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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8月间，鲁迅兄弟卖掉了绍兴的故宅，合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罗姓的房屋，作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亲，带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启程到北京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他将这一次回乡的事写成小说《故乡》其中说：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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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9）
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以外，几乎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次搬迁的经过。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为原型，塑造了闰土——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表示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信心：
我希望他们（小说中的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引者）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全家迁居北京以后，鲁迅结束了七八年来独自一人住会馆的生活。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除了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二弟一家子，三弟一家子，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了。
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了《新青年》、《新潮》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出现了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十二个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圣陶）、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他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1921年1月，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变成了提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发表创作之外，还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的作品。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篇，最初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书，都曾经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也可以看出他同文学研究会关系的密切了。他的文学思想，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提出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意见，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反对宗法家族制度，反对礼教，要求妇女解放，正是五四运动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一文，作者是日本与谢野晶子。文章对于把贞操作为应该普遍实行的道德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作者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鲁迅发表在第五卷第二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就是对周作人的这篇译文的响应。鲁迅指出：中国历朝统治者和社会都表彰节烈，是不道德的。文章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0）
鲁迅的结论是：“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解放妇女和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论文提出：人应该着眼于未来，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篇文章还提出：不可能离开社会改革来改革家庭，“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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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1）
北京《晨报》于1921年10月12日创刊副刊。由孙伏园编辑。副刊有一个叫做“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部现代文学的杰作就这样悄悄问世了。
孙伏园的约稿，只不过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他早就想要写的。这篇“序”一开头就说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后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因为有这次约稿，鲁迅就将它写了出来。
小说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阿Q没有家，住在未庆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做工很卖力，博得过“真能做”的称赞。然而他受尽了豪绅恶霸直到地保的欺凌、剥削和压迫，甚至连最后的布衫和棉被都被讹诈去了，弄得他剩下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万万不可再剥掉的裤子。他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了赵太爷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感到这也许是改善自己处境的一个机会。“‘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小说描写了他这时候的心态：
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馀，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显然，阿Q弄不清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对改善自己处境的要求却是真实而且迫切的。
当他满怀希望前来投降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党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
小说这样介绍了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一伙“革命新贵”上台之后干些什么事呢？举人老爷为了要追一个农民“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可以把这人抓来下到狱中。而阿Q，竟被这个革命政权为了示众的需要诬为盗匪枪毙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设想一下，假如阿Q的命运不是这样悲惨，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小说是这样回答的：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够了！阿Q王国的政治纲领就是如此！小小一个阿Q何足道哉，天王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的作为，不就是一个放大了一百万倍的阿Q吗，那时，革命尚未成功哩。
阿Q就刑之际，说了句颇有点英雄气概的豪语：“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恐怕真是会这样。一个阿Q倒下去，千万个阿Q站起来！鲁迅是预见到这一点了的。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
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和绥惠略夫（2）
他这些话是1926年写的，到了1933年2月21日，他同美国朋友斯诺有一次谈话，斯诺问他：“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在鲁迅看来，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就是阿Q的统治。
鲁迅以极大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创造了阿Q这个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作为阿Q性格特征的是著名的“精神胜利法”，他能把所遇到的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解释成为自己的“胜利”。他是这样的穷困，可是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使他得到一点宽慰。这样，他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顿和屈辱都是可以忍受的了。他被人打了，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想了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是胜利了。他甚至因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够自轻自贱而感到骄傲。这真是惊人的自欺和麻木！这一方面是他无力反抗的反应，一方面也使他不再想到认真的反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拜伦的态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也就是鲁迅自己对待阿Q的态度吧。不幸的阿Q，你怎么这样没出息，怎么不起来斗争啊！
阿Q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了，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后来他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中更说，他写《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他把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一些最严重的弱点，例如安于困苦的、不公正的现状，并且寻找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或者从欺凌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来求得补偿，得到满足，等等等等，集中地反映在这部小说中。
阿Q这形象的典型性，可以从《阿Q正传》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时所引起的反应中看出来。1926年8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上刊有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其中追述到《阿Q正传》发表时的情形：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