子们一直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她丈夫的雇主开始意识到她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所以她才得到了报酬。这竟然成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1964年6月，玛丽·凯瑟琳·沃瑞（Mary Catherine Ware）在多伦多的圣莫尼卡教堂与鲍博·伯根约（Bob Birgeneau）结婚。他们都出生在这个城市。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高中的舞会上，尽管一直到他们都成了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再次重逢以后才开始约会。1962年大学毕业后，玛丽·凯瑟琳开始在多伦多的天主教儿童援助机构工作。结婚之前，她一直住在家里。她丈夫比她晚一年拿到大学文凭，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开始去读研究生。 他们举行婚礼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在乡村酒店里举行过招待会之后，这对夫妇上了他们的车——一辆二手的雪佛莱，和客人们挥手道别。这时候，22岁的伯根约还没有他自己的驾驶执照，仅仅有一张初学者的许可证，但是如果一个丈夫不坐在驾驶座上，由新娘在一边陪伴，那将会被看作是不恰当的。这对新婚夫妇到处旅行。后来是刚刚就任的伯根约夫人驾驶着汽车，因为她有一张驾驶执照。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端坐在“晨间起居室”里一把装饰华丽的长椅上，这所房子是随着她丈夫的任命免费提供给他们的。这位于底层的房间是用来举行学校里的典礼的，一年大概会用60次。 伯根约夫妇住在楼上。像大多数公务居所一样，这里让人感到有些单调，有一股陵墓般的气息。在她后面的墙上，挂着黑白照片，是他们举行婚礼那天的留念。那上面的她穿着一件式样简单的白色绸缎礼服，袖子很短。她丈夫和年轻的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有点相像，黑色的头发，笑容和善。他们看上去那么幸福，和通常的新婚夫妇并无两样。 将近40年之后，玛丽·凯瑟琳·伯根约与照片中那个年轻女孩相比多了几分世间气息。她的黑色头发剪得很短。她不是特别在意穿戴，一件剪裁讲究的黑白相间的外套，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小山羊皮鞋，脖子上戴一串细细的金项链，这就是她喜欢的穿着方式。媒体的关注让她很不适应。她说自己宁愿躲在幕后，聚光灯下的生活实在让她很不舒服。 玛丽·凯瑟琳从来没有读过《女性的奥秘》，这本书出版于她结婚的前一年，但是她对这本书探讨的问题非常熟悉。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她是一个家庭主妇。这是她依然喜欢着的一个角色，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她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结婚的那一年，有不到40％的已婚女性有工作。“我很幸运能待在家里”，她说：“虽然我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够拥有它们。” 结婚以后，玛丽·凯瑟琳去新港地区和丈夫团聚，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1966年儿子出生。鲍博·伯根约在耶鲁大学当了一年教员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英国，这样他就能到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来他又在贝尔实验室得到了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又把家搬到了新泽西州的平田市。 1975年，伯根约被聘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工作，他们于是把家搬到了韦斯顿，这里是波士顿市的富裕郊区。玛丽·凯瑟琳的生活重心是孩子和他们的活动——核桃仁巧克力饼、小女孩的游戏、足球——她在家长…教师机构中非常活跃。当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开始到社区中去做志愿者，她教授英语，还和接受福利救济的母亲们一起工作。 。 想看书来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8）
与此同时，鲍博·伯根约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使他在美国和欧洲来回奔波。这就意味着玛丽·凯瑟琳在孩子们小的时候，承担了95％的抚养工作。这时候，她的丈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8年，鲍博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主任。1991年，他被任命为院长。 鲍博·伯根约承认当他在追求事业的时候，拥有一个支持他的妻子令他获益良多。“我认为只要夫妇双方遵守传统的社会角色，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成功、稳定的婚姻。这会让生活更加舒适、更加完美。你能从家庭生活中受益，同时你也能专心工作。” 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他说她妻子接受过的社工培训和她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都是很有价值的，他经常咨询她的意见。只要接到邀请，玛丽·凯瑟琳会出席麻省理工学院的每一个社会活动。到了80年代末期，当孩子们都进入了大学，玛丽·凯瑟琳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产生了疑问。她那一代女人还被教育说婚姻是她们的职业目标，但她却感到很是疑惑。她说她想去上大学，不是为了得到多少训练，而是为了自我提高。她最想要的还是一个家庭。“那些是我的优势：我想帮助我的丈夫，给他的事业做一点工作。”但是这些应该有一个回报。“待在家里，当母亲和妻子是不同的，她说：“它是辛苦的、无私的工作，我也不需要奖赏。” 她的丈夫很支持她的想法。他甚至还送给她一本杰曼·格雷写的《女太监》。“鲍博喜欢我待在家里”，她说：“但是我感到很矛盾，我不知道如果我做其他事情的话能不能得到承认，我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在社会地位上得不到体现。” 当她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与父亲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女孩子们，很重视父亲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他的看法比我的重要得多”，她说。1990年，玛丽·凯瑟琳到波士顿大学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课程。1993年她取得了学位，但她选择做志愿者而不是从事一份有报酬的工作。她每周到罗克斯巴瑞工作两到三天，这是波士顿附近的一个贫民区，在那里她协助做一些课外教育工作，她有时还会到韦斯顿去，在那里她负责管理一项带高中生和大学生去照顾老年人的工作计划。“我很想和鲍博一起工作，分享他的生活”，她解释说：“我还想和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文凭并没有改变她的社会身份，她说，但是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这是我自己完成的一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 你也许会以为学术界比政界和商界更为开明。事实并非如此。大学的运行模式尽管在发展变化，依然保持着象牙塔的本色。一段稳固的婚姻和一个愿意跟着四处迁徙的妻子是应该受到奖赏的。多伦多大学的每一任校长都是男人。他们也都有妻子。 当罗伯特·伯根约被当作多伦多大学的校长人选时，他那令人钦佩的管理记录，尤其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建立性别平等而做的工作让人们反复讨论。他的婚姻起到的作用是如此巨大。人们说他的妻子是那样可爱，他们的婚姻是那样的稳固。上一任校长的妻子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执业律师，拒绝为丈夫从事辅助性工作。 当职业委员会的成员到韦斯顿拜访伯根约时，玛丽·凯瑟琳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牛肉羹。利用这一机会，玛丽·凯瑟琳明确表示如果她丈夫接手这一职位，她将愿意尽其所能去协助他的工作。回到多伦多，在做出聘用伯根约的决定之后，高级工资委员会开始讨论应该付给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