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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向他保证,他做这件事完全没有恶意。当他看到睡觉的人的辫子就挂在床边,伸手可及,就只是因为贪玩,像小孩子一样使用了这把剪刀。但是他立刻纠正了我。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加了解玩辫子(即使是无意中晃动辫子)意味着什么。剪辫子的人绝不仅仅是在制造恶作剧。这件事情相当严重。我向他保证,如果他承认了绝不会受到伤害,依然不起效果。既然他没做过这件事,为什么要承认呢?
用这种方法叙述这场谈话和它的失败很简单。任何笔也描绘不出他那无辜的,孩子般的脸,沉稳安静的眼神,敏捷坚定有礼貌的语调。总的来说,没有一点儿内疚的痕迹。如果阿新是有罪的,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有罪的。一个朋友善于发现中国的小偷。一次,他将他的秘诀和盘托出。如果突然询问一个嫌疑犯他偷东西的理由和时间,然后仔细的看着他的喉咙。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在回答之前就总是要咽一口唾沫。但是阿新没有咽唾沫。
最后,我很疲乏而且失去了耐心。我确定是他剪的辫子,说到:“很好,你否认做了这件事。我依然确定是你做的。我来到这里,把你找来,是来帮助你,不是来给你找麻烦的。我不想看到你受到处罚,就像我反复向你保证的一样。我很高兴做任何能帮助你的事情。你是有罪的,你剪了辫子。在这种混乱时期,关于中国的官员会对任何人,甚至是剪辫子的嫌疑犯做出什么这件事,你知道得比我清楚。那条辫子是昨天晚上,在这间屋里,由一把剪刀剪掉的。你在屋里,而且承认自己拿着屋里唯一的一把剪刀,整晚都拿着。我将把你连同这些事实交给京城衙门处理,让他们去决定你是否有罪,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
即使这样说也没有让他做出任何改变。于是我转身叫跟随我的一位仆人,拿着我的名帖去旁边的衙门,立刻找来两位警官。阿新听到我这样说,还是带着无忧无虑的表情站在那里,直到我的仆人走到门口,他的举止像闪电一样改变了,说到:“你不必那么做。你说的完全正确。是我在那个人睡着之后剪掉了他的辫子。就像你猜得那样,在我回家时把它扔在了门外的雪地里。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吓那个人,他是一个乡巴佬。”
我知道这个男孩如果落到当地衙门的手里,会因为他欠考虑的行为收到怎样残忍的惩罚。我和传教士达成共识,不把这件事汇报给附近的衙门,而是对要见军方都统这件事做出解释。传教士答应立刻把阿新送出城去,并且先把被剪了辫子的人关在屋里,然后再由两个谨慎的中国人护送出城镇,给他一些礼物,送他回家。这个计划顺利地执行了。没有把剪辫子这件事的一点实事宣扬出去。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中国的高级官员是多么严肃的对待剪辫子这种大不敬的行为。一个星期后,恭亲王和内阁成员来到公使馆问候新年。在交谈中,他询问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请求见都统,后来又撤消了请求。因为他手下的人发现他很忙,直到第二封请求撤销约见的信到了之后,才告诉他。我向他叙述了这件事,并且补充道,剪辫子这件事只是阿新孩子气的行为,最好不要在意它。但是恭亲王不这么看。他变得很激动,认为阿新完全清楚剪掉辫子的后果,他将因此丧命。并且坚持让我提供给他的真实名字和住址。幸好我的确不知道阿新姓什么,也不知道他被送到了哪儿。因此不能给当局提供任何线索。毫无疑问,如果他落在当局手中,会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举动而丢掉性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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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审问犯人(1)
和整个政治体制一样,中国的司法体系也是建立在宗法制思想之上的。各级官员从不忘记在理论上,自己是治下百姓的父母官;他们在审案的是总是反复过堂询问,耐心烦琐地搬出道德说教,劝告当事人供认实情。他会在一句话中对当事人进行劝诱、恳求、威胁和建议;搬出孔夫子的神圣说教;发问一些毫不相关、莫名其妙的问题;向当事人保证提供亲人一般的关照。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们敏锐的双眼一直游弋在当事人身上,随时准备抓住当事人出现的丝毫神态、举止与话语上的漏洞。所有一切的目的只有一切——供认实情。
有一次,我非常荣幸与一位中国法官共同审讯七个中国嫌疑犯。他们被指控聚众攻击一名美国公民。这七个人是采煤工人,他们试图用粘满煤砟子的肩垫来攻击外国人。这些肩垫是采煤工人从井下向上运煤的时候,垫在肩膀上的。粘满煤砟子的肩垫卷起来与沙包一样危险;如果那名美国人的头部受到一下沉重的打击,就足以丧命。毫无疑问,这些人是有罪的。攻击事件发生在正午时间的城市中央广场之上,完全可以找到上百个证人来指证这七个人的罪行。
整场审讯是这样进行的:
在询问了嫌疑犯的姓名之后,那位受人尊敬的、和眉善目的、年近古稀的中国法官面向其中一名嫌疑犯,用家人聊天一样的语气说:
“现在,你把整件事情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攻击美国人?把全部实情都讲出来吧。”
“大人,我没有打外国人啊。”那人说道,“我当时并不在那儿。还有,我是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我保证,我从来没有打过那个美国人。”
“哦,是的,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法官接着说,“像你这样的良善百姓是连小孩子都不会伤害的;但是,是什么促使你去攻击美国人呢?难道你不知道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吗?为什么你要伤害自己的兄弟呢?当然了,我们知道你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当案子发生的时候,你正在床上睡觉。同时我们也知道,你的确做了这事;如果你供认了这事,会给我们省去大麻烦。当然了,你并没有伤害他人;我们对此非常清楚。你只是想找点乐子。你可能被人教唆说只要在大街上,你只要打了外国人或者给他惹上麻烦,外国人就会离开我们这里,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你就信了,并试着去做。自然,你不在那里,但是你还是打了那个美国人,就像你在那里一样。现在,你看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大人。他从遥远的京城专门为此案而来。他是个美国老爷,我得按照他要求的对你进行惩罚。他早就了解了全部实情,告诉我你的名字,并要求我将你逮起来;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位好心肠的老爷。你赶快把全部实情告诉我,他就不会为难你了,还会将你无罪开释。同时,他还急着赶回北京。这位美国大人还答应,如果我们能在今天将这件案子处理完了,他明天就请我吃饭。你不会耽误他的事情,让他不方便吧?你会吗?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了解了。不要让他不高兴,现在,你就赶快招了吧。”
就这样,这位老法官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对被告矿工反复盘问、观察、说服。而被告在整个过程中,一有机会就插话重申自己是无辜的,只是语气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缺乏底气。
最后,那矿工说:“但是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重重地打了那人。”
一闪念间,老法官立即发问道:“就是说你的确打了美国人!好了,现在,告诉我们实情。”
现在那矿工像用针扎老师的座椅恶作剧被抓住的小学生一样,耷拉着脑袋,说:“好的,我交代,我全都交代。也许我猛力推了他一把。”
“这就对了。”法官说“我们就知道是你干的;但是老实交代总是好事。”他转向我,问道:“我应该怎么处罚这个人呢?”我向他说明了一条比较适当的刑罚,并马上得到了执行。
其他被告也随即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整个宣判过程没有超过十分钟。
如果美国监狱改革协会 的成员有机会考察中国的监狱。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是中华帝国最好的模范监狱也会使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所能看到的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之外。这些监狱令人作呕,极端恐怖。里面发生的残忍与野蛮是如此惊人恐怖,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描述。其中有两点是必须向读者说明的。第一,每一座监狱都要服务于建造者的目的。它们必须对所在地的下等人和犯罪团体有威胁、震慑作用。进入高墙内的犯人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任何人只要了解中国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住所,那么他们一定同意这片土地上的监狱如果想起到限制犯罪作用的话,必须要把自己建造成恐怖的魔窟。事实上,如果美国最差最受批评的监狱被搬到中华帝国的话,那么会有一半以上的罪犯和潜在的犯罪人口急不可奈地作奸犯科,以便能进入高墙内获得一席之地。同时,里面的犯人也会一再强调自己的罪行,要求加重处罚,以便在这座“最差”监狱内延长居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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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审问犯人(2)
第二,在中国拘留监禁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措施。监狱仅仅是用来关押证人、嫌疑犯和等待判决的犯人的场所,所有这些人都在监狱内等待法庭对他们的处置。入监服刑并不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刑罚,法庭从来没有对某人判处过监禁。这一事实使得监狱内存在恐惧和惨无人道的私刑令人更加不可接受。它是对那些无辜的证人、受到指控但实质清白的嫌疑犯的严重犯罪。而这一切只是这些中国的“死亡高墙”内发生了恐怖内容的一部分。有一个中国人在北京的一座监狱大门上用汉字写了两个大字“地狱”。对于这两个字所描述的对象来说,这样的描写还是相对温和的。
。。
送礼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收送礼物的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它在维持加强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方面拥有实践价值。中国的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各级罪行可以通过交纳罚金来取代惩罚,但是司法过程中允许通过纳金来抵消一些并不严重的罪行。实际上大量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压榨罪犯尽可能多的金钱来私下结案。虽然这些钱有的时候被挪用花在了继续的公共事业之上,但是这些罚金从来就没有上缴到国库。在中国,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渎职或者失职行为有非常广泛的认证权力,可以采取罚金等惩罚方式。因此,一旦有反对他们的声音或者抱怨,一旦遇到困扰或者麻烦,下级官员就赶紧向负责官员送钱。如此一级一级类推。
不管这种制度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在正面的意义上,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那些有权收受罚金而又被上级官员监督负责的官员们尽心维护秩序,小心谨慎地统治百姓。如果地方官员明白——事实上他们都明白,如果压榨索取得太多,民怨沸腾,让总督巡抚们知道了,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上级官员平分自己的所得。这样做,他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精明算计。与其榨取过多,不得不让上级官员拿走一半或者大部分所得,还不如只榨取这一数额的三分之二但却全都占为己有。同样的,如果官员玩忽职守,使得抱怨不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爆发出来,那么他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即使这些抱怨和不满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客观上站不住脚的也一样。下面就有一个非常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有一次,我向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旁边的衙门报告了一件盗窃案。有小偷进入了公使馆中国打字员的房间,偷走了银器装饰品,大约价值十五或而是美圆。衙门的捕快慷慨地保证一定尽快抓住盗贼,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事情不了了之。我也渐渐把这事给淡忘了。三个月后,又有盗贼进入了我的房间,偷走了值钱的财物。这次来的还是上次的捕快。我威胁要将这事情报告给北京城的九门提督,往上告。在压力下,捕快保证一定在20小时内将所有盗走的物品和盗贼都擒拿归案。他果然做到了。
几星期后,这位捕快要求与我见面。我答应了。他拿来了上次盗贼从打字员房间偷走的银器,一样不少地摆放在桌子上。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和惊讶之情。我们俩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它们给我惹了许多麻烦,让我陪了一大笔钱。如果您在向九门提督抱怨前警告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您追回来,避免自己的损失了。”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九门提督遇窃的事啊!”
“您肯定告诉他了,因为他对整件事情非常了解。”
“没有。我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或者其他事情在提督面前抱怨过你。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你不把闯入使馆的盗贼给抓获的话,我会上告;但是你的任务完成得让我们非常满意。加上失窃的东西价值也不高,我并不打算宣扬这件事情。实际上,我都把整件事情忘记得差不多了。”
“难道您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