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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7时，有穿深绿色工作服的护士推手术车来病房接汉桥。当我见到护士那深绿色的服装和滚动着的手术车的一刻，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突然袭来，好像汉桥不是去做手术，而是去上刑。那个身着深绿色衣服的人，不是什么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是一个刽子手，是“阎王叫你三更去，谁敢留人到五更”里的索命鬼。汉桥听到叫她，平静地走过去，躺到了那个带着轮子的手术车上，小门小冯及不少病人都围过来看她。在那一刻，我真得想拦住汉桥，不让她前去。可理智还是让我跟过去，紧握住汉桥的手，说坚强些汉桥，我和大姐在手术室外面等你。看着车子顺着走廊走了。汉桥一个人去了，离开了时刻围护着她的亲人，走进了那个陌生的地方。那是个生死场，是个奈何桥。在那个神秘而冰冷的地方，什么时候麻醉，什么时候开始手术，怎么来做，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的心紧紧地崩着，悬着。
我和大姐收拾东西，因为汉桥手术之后，要住进观察室里，不再在这儿住了。我们把一应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装包。装了汉桥的衣物，她的衣裳，胸罩，袜子，还有她的鞋。当我看到她的那双红色运动鞋时，我的心里突然格外地痛楚起来。我想到了人们在形容人生无常时常说的那句话，“今天脱鞋明天还不知穿不穿哩”，想到了手术同意书上各种血淋淋的词汇。汉桥进了手术室，那是个多么危险的领域。她要出不来，这双鞋她就永远不再穿了。一时，我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之中，整个世界都在随着我一齐下沉。那种感觉刻骨铭心，并且久久不散。我看了看大姐，却在平静地收拾东西，她不知有无这样的感觉，也许不会有吧。她们虽是姐妹，却久不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一定不会有我这样独特的感受。整理完了，我们把东西暂时寄存在那里，托小冯保管着。然后我拿了包和水杯，和大姐来到了位于15层，也就是病房最高处的手术室。
我们来到那个陌生的手术室门前，这儿是个厅，长方形，约有二十几平米样子。门的右侧挨墙是几个塑料靠椅，靠椅的左斜对面是两部电梯口。电梯口的右前方，是专门供医生和护士出入手术室的门。两个电梯之间的墙上还张贴着非典时期的宣传标语：“防治非典工作职工应知应会……”“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等，还有对我们这些病人家属说的：“为了你的健康，预防交叉感染，建议家属回到病房等候……”
我和大姐在塑料靠椅上坐下来。7时50分，有医生在叫我。我来到那个通向手术室的通道，门未关，我走了进去。见到门里边约两米深地方还有一道门。两道门之间，左侧是一个窗户，窗户打开了，有麻醉师从里面送出签字单。麻醉师是个中年妇女，长得清秀而端庄，职业感很强。我说请问医生你贵姓？答姓张。我瞅瞅周围没人，把预先准备好的信封塞了进去，里面有500元钱。她却不收，用力往外推。我说只是表达一下心意，请您一定要收下。此前我听小冯说过有个姓张的女麻醉师，清正廉明，从不收小费，但还是决心试一试，现在看来是她无疑了。但我还是不甘心，又往里推，还是不要，竟生了气，扔到了地上。没法了，只好暂时捡起装进口袋里。拿过单子，看到上面又是*条各种危险事项。又问了过去问过的话，是不是出了这些问题你们就不管了。张医生说不是那回事，这是病人家属的知情权，但手术会出现什么问题谁也不敢打保票。我签了字，递给了她，说了拜托和感谢的话。 。。
最长的一日（2）
我又来到手术室门前，在凳子上坐下来。在我们旁边，有三位手术者家属，一位少妇，一位女青年，一位中年妇女。大姐轻声问我给了没有？我说没有，人家不要。她说你就没有多让让？我把情况给她说了一遍。大姐说张医生可真是个好人。我对大姐说，钱送不出去，心里不踏实。大姐说一会儿看有机会了再试试，真不行也就算了。
手术室的门是朝两边自动开的那种。透过磨砂玻璃，可看到影影绰绰的人影，在里边走来走去。在门偶然打开的刹那间，我看到里边原来是个与门平行的走廊，地上铺着绿地毯。里边没有一点点声音，给人以很安静，很洁净，很神秘、很神圣也很恐怖的感觉。此处就是T医院这个“大脑修理厂”最为核心的地方，也是像许大夫这些精英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无数的病人怀着希望千里迢迢而来，在这里告别死亡，迎来健康，重获新生。但对于那些个不幸者，这里却成了走向了死亡的通道和与死神拥抱的驿站。
过了一二十分钟，我又推开那个侧门，来到和张医生签字的窗口。往里面看，却见不到人。等了几分钟，就叫：“张医生，张医生——”叫了几声。张医生过来了，问有什么事。我又掏出那个信封，往里塞，说：“张医生， 那个病人是我爱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张医生脸沉下来，严肃地说：“我还以为有了什么事，不是跟你说过了，这个我不能收，怎么还来。不要再说了，我正在工作，你走吧。”说完，关上了窗户，让我吃了个“闭窗羹”。回来又对姐说了，姐说现在世上好人还是有的。
我坐在那里，不时地看着表，猜测着汉桥此时此刻在干什么。8点半了，可能已打麻药了吧。她是全身麻醉，药劲一上来，就会昏迷过去，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去接受手术刀的爱抚。可现在许大夫还未到，看了看表，已快9时了，我不由焦急起来。我盯着电梯的门，每逢打开，就紧张地在人群中去搜索许大夫那高大的身影。我盼望着许大夫早早过来，希望他不要食言违诺，也祈祷着不要有什么意外光顾他，而影响了我们的手术。
已过了9时，许大夫还不来，等得焦急万分，我下到三楼问大夫是怎么回事，怎么现在还不来。他们说只要是预先约好的，就不会有问题。我突然想到我们的点名费还没交，于是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医生迟迟不来。就问点名费是不是这个时候交的？他们说朱大夫上去了，回来补就可以了。由是猜测不是这个原因。大夫还说手术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开颅，第二阶段才是大夫做手术。由是我想到，也许现在医生们正在做准备工作，不到最后时刻，许大夫不会出场。就像古装戏里的两军对垒，不到决战时刻，主将不会出马。但我还是不放心，又到七病室，向小冯夫妇询问。他们说是这样的，准备工作都是朱大夫和程大夫他们做的，都做好以后，许大夫才来动刀。又安慰我说，没事的，既然答应了，许大夫肯定会来的，而且也不会耽误时间的。但我心里仍十分焦急，想的很多。大姐也在一边跟着我焦急，说是不是嫌给的钱少了？或是有啥事了。9时半，实在忍不住了，我跟许大夫打了电话，半天才接，边接边和人讲着话，知其还正在忙着。说放心，一会儿就过去了。回来等到9时49分，还未到，实在焦急，又给程大夫打电话，响了一会儿，一女的接住，问是不是许大夫？我说不是，是找程大夫的。程大夫来接了电话，说许大夫9时半至10时来。我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说不会的。就又坐下来等。10时了，人还未到。我和大姐真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那边坐着的几个女的也知道了我们的心思，一个说，可能是有什么事了，要不是大夫早就该来了。过去她的一个什么朋友，才8点主刀就进去了。越发说的我和大姐着急万分。我们的目光如激光一样直直地射向楼梯上的指示灯。15楼了，一会儿是上来送药的，一会儿上的是家属，电梯里就见不到许大夫那高大的身影。我想到是否那边出了什么紧急病号，或是路上车子出了问题。又想到如一旦来不了怎么办？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大事，为什么就这么沉气呀。这边已打了麻醉药，颅已打开，各种工作都已齐备，就那样干等着许大夫来？要是麻药劲过时了，手术做不完怎么办？再一个，他事先不去对病灶作一番研究熟悉，怎能确保手术的成功？今天天气这么好，一切都如此顺利，难道会在这个关节出问题？真等得焦急呀！眼睛盯着电梯指示灯，已出现11层，就站起来，等着许大夫出现时和人家致礼欢迎。可就是不来。无法，又打了电话，响了几声，许大夫接住了，有些不耐烦，说我们有安排，我已在路上。我说已过10点了，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又等，一直等天10时零8分，电梯里终于出现了许大夫的身影，还是穿着那件圆领深蓝色T恤衫，不慌不忙，四平八稳，给我们打招呼，说没事，他们在做准备。边说走进了左后边的那个通道，见他不紧不慢地从窗口里往外领取工作服，还有其他口罩什么的。许大夫终于来了，心总算放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正门打开了，正好许大夫走到了那里，见他已换了深绿色的服装。他跟我们点头致意，我理解他的意思可能是：“没耽误事，请放心吧。”
最长的一日（3）
许大夫终于来了，他亲自主刀这个事终于得到了落实，我和大姐放心了许多。人进了，我们就坐下来，安下心来耐心地等待，等待。在无比的焦灼里，想像着医生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手术的情景。
另外坐着的三个人，可能他们病人的手术比较轻，他们一直在进行着轻松的交谈，说着些家长里短的事，有时还发出笑声，这和我们的心情那样地格格不入。我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可他们没有一点感觉。又想想，凭什么也让人家和你来同样经受焦虑呢。
不停地抽烟。那儿不允许抽，我走到电梯右侧的步行梯口，下到楼梯上去抽烟。一支接一支。跟家里打电话，告诉岳母和父亲，手术正在进行中。还有许多朋友和亲人来电问候。小康也从宁波打来电话问讯。
坐立不宁，一会儿抽烟，一会儿来到窗前，朝远方观望。天空久阴骤晴，太阳如刚出浴般清新鲜亮。远处的各种建筑物，历历在目。车子流水一般在马路上流淌。一片鸽子带着哨音，从眼前掠过，飞向远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大千世界的人们都在忙着各自不同的事情，而我，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此时此刻，我正在忍受着焦虑的煎熬，在期待着我的妻子手术顺利，平安归来。
12时35分，许大夫突然从那个侧门走了出来，他轻松自然地对我们说手术很顺利，全都取了出来，3个月之后再复查，如有遗物，可用伽玛刀治疗。说已全部取净，也不会留后遗症。一幅很自信的样子。一会电梯上来了，许大夫走上去，电梯合上了门。我和大姐顿时兴奋起来，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而且做得很成功，很顺利。我一时得意忘形起来，说起了自从家来京，一路顺风的种种事情：来的第二天就住进了院，我们想让许大夫做，就真的许大夫做了。我们希望放在上午，偏偏上午的病人不做了，我们就放到了上午。天气连阴了十几天，今天我们做手术，就突然晴空万里……咱们的运气看多好。姐却给我泼冷水，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以后说不定还有啥事哩。我说最关键的是手术，只要手术成功，下步就是如何恢复的事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正说着，一个中年妇女（后来我们知道她姓李）端了个瓶子，从侧门出来，问谁是武汉桥的家属，我和姐赶快站起来。她告我们说，这就是取出来的东西。我和姐都过去看，我看到里边是大半瓶浅绿色的水，瓶子底部是一些油脂似的沉淀物。那人拿走以后，姐又激动又欣喜地说都看到了，一个像个鹅卵石大小的圆圆的瘤子，下边还有个像桃子的嘴似的尖尖的小根。我想可能自己太紧张了，没看清姐描述的那个圆圆的东西。姐埋怨我看的什么，这么清楚的东西就没看见。不管我看见没有，姐看见了，取出来了，就放心了。我们继续耐心等待汉桥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圆圆的瘤子，我也没有看错，因为手术是把瘤子切碎一块块地取出来的。姐的眼花了，或是自己的臆想。）
手术结束了，我也感到饿了，就到下面拿来了些点心。姐却不吃。我吃了一些，喝了些水。
1时20分，程大夫也从正门出来了，神态轻松自若，告知我们手术很顺利，再等20分钟汉桥苏醒过来以后，就出来了。尔后，他坐上电梯下去了。
我和姐更沉气了，心情更轻松了，只等着在门口看到汉桥。可是1点40分过了，汉桥没出来。又过20分，一直到两点，汉桥还没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姐焦急起来。我一直瞅着那个磨砂的玻璃门，又从两门之间狭小的缝隙往里瞅，看着里面皮影似的人来来往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