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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洁琳也是运动员出身。她在跟家人从爱荷华搬到明尼苏达后，很快就为登普西神魂颠倒。登普西在堪萨斯州服役时休假三天，两人闪电结婚。“登普西热爱旅行。”洁琳说，“他很想看看比明尼苏达更大的世界。我怀葛瑞格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到家，兴奋地说：‘坦桑尼亚需要老师，我们去非洲吧！’我根本不可能拒绝。所以我们就去了。人在年轻的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除了知道坦桑尼亚位于肯尼亚和卢旺达之间，他们对那里一无所知。在摩西，路德教会把摩顿森一家安顿在一幢曾属于希腊枪贩，后来被政府没收的大房子里。就像人们常说的“傻人有傻福”一样，一时冲动来到非洲的这家人，立刻深深爱上了这个在1961年独立的国家。
“年纪越大，我越感激拥有那样的童年。那是天堂。”葛瑞格说。
和那栋被如茵绿草包围的大房子相比，葛瑞格觉得院子里高大的胡椒树更像是他真正的家。“那棵树是安定的象征。”他说，“黄昏时，住在树上的几百只蝙蝠成群飞出觅食。雨后，胡椒的味道弥漫整个院子，香极了！”
登普西和妻子洁琳都不会强迫别人信教，所以他们家越来越像是当地人的社区中心。登普西在院子里设了一个垒球场，胡椒树的大树干做球档；他还组建了坦桑尼亚第一个高中篮球校队联盟。但登普西和洁琳真正的生活重心不是这些。
登普西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成就——募款兴建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学中心，也是全坦桑尼亚第一所教学医院。洁琳则投身于摩西国际学校的教育工作。这所学校就像一座文化大熔炉，将移居当地的各国小孩集中在一起。“就像个小联合国，学生来自二十八个不同的国家，在犹太人的光明节、基督教的圣诞节、印度的排灯节等各国节日都会举行庆典。”葛瑞格就读于这所学校，快乐地徜徉于各国语言文化之海。国籍差异在他看来微不足道，所以当小朋友们因为国籍不同而打架时，他总是很难过。有一段时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相当紧张，印巴籍的学生会在下课时玩战争游戏，假装拿机关枪扫射或做出将俘虏斩首的动作，这是童年经历中最让葛瑞格痛苦的。
“葛瑞格讨厌跟我们上教会。”洁琳还记得，“因为每一位非洲老太太都想摸他的金发。”除了这一点，葛瑞格是在没有种族意识的童年中长大的。
十一岁那年，葛瑞格爬上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座高山。“打从六岁起，我就老盯着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看，央求父亲带我到那儿去。”终于，有一天葛瑞格得偿所愿。“我走到喘不过气，一路呕吐着爬上山。我恨死了当时的感觉，但当我在晨曦中站上山顶，俯视着脚下广袤的非洲平原时，我知道自己注定会爱上登山。”葛瑞格说。
洁琳一共生了三个女儿，凯芮、桑雅以及在葛瑞格十二岁时出生的克莉丝塔。家中其他三个孩子很快就长得跟父母一样健壮，克莉丝塔却一直纤弱瘦小。她和家里其他成员看起来迥然不同。一周岁时注射天花疫苗，她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她的整只手臂发黑。”洁琳说。她认为那次注射的牛痘病毒可能导致了克莉丝塔后来的脑疾。三岁时，克莉丝塔感染了严重的脑膜炎，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健康。快八岁时，她开始出现经常性的抽搐，医生诊断为癫痫。即使在癫痫没发作的时候，克莉丝塔也同样承受着痛苦，“她很快就学会了认字，但那对她来说只是一堆声音，她完全不知道那些声音所代表的意思。”
三杯茶 第一部分（13）
成长中的葛瑞格是克莉丝塔的守护者，他不让她受任何人的嘲笑。“克莉丝塔是我们兄妹中最棒的。”他说，“她从容优雅地面对自己的缺陷。比如，她早上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穿好衣服，为了尽可能不耽误大家上学，她会在前一晚把衣服准备好。她相当体贴，善解人意，这一点，很像我们的父亲。”
葛瑞格满十四岁那年，父亲那所拥有六百四十个床位的教学医院终于峻工，坦桑尼亚总统在落成剪彩时出席并致辞。为了庆祝医院落成，登普西在院子里举办烤肉派对，买了成桶的甜酒，又将院子里的灌木丛砍光，以容纳五百位当地客人和外宾，还在胡椒树下搭了个舞台。登普西穿着黑色的坦桑尼亚传统服装上台致辞。
他表情平静，用斯瓦希里语说：“十年后，乞力马扎罗基督教医院的每个部门主管都将是坦桑尼亚人。这是你们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医院！”
“我可以感受到在场非洲人的快乐和骄傲。”葛瑞格回忆道，“他们原本以为我父亲会说：‘看看我们帮你们做了什么！’但是他却说‘看看你们为自己做了什么’！”
结果正如他所言。他盖的医院至今依然存在，是坦桑尼亚最好的教学医院；而且在医院建好十年后，所有部门主管都是非洲人。我觉得很骄傲，这个有着博大胸襟的男人是我父亲。他让我，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能做成任何事情。
当学校和医院都建好，步入正轨后，摩顿森一家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有个诱人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着登普西——在橄榄山上为巴勒斯坦难民建一间医院——不过登普西和洁琳决定，该让孩子回去体验美国生活了。
要回到久未谋面的祖国，葛瑞格和妹妹们既兴奋又紧张。葛瑞格翻出家里的百科全书，找到每个州的介绍，一边想象，一边做着回国的准备。过去十四年来，在美国的亲友一直给他们寄明尼苏达双城队的剪报。葛瑞格把这些都收藏在房间里，晚上睡前拿出来一读再读。那是他渴望了解的另一种文化。
第一天到美国高中上学，葛瑞格看到圣保罗中学里有很多黑人同学，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好像摩西离他并不那么遥远。
消息很快在学校里流传开来：那个十五岁大块头的害羞男生是从非洲来的。下课时，一个高大魁梧、脖子上挂着凯迪拉克链坠的篮球队员把葛瑞格逼到饮水机旁，一群叫嚣的狐群狗党也围了上来。“你不是非洲人！”他鄙夷地说，然后那群同伙开始拳如雨下地痛殴葛瑞格。葛瑞格本能地用手护住头，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当他们终于停手后，葛瑞格把手放下来，双唇颤抖着。带头的男孩突然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另一个拿起垃圾桶倒扣在他头上。葛瑞格站在那里，头上顶着发臭的垃圾桶，听着他们的狂笑在走廊里慢慢远去。
总体来说，葛瑞格对美国文化适应得很快。他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音乐和科学，当然，还有他遗传自双亲的运动才能。
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与美国生活脱节。“葛瑞格这辈子从来没准时过。”他母亲说，“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按照非洲时间作息。”
在非洲的工作给了这家人丰厚的报偿——但并不包括金钱。所以家里付不起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
“我是靠‘退伍军人法’在退伍后领补助上大学的。”父亲说。于是葛瑞格在高三那年前往圣保罗军人招募中心，签下两年的职业军人协议。
“越战才结束不久，”葛瑞格说，“我竟然去当兵，同学们都很惊讶。不过我们实在太穷了。”
高中毕业第四天，他前往密苏里州的立奥拿伍堡军事基地，接受新兵训练。当大多数同学在上大学前的暑假睡意正浓时，葛瑞格在当兵第一天，清晨五点就被中士吓醒了——他粗鲁地踹着寝室里的行军床，大吼：“赶快起床！”
“我不能被这个人吓倒。”第二天清晨五点钟，葛瑞格已经穿好军服，坐在床上跟士官长帕克斯问好了。
“他大骂我没有按规定睡足八小时，罚我做四十个俯卧撑，然后要我步行到司令部，给了我一个袖徽，让我戴着回寝室。‘这是摩顿森，他是你们的新排长！’中士说，‘他比你们这群混账军阶高，所以照他说的做！’”
三杯茶 第一部分（14）
摩顿森为人谦和，指挥效率并不算高，但他的表现仍旧相当抢眼。橄榄球校队和田径队的训练让他体能优异，军中的基本训练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甚至不如越战后美军委靡的士气让他记忆深刻。摩顿森和第33装甲师一起被派驻德国，行前接受医护训练，成为一名医护兵。这也开启了他这辈子对医护的兴趣。
“刚入伍时很天真，不过军队生活能让你一夜长大。”摩顿森说，“很多人在越战后都染上毒瘾。有些人因注射过量挂掉了，然后我们就得去收尸。”在一个寒冬的清晨，他们去给一位中士收尸——因为是同性恋他被人痛殴，丢在满是冰雪的壕沟里。
派驻在东西德边界附近的班贝格时，摩顿森练就了随时可以入睡的本领，这让他的余生受益匪浅。这得感谢军队里不规律的作息，他们必须在任何地方入睡，也必须瞬间恢复清醒。“我从来没对任何人开过枪，”摩顿森说，“当时柏林墙还没倒，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M16步枪瞄准镜里观察东德卫兵的动静。”放哨时，如果发现东德狙击手射杀企图逃亡的民众，卫兵被授权可对狙击手开枪。“这种状况偶有发生，不过从没在我站岗时发生。感谢上帝。”
摩顿森在德国认识的大多数白人士兵，都会在周末“找女人、喝得烂醉、或是嗑药”，所以他宁愿跟黑人士兵一起搭免费军机，去罗马、伦敦或是阿姆斯特丹逛逛瞧瞧。那是摩顿森头一回自助旅行，他发现旅行和旅伴都棒得不得了。“我在军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那是离开坦桑尼亚后我第一次不再觉得孤单。”
继“迟到”后，摩顿森养成了第二个最难改变的习惯——再也没办法把车往前开进停车场：即使已经退伍多年，摩顿森仍是倒车入库，无论在巴基斯坦，还是在家。按照军中灌输的观念，这样，他的脸才能永远面向前方，万一车子着火可以迅速逃生。
摩顿森申请了退伍军人奖学金，选择到学生族群更多元化的南达科他大学读书。
母亲当时也是学生，正在攻读她的教育博士学位，父亲则找了一份待遇很差的无聊差事，长时间在明尼苏达的一间地下室处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律问题。葛瑞格半工半读，在学校自助餐厅洗盘子，在达科他医院担任夜班护理员。每个月，他都偷偷把部分收入寄给父亲。
1981年4月，葛瑞格在南达科他州的第二年，父亲被诊断出癌症，那时他才四十八岁。葛瑞格在大学主修化学和护理，得知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和肝脏，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父亲。于是他每个月两次驱车六小时回家陪护父亲，每次都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
他提出暂时休学全力照顾父亲，但登普西却喊：“你敢！”葛瑞格只能持续隔周一次的探望。天气好的时候，葛瑞格把父亲带到户外，坐在躺椅上晒太阳。像在坦桑尼亚时照料绿茵庭院一样，登普西一直把罗斯维尔家中的花园照顾得好好的。现在，他也要儿子把杂草及时清理掉。
深夜，葛瑞格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总会听到父亲打字的声音。他正忍着病痛，安排自己葬礼的程序，母亲则坐在沙发上打盹，一直等到打字机停止，她再陪丈夫回房休息。
九月，葛瑞格最后一次探视父亲时，他已经住进圣保罗的中途医院，无法下床。“我第二天一大早要考试，但我不想离开他。”摩顿森回忆道，“病魔让他十分痛苦，但只要我在他身边时，他却总把手放在我肩上安慰我。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时，他跟我说：‘办好了，一切都办好了。每件事都处理好了。’他一点也不害怕死亡。”
像在摩西时筹划盛大的派对，为他们的非洲旅程画上成功的句号一样，对于自己结束世间旅程的仪式，登普西仔细规划了所有程序，包括最后一首圣诗。第二天清晨，他安详离世。
在罗斯维尔的“和平王子”路德教会，许多人参加了这场登普西生前亲自筹划，名为“返家之乐”的追思礼拜。葛瑞格用斯瓦希里语追忆他的“爸爸、卡卡、努都古”（父亲、兄弟、朋友）。
父亲过世后，葛瑞格开始担心会失去克莉丝塔，她的癫痫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葛瑞格决定在家居住一年，陪伴他最小的妹妹。他帮克莉丝塔找了份组装四号点滴袋的工作，并陪她在圣保罗坐了几十趟公交车，直到她学会自己坐车。克莉丝塔对哥哥的女友非常感兴趣，还问他一些羞于向母亲询问的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