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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9）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显赫的职业背景，在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时得到的报酬会少很多。安·肖（Ann Shao）是雪城大学的校长肯尼思·肖（Kenneth Shaw）的妻子，在从事校长助理这样一份全职工作时得到的报酬是65000美元。当她丈夫在其他两所大学当校长时，她只是一个没有收入的妻子。有一段时间，她推开了这些工作，到公益金劝募会找了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为了代替她，学校不得不雇佣了两个职员。 给妻子提供工资并不仅仅是为了激励校长的工作热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必须引起注意：为了达到筹款的目的，大学校长们经常得参加一些重要活动，在这种时候，是否有一个精通人际关系的妻子至关重要。对大学校长们来说，筹款/社交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多伦多大学据说计划到2004年私人基金将要达到1亿美元——有一个愿意为之投入工作的妻子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美国大学协会的公共事务主管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说：“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妻子肯定对工作不利。有一个擅长筹款的妻子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种说法也暗示着妻子们具有一些男人们所不具备的说服技巧，因为她们能注意到细节，对别人的情绪也更加敏感，事实上这些正式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具有的品质。“我认为这给大学带来一些人性化的内容”，鲍博·伯根约说，玛丽·凯瑟琳对他的说法也很赞同：“我想我比较有耐心，与我丈夫相比，我能够以一种更放松的方式和人们打交道。” 当角色设置被推翻，由一名女性来担任大学校长的时候，当然就不存在这种两个人拿一份薪水的情况了。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90％的男性大学校长是已婚的，但仅仅有57％的女性大学校长已婚。其中有1/2的妻子是职业女性，而丈夫们当中则是有3/4的人有自己的事业。 在和女性大学校长交谈的时候，她们的态度有点自卫。玛莎·派伯（Martha Piper）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她的丈夫威廉姆·派伯（William Piper）是本校的一名精神病学教授。她很优雅地回答了与她的婚姻以及她丈夫在她的职业领域中担任角色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受聘来做这项工作”，她说，很显然“我”这个词在她看来是需要强调的：“很显然，担任这一职务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在生活中很难找到。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洛纳·马斯顿（Lorna Marsden）是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的校长。在她的正式履历表中，甚至都不提及她的丈夫爱德华·哈维（Ed Harvey）——他是一个律师，一直负责照顾家庭。 加州理工的艾丽丝·黄说，很显然，依然存在着一种双重标准，认为丈夫不应该担任辅助性的角色。她回忆了自己拜访南·克汉（Nan Keohane）的经历，当时克汉在担任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学院的院长。克汉的丈夫罗伯特在她接受任命时，冲出门打网球去了。后来他离开了哈佛大学到达海姆的杜克大学去当教授。 昔日的沧海已经变成了桑田。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都已经发生了变迁，在尘埃落定之前，事情总是有着各种发展的可能。玛丽·凯瑟琳·伯根约因为自己协助丈夫工作而得到报酬一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每一种意见都认为自己代表着进步的观点，这就使得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这其实是一种回归，重新回到了妻子被当作丈夫的专业陪伴那样一个时代。给专职妻子支付报酬就是开明的举动吗？或者说这是一个骗局，让女人们更加心甘情愿地围绕着丈夫的事业做奉献？也许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另外一种在文化上难以表述的现实——只有在家庭领域内工作的妻子才是她丈夫的雇员，而这种雇员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有效保护？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虽然被支付薪水，但是除了她是校长的妻子之外，我们看不到她还有什么别的被雇佣的理由，即便就她的头衔而言，她有许多值得令人钦佩的品质。有些事情没有被提起过：如果他们离婚，那她将失去这份工作，这就意味着她的工作内容与传统妻子履行的职责相似。“他们想要的是鲍博，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的也是鲍博。”玛丽·凯瑟琳这样说。 她惟一的职员是一位帮助她打扫房间的清洁工。大学里举办活动的时候可以雇包办伙食的人来操办，她的活动与她丈夫的安排保持一致。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我问多伦多大学的管理顾问罗斯·佩特恩（Rose Patten），是不是有一天银行总裁的妻子也会因为专职做妻子得到薪水？“我觉得不大可能”，她解释说：“因为他赚得已经够多了。”她的意思是说他的工资事实上是支付给他们夫妻两个人的。 这样一个回答反映出在对金钱的认识上存在着一种很常见的困惑。这是老问题的新提法：如果丈夫能赚到足够的钱，妻子还有什么必要出去工作呢？在被问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夫人是否被支付薪水时，罗伯特·伯根约所运用的逻辑与此相似。他回答说不，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么高”，说美国大学校长一年差不多能赚到100万美元。当有人提到他妻子的劳动和时间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时，罗伯特反应很迅速。“当然，我100％同意。你完全正确——人们应该为自己做的工作得到应有的报酬。”他相信对他妻子的正式任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现在我不像以前那样觉得总是被打扰了”，他说，指的是他妻子为他节约了许多时间。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10）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收到了许多封支持和赞扬她的信。但是在其他专职妻子中间，这一任命也是她们聚会时喜欢拿来批评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她拿薪水有些不妥”，一个心直口快的家庭主妇这样说，她在多伦多的慈善界很是活跃。“如果她想赚钱，她应该出去找一份工作。”她说校长夫人这一角色应该被看作是“荣誉”。大学周围的小报说鲍博·伯根约在每年35万美元的薪水之外，又让妻子拿工资是变相增加收入的方式，不然这就是为了少纳税想出的主意。对于这些说法，伯根约觉得很好笑。他现在的薪水比他在美国当系主任时要少很多。“如果玛丽·凯瑟琳或者是我对钱很感兴趣”，他说：“我们还是待在美国算了”。《多伦多明星报》（Toronto Star）上的一篇文章说玛丽·凯瑟琳·伯根约是因为“闲谈”才被支付薪水的，这个词让她很是不悦。《独立报》上的大标题“爱钱的玛丽”也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比教堂里的老鼠还要穷”，她摇着头，满是无奈。 当我前去采访的时候，玛丽·凯瑟琳来到多伦多才仅仅6个月，但是她已经进入了新角色。“我把自己看作是两代人之间的桥梁”，她说。但是当她谈到离开她待了25年的家庭时，她的眼睛涌出了泪花。她的儿孙们依然生活在美国，因为在大学里的工作，去年12月，当她的女儿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她无法赶去和女儿分享这一重要时刻。 回到多伦多以后，伯根约夫妇的私人时间少了很多。因为他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她不愿意对他倾诉自己的烦恼。“如果我为什么事情感到心烦，我很少说出来”，玛丽·凯瑟琳说。她还说自己越来越适应新角色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这并不难。”她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但是我并不是焦点——我丈夫才是。” 与17世纪相比，女人的工作所得到的承认如果换算成金钱的话，并没有太大的提高。那个时候，维吉尼亚公司向美国输入了140名单身女性，她们的身价在120镑到150镑烟草之间。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试图把妻子做的那些没有报酬的工作准确量化，但是基本上都失败了。这是一块根本就缺乏标准的混乱疆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人认为诸如此类的劳动是为了爱而做的，而不是为了钱——这就造成了难以衡量此类劳动的经济价值的局面。当然，家庭主妇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很难被量化。几个世纪以来，家庭主妇与经济状况相互影响，比如家庭主妇作为家庭中“最主要的采购商”，直接把自己与经济联系到了一起。照顾家庭的妻子们也经常参加一些非赢利性的活动，比如为孩子的学校、慈善机构或者是社会团体担任志愿者，这样的工作是不会被付给薪水的，也很难说有多少经济价值。自从家庭主妇能够从赚钱养家者那里获得补偿以后，负担一个家庭的费用就上下浮动很大，这与那个负责养家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是一致的。 只有在婚姻结束的时候，妻子的工作才会被换算成经济上的收益，比如离婚或者是因为家庭主妇的意外死亡造成家庭破碎后提起的诉讼中。通常，法庭会运用“市场取代理论”来计算应付数目。这种理论把家庭主妇做的各种家务杂事——洗衣、驾驶、煮饭、招待客人、照看孩子——按照雇佣工人来做这些事情应该支付的费用给予评估。2000年，维吉尼亚州的埃德尔曼金融公司以8小时工作日作为根据，计算出一个家庭妇女每年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674700美元，或者说每个月应该得到58000多美元。但是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 一些经济学家把给玛丽·凯瑟琳这样的专职妻子支付薪水看成是开明之举。“情况并非如此”，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经济学家迈拉·斯特拉博（Myra Strober）这样说：“妻子的工作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斯特拉博因为曾经为洛纳·温特的离婚案件担任专家证人，而成了法庭上的名人。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斯特拉博说当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花费时间去培养一段婚姻的时候，应该用传统的人类资本理论来看待这件事。她的意思是说夫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事业做出了资本投资，这往往发生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正如斯特拉博所表述的那样，当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会期待得到与事业的最终价值一致的回报。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的事例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些无形的工作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由女人做的。一直到1996年，家务劳动在加拿大的人口普查中才开始被涉及到。这是萨斯喀彻温省的家庭主妇卡罗·李（Carol Lee）抗议的结果，1991年，她拒绝填写人口普查的表格，因为那上面的内容把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说成是不工作。现在的人口普查对家务活动进行调查，但是将其称为“不被付费的劳动”。 根据加拿大统计机构的计算，加拿大每年的家务劳动被赋值300多亿美元。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把不被付费的家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