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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相信自己在结婚后依然能够有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1992年当她的丈夫在竞选总统时，他们一起参加了《60分钟》（60 Minutes）节目的访问。她第一次说出了她那句很有名的宣言：“我坐在这里并不是像一些小女人那样是为了支持我的丈夫。”很明显，她的这句话很有点讽刺意味。 罗德汉姆·克林顿试图表明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总统夫人，她希望自己对于政府的政策也能发出一点声音，她丈夫的政敌和一些负面消息给她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过去，其他的第一夫人也卷入过公共政策，但她们从未在公众前曝光。1914年，伊迪丝·威尔逊（Edith Wilson）悄悄地游说议员通过了1914年的《巷路居住法案》（Alley Dwelling bill），捣毁了许多贫民窟，并用联邦政府的资金盖起了新的房屋。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经为了整合官员，压制过一名秘书，她还为制定反对滥用私刑的法律而四处奔走，工人的权益也是她十分关心的一个内容。这一切都引发了关于她的一些争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被人们认为是王冠后面的力量。这个说法之所以流传甚广，被人们深信不疑，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是那样充满敬慕地注视她的丈夫。但是一个敢于把她自己放在和丈夫平等的地位上的第一夫人看上去实在是有点不那么自然，甚至是不无怪诞。1995年的讽刺杂志《间谍》（Spy）曾经刊登了一幅罗德汉姆的漫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她的辛辣嘲笑——她被表现为一个雌雄同体的双性人，女性在上，男性在下。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女性的奥秘》出版30年之后，妻子从法律上获得了解放，政治上的妻子，这些曝光率最高以至于成为典范的妻子们，依然被期待着保持有顺从、次要的属性。 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将证明自己在妻子这一脚本内外穿梭自如——这取决于如何做在政治上能够更为有利。她在婚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原来的姓氏（许多年来，克林顿这个姓她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但是为了让她的丈夫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和他一起搬到了阿肯色州。她参与政治决策，但如果需要，她也一样愿意扮演一个贤良的妻子。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谁记得罗德汉姆·克林顿在和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比赛烘烤巧克力蛋糕时曾经退缩过？她赢得了这场比赛（搅拌进去的燕麦片是她用的秘密成分）。相比而言，她对政治方针的参与反而不那么成功。在她引为自豪的健康改革计划失败后，罗德汉姆·克林顿开始做出一些艰苦的努力。她为自己的外表忙乱不堪，尤其是她的头发，几乎成了一个政治隐喻。在一个名叫“希拉里的头发”的网站上，人们围绕她的发型争论不休。 当克林顿总统和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通奸丑闻被揭露出来后，罗德汉姆·克林顿还是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丈夫。她的支持率一路飚升。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幕。最后，她仿佛成了一个家庭妇女的榜样：躬身一侧，非常顺从，而且忍辱负重。罗德汉姆在公众眼中不再是一个躁狂的、危险的职业妇女了，她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富有奉献精神的守候在家里的妻子形象，她依靠家庭来抵抗外界的侵袭，等待着她在外面追蜂逐蝶的丈夫有朝一日翻然醒悟回到温暖的壁炉旁。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9）
即使如此，罗德汉姆·克林顿不愿意让她的丈夫感觉到一点点的不适。人们有时候会忘记现代婚姻重视的那种伙伴关系经常会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妥协包含在其中。她所面临的似乎是一个怎么都过不去的关：她有时会被批评为太过独立，但紧接着她又因为不够独立而受到嘲笑和奚落。这样一个难题其他的政治家的妻子也曾经经历过。切丽·布什·布莱尔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夫人。2001年，作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权方面的律师，切丽想暂时离开工作一段时间，和她的丈夫一起去旅行，没想到这件事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陷入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激动情绪中，在一次访问中，她说切丽的行为像是一个“情妇”。她还说首相夫人是“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知识女性，我不愿意看到她只是一个妻子”。 但是希拉里也表现出了妻子这一角色所具有的那种复杂的、隐藏的巨大力量。她成了美国的参议员，她撰写自传赚到了80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她还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这一切都表明她充分开发出了妻子的杠杆作用。这样的竞选活动必然是困难重重，自然，正像别的对此充满热切期望的女人们一样，希拉里也必须要面对这一切。这也是从妻子脚本长久以来遗留下来难以消除的一种影响中滋生出来的：对妻子始终存在一个假想，进而推广到所有女人身上，她们被认为不可能有统治能力，她们最多只能被认为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而这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当时的情景是他要赞扬自己的妻子劳拉，同时也想起到讽刺希拉里的作用。他这样说到：“就我从事的工作而言，我拥有最好的妻子。她从来都不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权力和妻子处于对立这一事实让更多的女人想在政治领域求得建树。帕特·施罗德是从弗罗里达州选出的国会议员，她曾经放弃了参加1988年的总统候选。她这样描述白宫：“一个大木头房子，上面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女人不得入内。”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排外的说法叫“男人俱乐部”（更准确一点，应该叫“丈夫俱乐部”），这仿若是挖了一条深而宽的鸿沟，把女人们挡在外面。以至于很少有人把女人们为何不去角逐高级职位当作一个严肃的公众话题来对待。作家埃里卡·琼（Erica Jong）在2001年《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里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力量能让美国女人想去成为总统呢？”她诘问道：“我们对一个丈夫会有这样的期望。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女性候选人，但是在此之前，女人们依然是渴望有一个有阳刚之气的男人去依靠，却从来不想让自己强大到不必去依靠谁。”这是一个令人一惊的说法。人们总是把阳刚、雄性与丈夫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他们才具有公众领导能力。没有什么可能性留给女人去实现。 琼的说法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妻子被先验性设定为了“第二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使是一个男人充当“妻子”的角色，情况依然不会改变。在《你好，他说谎了》（Hello，He Lied）中，制片人琳达·罗森·奥布斯特（Lynda Rosen Obst）遵从着好莱坞的约定俗成，“妻子”这个名字要分给一对夫妇中那个“非生产性”的人，“当配偶中一方是非生产性的，他或她就被定义为‘妻子’，不管实际性别是什么。”她写到，“女代理商的医生丈夫时常会忽略晚宴（除非有外科病人在其中）……”再看一下《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对“妻子”的另外一个解释吧！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注意：“妻子”用来描述“性别关系中起消极作用的那一方”。 尽管情况在发生着变化，女性妻子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成员。“莎朗·斯通先生”（MrSharon Stone）是一个听上去有点嘲笑意味的头衔，但它和菲尔·布朗斯坦（Phil Bronstein）很般配。在1988年和著名女演员莎朗·斯通结婚时他是旧金山一家报纸的主编。这样一种心态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时期，在登记时如果把妻子的名字写在前面都会被看作不正常的，甚至对非美国人也是这样。在一份曾经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都看过的报告中，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心理学上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整体趋向看来共产主义者的婚姻中妻子是更占主导性的一方”。当同情共产主义的朱利叶斯（Julius）和埃赛尔（Ethel）因为间谍罪于1953年被逮捕时，有报道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他们：“朱利叶斯是一个奴隶，他的妻子埃赛尔是主人。” 20世纪50年代，海蒂·尼尔森（Harriet Nelson）、唐娜·里德（Donna Reed）还有琼·克莱维尔（June Cleaver）主导了妻子的形象。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被虚构出来的女人们都是男性编剧们的创造物。我们还将看到，他们所刻画出这些女性角色，正是女性们千百年来一直扮演着的。 描绘现代妻子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1996年6月份的《绅士》（Eaquire）杂志的封面故事是“美国妻子的秘密生活”，这似乎是从某种侧面描绘了现代妻子的形象。一个女人的照片被切割成了四个部分：她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职业女性；她是一个内衣爱好者；她是一个身穿围裙的家政工人；她是一个母亲，正像是她的生殖系统所可以提供的那样。 。。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10）
这一形象化的比喻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一个女人说得跟屠宰场里的一头牛似的呢？”无数饱含愤怒的信蜂拥而至。这愈加反映出萦绕在妻子这一角色上的种种矛盾。事实上，为本书准备的第一张封面就是一个无名的女人，在她身上具有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里的妻子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我拒绝了这个封面，尽管一时找不到别的当代妻子的形象，与此类似，苏珊·莫萨特的《妻子工作》一书的英国版本于2002年出版，封面上就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主妇在熨烫衣服的场面。这一形象反映出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也就是妻子鸿沟——如果你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它一直都存在于文化中。一方面妻子们依然身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神话中难以自拔，在21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中这些被奴役的妻子成为哀悼的对象；在这个裂痕的另一方面，妻子这一角色被轻松地看作一场自由形态的即兴创作，就像特维拉·索普（Teyla Thwarp）的舞蹈或者是奥那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的萨克斯独奏。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法律已经赋予单身女人以自由，她们再也不用戴上那副和妻子角色紧密相连的镣铐了。但是，对妻子的需要仍然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组织紧密相连。似乎妻子已经被放在一边了（大约在1965年），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似乎都被放逐到了边缘，被视而不见。女人以为她们已经从妻子这一牢笼中解脱出来了，但妻子却注定无法逃脱女人的命运。作为个体的女性或许已经从妻子这一角色中解脱出来了，但对于妻子的需要依然顽强地存留在文化之中，与这种情况相一致，女人们被划定的范围依然是一个无法被人看见的盲区。 当然，我们明白女人们被一些东西所抑制着。为什么女人难以在企业里担任高层管理者？为什么女人难以成为政治领袖？为什么婚姻成了战争地带？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我们从书籍、杂志、学术论文和脱口秀主持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最新的理论。有那么多的解决办法蜂拥而至，反倒让我们觉得无所适从了。女人被教导要“穿出成功”，要继续“母亲的足迹”，要离开“母亲的足迹”，要变得更富有攻击性，要变得减少攻击性，如果想要成功就得拒绝结婚生子，最后，也可以把这些都不当回事，而是把妻子当作一项事业。 未被讨论的是已经确立的妻子结构。未说出的是妻子并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被迷恋的对象。书店里充斥着大量的与妻子有关的建议。我们被真实和虚构的有关妻子的故事所约束着。不管她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总是忍不住相信比较悲惨的那个版本。然而妻子在女性自我身份上存在的这一难题却很少被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并不会令我们太过感到惊奇。妻子经常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从来都不是主角。 真空渐渐被填满了。妻性鸿沟将不再存在。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政治议程、公共政策、还有利用妻子的含义实施阴险控制的商业力量都在向其中渗透。除了政治上的变化，妻子的角色继续被用做一种女性控制机制。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把妻子置于丈夫的束缚之下的事实曾经被掩盖起来，今天这种束缚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同样，妻子的意义影响的并不仅仅是结了婚的女人。对于14岁的少女和41岁的离婚女人它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涵义。因为它影响到对做一个女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