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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先后生育了我的二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而大姐是在我们出生之前抱养的。
母亲待我们姐弟5个再好不过了，因为有三个姐姐靠前，所以集宠爱于一身的就数我了。
我是在母亲抱养了大姐，生育了二姐和三姐后，才悄然来到了人世间，作为家里长子而姗姗来迟，按照老家人的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孩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一家人最亲我，特别是奶奶在世的时候。
我的小名叫“选娃”，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在村里每家每户集资，这家几分，那家几毛，专门为我定制一把银锁，冠名“百家锁”，因此，我的乳名又叫“百选”。这还不过瘾，在母亲的张罗下，家里人又专门给我认了一个奶妈，在奶妈所认的19个孩子里面，奶妈一直延续叫我的乳名，直到我早已成家之后。
从小到大，我都是吃小锅饭长大的。
长大之后进了城，成亲之后有了家，母亲在身边或不在身边，我的生活习惯还保持这老三样，一是炒馍花，二是馍加油，三是煺鸡蛋。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粮油全凭票限量供应，而食用油更是相当短缺，有时一家人一个月仅有一、二斤油，就是这样，母亲还是省吃俭用，用小油勺将油放在火上烧热，将馍馍用菜刀切开，然后将热油抹进馍里，洒点细盐，就算是我吃小灶的美食啦！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富裕点了。
1981年，我正读高中，继而读大学，在家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当放星期回到家或放假回到村，刚进套门，喊过一声“妈，我回来啦！”还未落座，母亲就连忙上前探问“娃，饿了吧！妈给你炒馍花去”，而那时的农村生活，炒馍花无疑是又快捷又省事的饭食。
再后来，我的孩子先后出生了。
1995年，我们在城里的事业刚刚起步，儿子仅仅三岁而无人照管，加之岳母刚刚过世，在求助无门的 情况下，只好将儿子送回了老家，母亲沿袭照顾我饮食的方法饲养儿子，于是，炒馍花也成了儿子的最爱。
1996年农历3月初二，女儿哭叫着来到人世间。
母亲在老家临时帮我们将女儿带到一岁三个月。
1997年7月，我们把母亲接来城里住了大半年，主要是照看女儿，那时的母亲，背已经很驮了，她不能抱，只能背着，女儿在母亲似弓的背上睡的很舒服，而一天天长大的女儿也喜欢上了炒馍花。
后来，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在她的一篇习作《品尝幸福》中写道：“你们可不要小瞧我爸爸，他做的最拿手的就是炒馍花。”
她谁成想这道手艺，还是从她奶奶那里流传下来的。
又是一年母亲节。
母亲在十年前的母亲节后被抬进了村东地头。
母亲走啦，带着她的炒馍花的清香走啦！如果她真的在天有灵，她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因为她的儿子传承了她的炒馍花并将其给予了她的后代。
母亲走啦，带着她对孙子孙女的牵挂走啦！如果她真的在天有知，她是不会感到孤独的。
因为我的儿女依然能够品尝到她传承下来悠长的炒馍花。
母亲手中的线断了，但我对母亲的那份怀念和那份牵挂却永远不会断。
5。大舅
我有三个舅舅，时下就数大舅风光。
在村里，大舅的风光仰仗的是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亲表哥。
在厂子，大舅的二儿子、二舅的二儿子和三舅的儿子，凭借的都是大舅长子的提携。
村里人都说：生子当如我表哥。大舅听后心里美滋滋的。
大舅生养了四个孩子，二男二女。现都成家立业，生活宽裕。
大舅比我母亲小五岁，年轻时候家境贫寒，加上儿女们又多，仰仗我父母亲的接济。尽管当时我家里也不富足，但父亲毕竟是公家人，好赖每月还有几十元的收入。
大舅是个吃苦耐劳的人。
1971年，我家在屋后自家的园子里划了块宅基地，准备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座院子。
听我父亲讲，当时大舅负责运输盖房的木料，从50里开外的永济栲栳镇拉上木料，赶着拉木料的马车，来回上百里的路程，待拉回木料，已是后半夜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舅为我家大兴土木确实立下汗马功劳。
大舅是个特别搞笑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年放寒假回到村里，母亲让我去探望大舅。我装了瓶从省城买的老陈醋，外包装跟酒似的，大舅看见外甥看他，心里特别高兴。取出我带给他的礼物，坐在屋里的炕沿上，来不及我细说，打开瓶盖喝了一口，这才发觉味道不对劲，酸的大舅呲牙咧嘴，逗的我心里直发笑。
大舅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我一年到头在省城打拼，平素很少有时间回老家走走。1998年，母亲病逝后，父亲续了玄，大舅念念不忘当年父亲对他的好，每年逢年过节都要亲自登门，拜访探望他的姐夫，且每次都不空着手来。有次，姨姨家里急需几包棉花，大舅让我表哥从河津采购下，并派他二儿子专程送了过来。
父亲常常向我念叨着大舅对他的好。
大舅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2005年4月，二舅家嫁到张包的大姑娘，比我大一个月的表姐，在运城博爱医院做了个妇科手术，术后须要省肿瘤医院复查。在我准备好住院的前期工作后，大舅动用儿子的社会资源，将二舅、表姐和表姐夫派车亲送省城，他不放心还亲自作陪。
表姐住院第二天，他仍念念不忘老家的亲戚，让我陪他去找找我老姑家的大姑娘，结果两个人在省邮电住宅小区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打听到老姑家的女婿，我上大学期间特别关照过我，无奈上的二楼，死按门铃，却无人言声，听邻居家的人讲，老俩口溜弯去了。难得老人有这份心情，难得大舅有这份亲情。
尽管探访没有结果。
2007年冬天，大舅妈终因长期患糖尿病，不幸离开了人世间。而此间病倒的好多年，都是大舅手把手照顾着。十几年的辛勤伺候，个中的酸痛苦辣，只有大舅一个人心里清楚。
家里人考虑到我工作忙，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而是事后姨姨家的表弟，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从而错失了与大舅晤面的机会。
过后一个多月，也就是2008年元旦，外甥子娶亲，当舅的披红。在外甥的婚宴上，我见到72岁的大舅，院子里的丝丝寒风中，挡不住我们的温情，我看到大舅明显苍老了许多。我手捧酒杯，斟满白酒，敬酒三杯，算是给他老人家赔个不是，更是抚慰我愧疚的心灵。
大舅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一个让我又牵挂又怀恋，又可亲又可敬，又感激又内疚的人。
6。 姨姨和姨父
阳间厮守，阴间相随。
姨父和姨姨是前后脚走的，俩人告别人世的方式相同，时间相仿，先后相差仅仅三个月零二天。
姨父是临猗县东张镇兴善村人，当地人称此村为过村，意即八仙之一的张果老经过的村子。邻村即为张仙村，传说是张果老出生的地方。
姨姨是同乡的西寺后村人，以区别于卓里乡的东寺后村。至于何年何月何日嫁给姨父，嫁到张家，我早已无从知晓，因为我属于晚辈，姨姨和姨父从没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而我更没有亲眼见证他们结婚的喜庆场面。
姨姨和我母亲贼象，言谈举止，行为动作，只要我闭上眼睛，那生动鲜活的形象就会立马浮现。
姨姨和姨父一共抚养了三个孩子。大女儿是从坡上的角杯村抱养的，至今还有往来；二女儿是他们夫妇亲生的，现已另立门户；最小的、唯一的儿子是从中连村抱养的，中间人是我母亲，因为儿女们之间常闹矛盾，姨姨姨父偏袒儿子，这一直成为我母亲心中的痛。
1981年5月，我高考前在预选时不幸落马。
回到村里，心情不佳，重的体力活又干不动，正好赶上姨姨家此时盖房。于是，我骑上自行车独自去了姨姨家。
姨姨家当时修建的是西厢房，在她家的老宅院。从打地基搬砖块开始，到在房屋顶接瓦结束，这一干就是多半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姨姨家的邻居们和盖房子的泥瓦匠都混得非常熟悉。
自打出了学校的门，我还没受过这份苦，待两间新房修缮完毕，我骑车返回家里，在炕头一躺就是一天一夜，这可急坏了母亲，等第二天晌午醒来，母亲特意做了好吃的犒劳我。
后来，我回村里的次数少啦，自然上姨姨家的次数也少啦，但每次回村里，只要时间允许，我总要上姨姨家看看。
2005年清明节前，大约是3月20日，我和妻子一道开车，返家探望父亲，第一天下午到家，看到父亲大人一切安好，我们顿时放下心来，闲聊之中，听三姐说姨父近来常犯病，身体不是很好，我听后心里一沉，连忙与妻商量，决定第二天去姨姨家走走。
翌日下午，三姐、三姐夫、妻子和我一路赶到姨姨家，在二姑娘住的院子里，找见了在偏房椅子上斜坐的姨父，或许是犯病初愈，只见姨父目光呆滞，神志不清，聊会话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待邻居从地里头寻回正下地干活的姨妹，仔细打听才知姨姨去了大姑娘家。
寒暄几句，马不停蹄。我们又驱车赶到冯留村，冯留是个大村子，有好几个自然村。问过之后才找到家里，大姑娘家刚刚重修过正房，人还未搬进居住。在西边侧房里，等见姨姨回来，一番亲切交谈，知道了姨父的病情和她的身体状况。
待我们返至街上停车的地方，姨姨一直相送我们到巷口。当我们黄昏时分离开村子的时候，从汽车的后视镜远看，姨姨伫立在那的背影，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人还未回到省城，电话却打到了老家。
有客户从京都来，催我们快返回受命。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下午，阳光时隐时现的下午，老天爷让我最后看了姨父和姨姨一眼，谁知那竟成为我们亲人之间的永别。
从老家返城不到半年，三姐的电话里，相继听到了姨父、姨姨下葬的消息。
200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九，姨父在病魔里过去。
2005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四，姨姨又在病魔中倒下。
2006年春节，我们一家四口回老家过年。
正月初二，当地习俗为上坟祭祀的日子，为那些死去的亲人们。
三姐、弟弟和我，还有儿子、女儿，抱着对姨姨姨父的挂念，我们匆忙赶赴坟地，大队人马已烧纸回返，顾不上和他们打声招呼。
在冷风嗖嗖的阴阴春日，我匆忙来到坟头，为姨姨和姨父磕了九个响头。
8。 三姐
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篇《三姐》，20多年过去了，文中的部分内容，我却依然历历在目。
三姐比我年长4岁，育有二女，长大成人。一个在县城做小学老师，一个在省城学医师护理。
三姐在本村读完初中，就回队务了农。在我的记忆里，她那时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无奈，当时时兴推荐上大学，而当老师的父亲，又不大愿意求人，导致三姐再没有继续读书。待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年届17岁的她，却当了3年多农民，没有读过高中的她，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生产队里，三姐号称“铁姑娘”，田间的农活，麦场的夏收，都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长年的辛勤劳作，风吹雨淋，使一个大姑娘原本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燥，如此的劳动付出，也给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称号，并数年担任队里的妇女队长，直到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毕业的我高考落选，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继续复读，要么回乡务农。这时，尚未出嫁的三姐，勇敢地站了出来。
记得1982年有天响午，我和三姐在田间除草，炎炎烈日炙烤着我煎熬的心，学业失意的我，就象地里没有浇过水的庄稼——蔫啦。这时，三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搁下农具，促膝交谈。好象就是那一个下午的那一刻，年幼无知的我终于开了心窍。
回到家里，我重拾英语课本，从初中一册开始自学。待9月份开学后，我远赴孙吉中学，踏上了复读之路。10个多月的复读生活是枯燥的，10个多月的复读心情是难熬的，10个多月的复读成绩是增长的，10个多月的复读前途是幸运的。
1983年高考，竟过预选，当我以总分450分，班级第13名的成绩，高出录取分数线30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