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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2100万两白银，其中600万两作为对被收缴和销毁的鸦片的赔偿，300万两作为商人的损失费，1200万两作为军费赔款。要地香港也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
这些就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永久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我们不必为导致英国人行动的其他原因和不满辩护，在中国人看来，即使没有鸦片，外国人也会发动对中国的武力干涉。中国人常常将其他事情挂在嘴边：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前，那些针对他们国家的军事行动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他们的皇帝出逃北京城，并在途中病死；中国政府被迫做出更大的让步，允许鸦片的合法贸易。他们说，直到那时局势才平静下来，英国人才撤下战争的恐怖面纱，代以调和和抚慰的口气与政策。中国政府曾多次、急迫地做出努力，希望劝导英国同意立即或者逐渐断绝鸦片贸易。对于这些事情，明眼人都是非常清楚的。明眼人也都知道，这些呼吁被英国人漫不经心地束之高阁，或者直接拒绝了。这样的事实强化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厌恶之情。
在如此背景之中，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了，不得不正视现代西方世界，与之建立全新的、极不情愿的双边关系。她会痛恨站在她的立场看来毫无道理的侵略，这是自然的；她会误解甚至厌恶那些真心实意为她的最佳利益服务的人们，这也是自然的。她的统治者对现代国际法的原则和技巧、平等独立国家之间交往的规则一无所知。由于这种无知，他们经常将他们的政府摆在错误的位置上，因此经常在争取正当权利原应获胜的外交斗争中失败。他们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一样，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太骄傲自大，以至于拒绝公开承认这一点。一次，清朝政府的一位内阁 成员对笔者说：“正义和权利在哪一边并没有多大区别，不管是什么问题，中国总会以失败告终。即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也会铸成大错，把事情搞砸。”这种悲惨评论所包含的内容可能远远比说话者所认识的程度要深刻得多。
鸦片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2）
这里有一个本身并不重要的例子，它能够充分印证这位内阁成员的抱怨。一直以来，北京城就有个习惯：每当皇帝出巡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街道和道路就会提前关闭，禁止一切人通行。一次皇帝要出巡了，清朝总理衙门提前两天就发出非常有礼貌的公文，知会在京各国外交机构。相关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居住区内，对我们不会有丝毫影响，而且关闭的时间也仅有两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了一家使馆外，每一个驻京公使馆都对清朝政府的这种照会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客套过头了。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首都里，市政府，更不用说国家的枢密院，不会庸人自扰地去为特定街道的暂时关闭而通知外国外交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将街道关闭一天，或者一个月。如果有外交代表对此提出责问，他们会迅速做出得体有力的反驳。
如果对中国人做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有着许多缺点也有着许多优点；如果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这最初三十年他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在这一时期并非没有对他们的古老方式进行改变，实际上他们改变了很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总体上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民并非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蠢。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谨小细微、保守自大、骄傲自满的。必须承认，他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睡后被粗鲁地唤醒，面临着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重新塑造四亿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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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不同？
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做一个比较，是缺乏说服力、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民族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民族。一个民族轻易地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外一个民族是这些服装样式的发明者。后者用辛勤的劳动赚取、穿戴这些服装，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了自己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已经指出的，日本在抛弃东方模式学习西方文明方面，基本上只是抛弃了自己的衣服方式而已。相反的，中国人坚持自我。在许多个世纪里，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缓慢、辛苦地纺织着自己的服装。
除了这点之外，中日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打开国门，到建立和处理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一切都有利于日本。正式将中国强迫进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鸦片战争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论述。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日本也是在刺刀下面，被纳入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美国主导了这一过程，与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签约国双方都制订了严格的法律禁止输入和使用鸦片。我们已经看到与中国签订首批条约的列强是如何处理这些法律的。另一方面，我们外交官进入日本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执行禁烟，这就在实际上加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大不列颠对在中国禁止使用鸦片的立法横加干涉；美国却对日本的相关立法给予了道义支持。这两种行为的差别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我们通常预料的要深远得多。甚至可以说，它导致了现代中日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1872年的时候，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日本的一些中国侨民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要求转交给朝廷。他们要为居留在日本期间受到的苦难和不满鸣冤申诉。他们抱怨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吸食鸦片，而日本政府干涉他们吸毒。他们列举了许多为此遭受的磨难，宣称日本警察甚至习惯于在夜晚闯入他们的卧室，闻他们呼吸的气味，以判断他们是否吸食了鸦片。
1878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同意在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中选择几名，送入美国的西点军校或者安娜波利斯陆海军学校深造。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朝政府在之后的三年一直做着努力，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是导致“幼童出洋肄业局” 撤消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为了与现代文明方式和理念接轨而采取的最现实的步骤。当中国人的要求被美国拒绝的时候，日本政府派遣并资助的学生却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军作战技艺与理论。中国政府对此事非常清楚。在最近中国日本两国间爆发的大规模海战中 ，几位日本海军的主要将领都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先前拒绝中国留学生而允许日本公派学生学习军事的做法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海战的结果。我们同样不知道这样的拒绝多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导致她在进步方向上三心二意，对前进提升的方向忧郁不决，畏首畏脚。
美国和所有的英国殖民地，即中国移民能够到达的地区和中国苦力们确信他们能够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所有地方，都通过了反对中国移民的法律。但是还没有任何限制日本移民的类似立法行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自己的人民向外迁移，也很自然地反对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立法。中国从不将国民视为尘埃渣滓。
这些比较和对比并不以争论或者谴责为目的。笔者也不想涉及以下的问题，即对这两个相邻大国的不同待遇是否同时将他们从几个世纪的封闭孤立中拉出来，是否造成了他们相互猜忌，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认识那些在内部相互作用使中国走到今天的独特力量，就应该重视这些对比。
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1）
在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她被毫无准备地推上舞台，面对纷繁复杂、矛盾迭起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着国家今后的发展存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人物实际上塑造了国家的政策，主导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1860年，当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是惟一一位留驻京城的皇室成员。他走上了前台，与手握重兵的各国外交代表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这一事件开始直到1884年引退为止，他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掌权人物。可能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并不像对李鸿章总督那么熟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常驻首都而不是居留在通商口岸；也部分因为他的皇家威仪使一般的旅行者难以接近。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始终是帝国政府的真正首脑，李鸿章则是中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在其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就成功创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的外交制度，同时建立了无比高效的海关制度。他镇压了华中地区的太平天国反叛，紧接着又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起义；他以惊人的宽松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因为天津教案中难以描述的恐怖而引起的愤怒情绪；他对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起初持反对态度，后来他的先见之明告诉他进一步的反对是危险的，他也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妥协；他在伊犁问题上击退了俄国，并且废除了苦力贸易的存在。最后，恭亲王因为法国侵略越南问题而不幸去职。但是他在越南问题上规划的政策也被他的继承者成功实践了。
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内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在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间，恭亲王经历了两朝皇帝 的兴衰。其中一位皇帝像女性一样柔弱，缺乏帝王应该有的品质，在挥霍，浪费，消遣，放荡中死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最近，他官复原职，必将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
1822年，李鸿章出生于华中地区的安徽省。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但是随着家族的这一代人中所有的男子都攀登上了仕途的顶峰，每个人都被赏戴珊瑚顶戴花翎，李鸿章的母亲因此被朝廷大力褒奖。李家显贵起来了。
李鸿章崛起于帝国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他是其中一个起义军势力强大的省份的巡抚。他下令将五位投降的太平军藩王和首领斩首。而这五个人是在戈登将军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可以免遭惩罚的前提下才投降的。 1871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之后他一直担任此职务。 直隶总督是所有地方督抚中最为重要的职位，因为京城就在他的管辖之下。
李鸿章富有军事经验。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2）
在辉煌眩目的政治生涯中，李鸿章自始自终效忠于清王朝。他始终是中国政府的坚强臂膀。由于他的大力筹划，中国建立了近代的海军和组织化的新式陆军。帝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