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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们班里几个不老实的同学，相跟着晚上偷跑到校外的电影院，观看当时流行一时的日本影片《追捕》，夜晚赶回镇子北头的学校，谁知两扇铁艺大门早已紧锁，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翻墙跳进去，顺着墙根溜进宿舍，结果弄的满手满身全是土。
英语老师冯祖华，更是在外交部担任过口语翻译，上课时我不专心听讲，没少挨过他的批。因为他与我是邻村，又与父亲相交甚好。
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当年的教师配备是一流的。
往事如烟，恍如昨日。
没有任何借口。
我打心眼一直感谢他们，那些健在的和过世的。
怨恨的只是当时的自己太不给老师争气长脸啦！
假如，那时的我开窍知事，勤奋用功，也不至于沦落到名落孙山的地步。
但生活没有假如，世上唯一买不到就是后悔药。
37年后的2008年，我讲述自己高中的故事。就是因为
——又到一年高考时，劝君莫学当年我。
1981年，我苦着累着没有着落。
这一年，高中毕业学友纷纷各奔东西，考上的或落选的。
这一年，考场失败人生失落的我，无奈告别伤心的母校。
这一年，预选惨败而归的我回乡务农。
这一年，我们村暂时出现大学生断档。
3。 1983年，高考前后的日子
高考是一次人生的炼狱。
大凡一个人经历高考熔炉的冶炼，都会从单纯走向成熟，至少在心理上经过了一次人生的洗礼。
5月过后，预选结束，我以全班倒数第二名的身份，挤进了高考队伍的行列。当年的预选人数仅仅只有50名。
曾经200多人的文科复读班，经过惨烈的预选大战，仅剩存不到四分之一的精兵。偌大的用学校大礼堂作的教室，仿佛一夜之间，失却了往日的喧闹。当初开学时挤占满满当当的课桌，顷刻被撤走了一大半，整座教室空空荡荡，露出一派落寂的峥嵘。
那年4月底，预选考完后的我，放假返回家里，进行短暂休整，等待成绩宣判。记得那天晌午，约摸午饭时分，我在院子里无聊的打发时间，突然邻村的一位同学造访我家，和我曾在一个班复读，私人关系也非常要好，因为我不敢亲自去学校打探消息。
尽管时光流逝25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情形。他见面后什么也不说，冲我卖了个关子。
从他的面无血色的表情，我看出自己又一次被判了死刑，见到我非常失望的模样，他旋即掏出通知书递给我，仿佛一下子从地狱升入天堂，此时此刻，我有生以来第一体验到人生的大悲大喜。
待紧绷的大脑缓过神来，我知道自己终于熬过了高考第一关，待重返学校后才明白，我是以全班第48名的成绩搭上了高考末班车。
预选的初次告捷，最大收获是自信。我与自己较上了劲，冲刺二个月后的高考。当时，考虑到加班加点的便利，我毅然决然搬出集体宿舍。在一位好心热心的孙吉小学老师王会荣引荐下，我搬进了她所带学生的旧房，蜗居在一间仅剩下张炕的屋子苦读，而屋子的主人早已乔迁进村里的新居。
每当静下心来，回想当初的场景。那挂在小屋中央墙上的自书座右铭，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浮现：“只有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才能走在竞争者的前面。”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的名次竟然一路攀升，排到了全班的第27名。而一贯擅长的语文成绩也高达96分，位居班级前茅，看到同桌投过的羡慕目光，我心理第一次积攒起打了一回胜仗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黑色的七月一日日降临。
那年，我复读的坡上孙吉中学不设考场，全县的数万名考生都云集县城，考场分散在县城的数十所中小学。
7月6日下午，我从坡下的家中独自出发，由于没有跟随学校的大部队，我是班里最后一个赶到考点的。那是县城一所名叫兴教坊的学校，残垣断壁，灰转土瓦，院子的中央架设了一口大铁锅，保障我们这群考生三天的饭菜供应。
睡觉的地方是学校东面的教室，四面透风，好在是夏天；打着地铺，一个挨一个。晚到的我没沾上好位置，只好蜷缩在教室门口过夜。吃饭、睡觉和考场并不在一块，考场设在学校西边的教室，中间相隔一个大操场。
7月7日早晨，天阴沉沉的，人紧兮兮的。我们集结好队伍，被带到考场前，进行考前集体训话，气氛凝重而肃穆，训导的内容已记不大清，无非是严肃考风考纪，彻底杜绝考试作弊。
高考第一天，上午语文，下午地理，我最擅长的两门功课，我考的却很不理想，在紧张中度过。
高考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政治，我一好一差的两门课，我正常地发挥了水平，在平静中度过。
高考第三天，上午历史，下午外语，我较为平均的两门课，我超常发挥出水平，在兴奋中度过。
三天的高考结束后，我自家返回学校，估算分数，填报志愿。我预测的成绩较为保守，为加上双保险起见，我专门挑选了一所招生人数最多的省城某综合大学。
随着高考成绩发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我知道自己梦圆大学，迟早是板子钉钉的事。
7月底的一天，我推出家里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来回骑行44公里，去县城寻找张贴的大红榜，也许没去过几次县城，没有找对地方，结果在大街上转了好几圈，却始终没能看到成绩榜。
事后，据在县城粮食局工作，我入复读班的大恩人，三姐夫的亲哥哥，告诉我他的亲眼所见，我的高考成绩，在全县文科考生中，排队列在700多名。
8月的一天，在庄稼地里干活的我，被大队的高音喇叭唤回了村里，而年届花甲的老父亲，早已为我取回来录取通知书。在院子紧挨套门的南房屋，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信封，取出阅读，虽然是我报考的学校，却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因为高考第一天第一门的语文演砸的缘故。满分120分，仅得76分，刚够及格。
后来，我以当年文科成绩450分，高出录取分数线20分进入山西大学就读，据既是大学同学又是高中同学的老乡讲，他在班主任办公室亲眼所见，我高考成绩在全班位列第13名，简直不可思议。仔细想想，这可能与我考试时的战略调整以及应考时的良好心态有关。
再后来，我收拾行囊，独奔省城，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而报到的那一天（9月23日），正是东北二王被缉拿归案当场击毙的日子。
预选结束时，我曾看到学校周边的墙上，到处张贴的是追捕二王的通告，短短几个月，东北二王流窜南方江西省被击毙，结束了罪恶累累的唾骂人生，而我却在这一段日子，完成了鲤鱼跃龙门的一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巧合！
1983年，高考前后的日子，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角色转换，预选后的焦急，高考前的玩命，考场上的起伏，高考后的期待，入学时的平静。。。。。。
1983年，我的人生命运在这里转了个弯。
这一年，我胆战心惊，进城赶考。
这一年，我欣喜若狂，金榜题名。
这一年，我由高中生升格为大学生。
这一年，我从农村娃升迁为城里人。
4。 1985年，行走天地的日子
行走天地间，我心任飞翔。
一架120“海鸥”照相机，一台10元“红梅”收音机，是我暑假旅行的全部装备和家当。
游历山东事约定，身无分文走天下。
那年假期，就读于华东石油学院炼油系的同村同学卫建设，不准备放假返回村里而是留守学校继续读书。
8月的一天下午，我花9元钱买了张去济南的车票。在硬座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9时，顺利抵达济南站。那时的汽运很不发达，火车是通用的交通工具，而华东石油学院的校址则在东营市。
再买当天下午1时多的车票，坐完5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淄博市已是下午六时许，眼看天色渐晚，又没有去东营的火车，没有办法，更为省钱，于是，连火车站也没有出，就在候车室的长椅子露宿过夜。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匆忙买了张去东营的车票，连早饭也顾不得吃就上了车，好在到东营后，有老同学招待我。
当时东营刚建市，城建还不发达，迄今回想起来，东营的印象有二：在华东石油学院游泳池被同学带着学游泳；再就是校外空旷田野上那些永不知疲倦的磕头机。
小住数日，相约泰山。
又坐了一天的火车抵达济南，傍晚时分，寄宿小店。我俩攀上楼顶，用牙签小心翼翼剔着螺丝里嫩肉，然后送进嘴里津津有味的细嚼慢咽，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憧憬着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对两个无忧无虑的穷学生而言，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
翌日，再乘火车赴泰安，1点多，走进泰山脚下的岱庙，古树参天，楼阁亭台，驻足欣赏，环顾四周，想象着当年汉武大帝摆驾泰山时的浩荡气势。
下午2时许，开始攀登泰山。孔子登临处、中天门、十八盘、升仙坊、南天门，最终登上玉皇顶。
午夜时分，山顶气温寒冷逼人，花钱租件棉大衣。在人满为患的屋檐下，黑漆漆找块栖身地，裹紧大衣，倦缩一团，等待天明时的朝拜日出。
睡意惺忪，迷迷糊糊。唯听有人，高喊一声，“看日出啦”，黑咕哝咚，跟着人群，摸到日观峰，黑压压一片。天空由暗转亮，霞光穿透云层，铺满黯淡的星空。
红日被云层所遮挡，一蹦一跳，升起海平线。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泰山之巅，吟咏杜甫的诗句，释放自己的情怀。
重返济南，翌日清早。
我是晚间的火车，同学赶早返校。
等车的时间，逛趟济南府。
在大明湖，我用镜头记录着“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
在趵土泉，我用相机留下了“云雾润蒸华不住，波涛声震大明湖”的景致。
提个网兜，光顾着玩，泰山，济南城，沿途拍摄的几个胶卷，在赶公交的过程中，掉的不知去向，待我发觉后，返回寻找，早已为时已晚，那里见的着踪影。
这，成为我第一次山东之旅的终身遗憾，也成为我摄影史上永远的痛！
1985年，年轻气盛的我，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八方友”的理念中，收获着假期驴行天下的快乐。
这一年，我独坐列车遇到了乘警抓获销售假德州扒鸡的骗子。
这一年，我独闯山东赴东营、登泰山、逛济南总共花销50元。
这一年，我在五一广场被同乡骗取2元而不再可怜沿街乞讨者。
这一年，我10月曾与82级系友游历五台山夜宿老百姓的土炕上。
5。 1987年，走出象牙塔的日子
每年的7月，不仅是年份的临界点，也是季节的分水岭，更是人生的转折点。
从当年的大学生到当年的中专教师。
我的人生角色，在1987年的7月完成了第二次转换。
大学期间，尽管入学成绩很像样，但毕业成绩却不很理想。毕业分配时，因为排队处在班级倒数的位置，我没能留在省城，而是被派遣到外地。
造成如此狼狈不堪的局面，缘起本人平素养成的兴趣爱好，而那个年代又绝不允许调换专业。
原本指望那篇论文《当代大学生的个人管理与成才》，发表在《人才研究》（1987年第3期）上可在毕业成绩加上30分，岂知那本邮寄的样刊7月13日才姗姗报到，而此时距7月20日拿到派遣证只有一周，看来挽回一切已不复存在。
7月25日，曾经既和睦相处又利益纷争同窗四年的学友们，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打包各家的书籍，见面问声好，分手道句别，纷纷踏上了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我也不例外。被分配到“山西省行政管理学校”的我，领取毕业证，揣上派遣证，托运完行李，已是华灯初上，踏上征程，挥手作别，携同大学好友刘建国，连夜前往单位报到。他的老家就在尧都——龙祠乡，而我的老家却在河东——临猗县。
7月26日，报到完毕，安顿住下。
那年，我们同批分去的大学生加起来共有13人，主要来自两所高校，一所是省城的山西大学，另一所是位于当地的山西师范大学。
学校的前身是地区干校，文革期间称作“五七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