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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正要让他们一个个走过我面前时，我的邻座奥勒？普勒茨大叫一声，在效果非凡的痉挛中从凳子上倒下。这一声剪断了我的全部回忆，我再也开不了头，只好放弃动笔的打算，所以，当科尔布勇博士收作文本时，我交上去的是个空本子。
尤利乌斯？科尔布勇理解不了我的难处，不相信我开不了头的苦衷。他简直不能想象，我记忆的铁锚竟然没有能固定的地方，铁链绷得那样紧，却只是虚张声势地发出一阵阵铿锵声，至多从深深的河底掘起一团团污泥，因此得不到为张网捕捞往事所必需的平稳和静止。
这位德语老师惊讶地翻了我的作文本后，叫我站起来，一面稍带厌恶，一面确实疑惑不解地注视着我，要求我作出解释，而他又不能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他怀疑我当真有回忆往事和发挥想象力的善良愿望，否认我文章开不了头的苦衷，只是说：你的样子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西吉？耶普森。并且反复强调说，我交白卷是同他作对。他不信任我，硬说我是反抗、心怀敌意等等。由于这类问题归教养所所长负责处理，科尔布勇上完德语课便把我带进了蓝色的管理所大楼一楼楼梯旁所长办公室。这堂德语课留给我的，只是因为自己的回忆杂乱无章、捉摸不定、怎么也串连不起来而感到的痛苦。
希姆佩尔所长老是穿着一件短风衣、一条过膝裤。他正被大约三十二个心理学家包围着，这些人对青少年刑事犯罪问题表现出狂热的兴趣。所长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蓝色的咖啡壶，几张不干净的五线谱纸，其中几页有他仓促创作的描写景色的简单歌曲，歌唱易北河，湿润的海风，海滩上柔中有刚的杂草，翱翔的银色海鸥，飘动的头巾，以及浓雾中的航船紧急的汽笛声。我们的海岛合唱队命中注定是所有这些歌曲的第一个演唱者。
我们走进办公室以后，心理学家们沉默地倾听科尔布勇博士向所长所作的汇报。报告的声音虽然很轻，但我仍能听到他又在重复反抗或心怀敌意这类话，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尔布勇把我的空白作文本交给了所长。所长和心理学家们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目光，然后朝我走来，他卷起我的作文本，打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又敲了一下自己的过膝裤，要我作出解释。我看着这些紧张的面孔，听见身后还有轻轻的咯咯响声，原来是科尔布勇正在拉自己的手指，见到一群人围着我等待解释，我真感到受罪。墙角有一个大窗户，窗前摆着一架钢琴。我望着窗外的易北河，看见两只乌鸦在飞行中争食一段软软的东西，也许是一截肠子，咽下去又吐出来，直到这段东西落在一块浮冰上，被一只警觉的海鸥叼走为止。这时，所长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几乎是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再一次要求我，当着全体心理学家的面作出解释。于是，我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困境：我如何想起了和作文题有关的重要情节，后来思绪又如何乱成一团；我如何寻找落脚点，想要由此深入回忆，但没有找到。我向他讲了许多人物的面孔，因为挤在一堆，分辨不清，还有各种活动穿插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使我怎么也开不了头，怎么尝试都归于失败。我也没有忘记告诉他，尽职的快乐在我父亲身上是一贯的，因此，为了如实反映，我只好不加剪裁地描写，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选择。
第一章 惩 罚（5）
所长惊讶地，甚至也许非常理解地倾听着我的叙述。而心理学家们一边低声议论，一边进一步靠近我，他们相互碰碰胳膊，讲了一些心理学术语：“瓦滕堡式的知觉缺陷”，“视错觉”，特别使我反感的是，他们甚至用了“认知障碍”之类的字眼。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怎么也不愿再在这些一定要把我研究透的人面前说什么了——岛上的生活早已使我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所长沉思着把手从我肩上挪开，端详着它，也许想要鉴定这只手是否还完整。他转身在来访者无情的注视下向窗户走去，望着窗外汉堡的冬天，似乎想从它那里获得什么启示和建议。突然，他向我转过身来，眼皮也不抬地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应该把我带进我的单身禁闭室去，“体面地隔离起来”，不是为了悔过，而是为了不受干扰地认识写好德语作文的必要性。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他进一步说明，一切干扰，例如我姐姐希尔克的来访都要禁止，我在扫帚车间和海岛图书馆的工作要免除，他特别承诺不让我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并期望我在获得同样伙食配给的情况下写出作文。他说，只要需要，可以一直保持安静。他又说，我应该耐心地去体会尽职的快乐。他还说，我应当仔细思索，让这一切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像竹笋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因为回忆可能是一个陷阱，一种危险，甚至给你时间去回忆也无补于事。心理学家们注意倾听着。所长几乎是友好地摇动着我的手，对于握手，他是有经验的。随后，他让人叫来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约斯维希，向他交代了自己的决定，并说：孤独，西吉最需要的是时间和孤独，请您注意，这两点要有足够的保证。接着，他把我的空本子交给了约斯维希，并把我们俩打发走。我们慢腾腾地走过结冰的操场。约斯维希既忧虑又带着责备的神情，似乎决定罚我写作文这件事使他失望了。这个人除了收集古钱币、关心海岛合唱队的演唱外，对什么都不热心。他把我带进禁闭室后，就要独自去伤心了。为此，我挽着他的胳膊，请求他尽量少责备我。他没有责备我，只是说：你想想吧。他说，想想菲利普？奈夫，借此间接地提醒我，别落到与菲利普？奈夫同样的地步。这个独眼少年也被罚写作文，据说，他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绞尽脑汁想给自己的文章开一个头，寻找一个充足的理由——据我所知，也是科尔布勇出的作文题“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人”——第三天，奈夫打倒了一个管理员，逃出了教养所，掐死了所长的狗——这件事情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逃到了海滩，企图在九月里游过易北河，最后淹死在河里。菲利普？奈夫是科尔布勇灾难性活动的一个悲剧性证明，他唯一写在自己本子上并遗留下来的词是：肉瘤。人们猜想，一定是一个长肉瘤的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不管怎么说，我来到这个专门收容难于教育的青少年的小岛后，指定我住的就是菲利普？奈夫的禁闭室。约斯维希让我想想他的命运，警告我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于是一种陌生的恐惧感，一种使人痛苦的急不可耐的情绪攫住了我。我冲到桌子前，一见桌子却又感到害怕，想顺着方才的路子回忆下去，却又担心找不到那条思路。我既踌躇又着急，既犹豫又急于想写，又想干又不想干。结果是，我冷冷地看着约斯维希搜查我的屋子，不，不只是搜查，而是给我时间罚写作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惩 罚（6）
几乎整整一天我就这样坐着。如果不是航船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可能早就开始了。船只在冬天的河流中向这里驶来，开始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远处低微的机器声宣告它们的到来。接着是一阵冲撞，一阵轰隆声，撞碎了的冰块，顺着铁质舷壁向后翻滚，这种捣碎的力量越来越厉害。同时，船只从地平线的铅灰色中向前滑去，颜色完全是苍白的，湿漉漉的，颤动着的，这与其说是水中的现象，不如说是空中的现象。我用目光迎接它们，伴随它们从我眼前驶过。它们带着被冰块划得遍体鳞伤的艏柱、栏杆、通风管道、油漆得锃亮的上层结构、结满白霜的肋材穿过冻冰的河。留在浮冰中的不过是一条宽宽的、不整齐的刀痕，像一条水沟，弯弯曲曲地向地平线流去，越来越细，最后被冰块淹没。寒冬易北河上的光是不可信以为真的：灰色变为雪白，紫色不再是紫色，红色也不是原来那样红，汉堡方向的天空斑斑点点，就像满是伤痕似的。
河的对岸，不仅传来了无力的铁锤叮当声，还有一条窄窄的、肮脏的彗星尾巴似的浓雾，像一条用纱布做的旗帜展开在我眼前。离我较近的是小型破冰船“埃米？古斯帕尔”号冒出的黑烟，它悬挂在河道的正中。一小时以前，这艘破冰船用怒气冲冲的船头像铁犁一样破开闪着蓝光的浮冰。长长的烟雾怎么也落不下来，也散不开，因为严寒把一切都冻住了，都消解不了，甚至连呼吸也变成有形的了。“埃米？古斯帕尔”号两次从这里开过，它必须让冰块不停地活动，不能让它们堵塞河道，因为，冰块的堵塞将使一切活动停滞下来。
警告牌歪斜地立在荒芜的海滩上——冰块的冲撞松动了它的桩子，潮水再加一把劲，最后，海风把警告牌吹歪了。所以，水上运动员们——警告牌本来就是为他们而立的——必须歪着头才能看明白内容：禁止靠近、停留或在岛上架设帐篷。到了夏天，人们肯定会把桩子竖直，因为，特别是那些水上运动员可能不利于这些少年犯的改造。这是所长的看法，如同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也是所长的那条狗的看法。
只是在我们的车间里，各种活动的周而复始既不会减弱，也不会中断。因为他们要让我们了解劳动的好处，甚至发现了劳动有教育价值，所以，他们密切注意，不让停顿：电工车间发电机的嗡嗡声，锻工车间铁锤的叮咚声，木工车间刨子刺耳的响声，我们扫帚车间的劈和削的声音都从未停过，这一切使人忘记了冬天，也提醒我还有任务摆在眼前。我必须开始。
桌子干净，陈旧，布满发黑的各种刀痕，有方体的名字缩写和年月，各种使人回想起痛苦、希望以及倔强的那一时刻的标记。作文本摊开在我眼前，准备容纳那篇惩罚性的作文。我不能再分心了，我必须开始，必须最终打开保存着我全部记忆的保险箱，取出它们，以满足科尔布勇的要求。我必须向他证明尽职的快乐，探求它的影响，乃至它在我身上的影响；接受惩罚，不受任何干扰，直到完全证明这一切为止。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既然我要前进，就必须走几步回头路，进行选择，找出一个地点，也许就从鲁格布尔警察哨开始，或者立刻从格吕泽鲁普、胡苏姆公路和大坝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平原开始更好；对我来说，在这一片土地上，只横贯着一条路，即从鲁格布尔通往布累肯瓦尔夫的路。尽管我不得不把沉睡中的往事唤醒，我却必须开始。
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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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禁止绘画（1）
就这样开始吧。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个星期五，上午，也许是中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最北部的警察哨，鲁格布尔警察哨哨长，我的父亲严斯？奥勒？耶普森准备动身到布累肯瓦尔夫去执行公务，向画家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转达一项柏林作出的关于禁止绘画的决定。我们这儿的人都管南森叫画家，这个称呼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父亲不慌不忙地寻找着自己的风雨衣、望远镜、皮带和手电筒，有意慢慢腾腾地在写字台边弄这弄那——我头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条围巾，不动声色地等着他——他已是第二次扣上自己制服上衣的钮扣了，还不断地望望窗外这糟糕的春天，听听窗外的风声。那不仅是刮风。西北风怒吼着向庭院、篱笆、成行的树木直扑过来，好似以一次又一次的骚乱和突然袭击来考验它们的坚定，并且制造了另一种景象，一种狂风大作的黑色景象：一切都东歪西倒，乱七八糟，充满不可捉摸的意义。我觉得，我们这里的风使房顶变得听觉灵敏，使树木有预言的本领，使那座破旧的风磨长得更加高大。当风紧贴地面扫过水沟时，使沟水如同做恶梦一般地翻腾起来，或者当它袭击那条装满泥煤的小船时，还抢走船上形状丑怪的泥煤。
当我们这里狂风大作并出现这种景象时，你若要顶得住，就非得在衣兜里装上一些压身物不可：一包钉子，一根铅管，或者一个熨斗。这样的狂风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当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让淡灰色的线条狂舞，并加上怒气冲冲的淡紫色和冷冰冰的白色，画出了吹向我们这里、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西北风时，我们谁也不会对他提出任何异议。而我父亲此时此刻正疑虑重重地听着这种风声。
一道烟幕飘浮在厨房里。一道散发着泥煤香味、抖动着的烟幕飘浮在客厅里。西北风钻进炉子，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这时，我父亲踱来踱去，显然在寻找推迟出发的理由。他在这里放个东西，在那里又拾起个什么来，把鞋套扔到办公室里，又把工作手册摊开来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他总能找到点什么理由来推迟履行他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